那个桥洞，成了我们对抗整个世界的堡垒。
但我们忘了，堡垒越是坚固，从内部崩塌时，就越是彻底。
桥洞成了我们的乌托邦。
夏天的风裹挟着河水的土腥气吹进来，却被我们幻化成了自由的味道。
我在捡来的废旧画纸上涂抹，陈静就在旁边写诗，或者轻声念给我听。
我们的王国没有酒鬼的咆哮，没有药罐的苦涩，只有铅笔的沙沙声，和两个灵魂碰撞的轻微回响。
“林晚，你的画里有一种……很痛的东西。”
她有一次看着我的画，轻声说。
“那你呢？”
我反问，
“你的诗里，为什么总像是在告别？”
她沉默了，长长的睫毛垂下来，盖住了眼睛里的河流。
那一刻，我清晰地感觉到，她温顺的外表下，埋着一个比我更沉默、更沉重的世界。
但我们默契地没有深挖，只是贪婪地享受着这偷来的宁静与懂得。
我以为这就是永远。
我以为我们可以永远躲在那个桥洞里，用画笔和诗歌编织一个坚不可摧的未来。
北京的美院，上海的弄堂，所有地理书上的名字都成了我们秘密地图上的坐标。
我们甚至幻想，以后要合租一间房子，她写作，我画画，养一只猫。
“我们要考同一个城市，”
我信誓旦旦，用力勾勒着素描本上陈静读诗的侧影，
“我画画养你。”
她笑了，眼睛弯成月牙，但那笑容底下，有一闪而过的、我当时无法理解的阴霾。
她只是说：
“好。”
如果时光能永远定格在那个夏天，该多好。
可惜，县城的钟摆，从不为任何人的青春停留。
现实的裂痕，是从桥洞外开始渗透的。
先是我的家。
我爸发现我藏在床底的素描本，那是我准备用来报考艺术班的作品集。
他甚至没翻开，只是闻了闻上面的颜料味，就像被点燃的炮仗。
“画画？你他妈能画出个前程还是画出钱来？”
他猩红着眼，把本子摔在我脸上，
“老子辛辛苦苦供你读书，是让你搞这些资产阶级玩意儿？”
我妈在一旁帮腔，哭声尖利：
“小晚，你能不能懂点事！看看咱们家什么条件？学艺术那是烧钱！你老老实实念书，考个师范，回来当老师，比什么都强！”
那本凝聚了我无数夜晚和心血的作品集，像一堆垃圾被踩在脚下。
我没有哭，只是死死地盯着他们，把嘴唇咬出了血。
那一刻，我恨的不是他们，而是这个逼着人麻木、容不下一点不同的小城。
我抱着被踩脏的画本狂奔到桥洞。
陈静已经在哪儿了。
我没说话，只是把画本递给她看。
她看着上面的脚印，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她什么也没问，只是拿出她那方干净的手帕，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地擦拭着上面的污渍。
那个动作，比任何语言都让我想哭。
“他们不懂你，林晚。”
她声音很轻，却像磐石一样稳，“我懂。”
我信了。
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信了。
但我忽略了，她身上的枷锁，比我更沉。
有一次，我送她回家。
她家住在那片红砖筒子楼里，楼道昏暗，堆满杂物。
还没进门，就听见她母亲剧烈的咳嗽声，像是要把肺都咳出来。
陈静脸上的光瞬间消失了，又变回了那个温顺、疲惫的班长。
她低声对我说：
“你快回去吧。”
然后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那扇散发着中药和腐朽气息的家门。
门关上的瞬间，我听见她母亲嘶哑的声音：
“死哪儿去了？药呢？想渴死我是不是？”
我站在门外，像被冻住了一样。
那个在桥洞里会念“所有青春都耗在等待一场真正的雨”的女孩，被那扇门吞没了。
我突然明白，她的“乖”，不是选择，是生存。
高三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寒潮，冻结了一切。
教室里贴上了倒计时，空气里弥漫着油墨试卷和焦虑的味道。
我和陈静见面的次数被迫减少。
偶尔在走廊遇见，她怀里总是抱着一摞高高的作业本，我们只能交换一个匆匆的眼神。
然后，我听说了周磊。
周磊是体育生，家里据说有点关系，父亲在什么单位当个小领导。
他是那种在县城里活得很“明白”的人，早早知道了人脉和关系的重要性。
他开始公开追求陈静，每天一瓶哇哈哈矿泉水，雷打不动地放在她课桌上。
我第一次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慌。
我去桥洞等她，她来得越来越晚，来了也心不在焉。
“周磊在追你？”
我终于问出口，声音干涩。
她正在抄写英语单词的手顿住了，没有看我：“嗯。”
“你答应了？”
我的心跳得像擂鼓。
“……他爸说，毕业后能帮我安排进县医院当文员。”
她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工作清闲，能照顾家里。”
“所以呢？”
我猛地站起来，画板掉在地上发出巨响，
“所以我们说好的一起考出去呢？你的诗呢？你的‘真正的雨’呢？就换来一个县医院的文员？！”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是我从未见过的疲惫和一种近乎残忍的平静：
“林晚，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做梦的。”
她收拾好书包，站起身：
“我该回去给我妈熬药了。”
那天，她没有念诗，也没有为我擦去因为愤怒和失望而溢出的眼泪。
她只是走了，像完成一个任务一样，走出了我们的乌托邦，走回了那个需要她“懂事”的现实世界。
我看着脚下浑浊的河水，它依然流得那么慢，那么粘稠。
我突然有种预感，它快要淹过来了。
而我们用整个夏天搭建的沙堡，在现实的潮水前，不堪一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