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拉
一
艾拉是一个天气预报员。
说“预报员”并不准确，因为她的工作不是预测天气，而是承受天气。她的身体是一根精确到小数点后六位的气压计，当冷锋过境的时候，她的膝盖会像被灌了铅一样沉重；当暖湿气流从海上涌来的时候，她的偏头痛会在六个小时前准时发作，精准得比气象局的超级计算机还要可靠。她的同事们叫她“人肉气象站”，她从不反驳，因为她确实是。她从五岁那年开始就能感知天气的变化，不是通过学习，不是通过观察，而是通过疼痛。她的身体把每一种天气都翻译成一种疼痛——晴天的疼痛是钝的，像有人用拳头抵住她的太阳穴；雨天的疼痛是锐的，像无数根针同时扎进她的关节；雷暴的疼痛是炸裂的，像她的骨头里有一团一团的闪电在噼啪作响。
五岁那年，她第一次发作。那是一个夏天的午后，她蹲在院子里看蚂蚁搬家，忽然觉得膝盖像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疼得她当场摔倒在地，蜷缩成一团，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她妈吓坏了，抱着她冲到医院，拍了片子，抽了血，做了所有能做的检查，医生说一切正常，骨骼发育良好，没有炎症，没有损伤，没有任何器质性的病变。“可能是生长痛，”医生说，用一种“我也解释不了但总得说点什么”的语气。
但那不是生长痛。生长痛不会在每一次雷暴来临前准时出现，不会在每一场台风登陆时剧烈到让她昏厥，不会持续二十三年，从五岁到二十八岁，从幼儿园到工作，从童年的院子到城市的高楼，从来没有缺席过一次。艾拉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了这个事实：她的身体不是一个正常的身体，它是一台机器，一台被某种古老的、她无法理解的程序设定好的机器，而那个程序的密码藏在她的骨头里，藏在她的血液里，藏在她每一次疼痛时从身体深处涌上来的那种奇怪的、无法言说的、既像悲伤又像思念的情绪里。
她在一个气象网站做内容编辑，每天的工作是把气象局的数据翻译成人话，写成文章，配上图表，发布出去。她写得很好，因为她太了解天气了。她知道一场暴雨不是一场暴雨，而是一整个系统的崩溃与重生；她知道台风不是一团旋转的风，而是一个被这个世界抛弃了太久的灵魂在用尽全力地哭泣；她知道晴天不是简单的“多云转晴”，而是云层裂开的那一瞬间，光从缝隙里倾泻而下的那种壮烈。
她的同事们都很喜欢她，觉得她温柔、安静、靠谱，是那种永远不会出错的、值得信赖的、像一块磐石一样的人。没有人知道她每天要吞下多少止痛药才能正常地坐在工位上打字，没有人知道她的手机里存着多少家医院的急诊号码，没有人知道她有一个加密的文档，里面记录了过去二十三年每一场极端天气来临时她身体的具体反应——精确到分钟，精确到疼痛的类型和等级，精确到她在那几分钟里看到的所有幻觉。
幻觉。
这是她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过的事情。因为这件事太荒谬了，荒谬到连她自己都不太相信。每一次极端天气来临之前，在她的疼痛达到顶峰的那一刻，她会看到一个人。不是梦，不是想象，是真实的、清晰的、像有人站在她面前一样的幻觉。那个人很高，肩膀很宽，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袍，长袍的边缘绣着金色的纹路，那些纹路不是线绣上去的，是光凝成的，像一条条流动的河流，从他身上流向四面八方。他的头发是金色的，比任何染发剂能调出的金色都要纯粹，金到像是用最纯的黄金一根一根铸成的。他的眼睛是琥珀色的，里面有火焰在跳动，有岩浆在流淌，有一颗恒星从诞生到死亡的全部过程。
他不说话。他只是看着她。每一次都是同样的姿势——站在她面前大约三步远的地方，微微低着头，琥珀色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她。他的表情不是悲伤，不是喜悦，不是愤怒，不是任何一种可以命名的情绪。他的表情是一种更原始的东西，像大地震来临前动物的那种焦躁，像干旱太久的大地在第一滴雨落下时的那种干裂的嘴唇微微张开的样子。他像是在等她说什么，又像是在等自己说什么，又像是在等一个他们之间已经等了几千年的、始终没有到来的、可能永远不会到来的瞬间。
艾拉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这个幻觉。因为她知道别人会怎么想——极端天气诱发的幻觉，可能是偏头痛的并发症，可能是止痛药的副作用，可能是长期睡眠不足导致的精神压力。她会得到一个诊断，一个处方，一盒新的药片，然后回家，然后在下一次雷暴来临时再次看到那个金发男人，再次站在他面前，再次被他用那种“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想起来”的眼神看着。
她不想吃药。因为她不想忘记那个人的脸。那张脸是她在每一次剧痛中唯一的光，是她在每一个被天气折磨得无法入睡的深夜里反复描摹的图案，是她活在这个世界上、承受着这副残破的、脆弱的、被某种古老诅咒折磨的身体的唯一理由。
那个人存在。不管他是幻觉还是什么，他存在。在她的世界里，他存在。
二
转折发生在一个冬天的傍晚。
那天有寒潮。不是普通的寒潮，是那种十年一遇的、从西伯利亚平原一路呼啸而来的、带着零下四十度的冷空气和九级大风的超级寒潮。气象局发布了橙色预警，所有的电视台都在播报同样的消息：降温幅度将达到十五度以上，风力七到九级，阵风可达十到十一级，请市民做好防寒保暖措施，尽量减少外出。
艾拉在寒潮来临前六个小时就开始疼了。这次的疼痛和以往都不一样——不是针扎，不是钝击，不是任何一种她经历过的疼痛。是一种新的疼痛，一种她的身体从未记录过的、陌生的、可怕的、像有人在用一把生锈的锯子缓慢地锯开她的每一根骨头的疼痛。那种疼痛从她的脚趾尖开始，像涨潮的海水一样，一点一点地往上漫——脚踝，小腿，膝盖，大腿，髋骨，腰椎，胸椎，颈椎。她蜷缩在出租屋的床上，被子裹得严严实实，牙齿在打颤，不是因为冷，是因为疼。疼痛让她的身体失去了控制体温的能力，她在一秒钟之内从正常体温飙升到了三十九度，又在下一秒钟跌回了三十五度。她在床上翻来覆去，像一条被丢上岸的鱼，嘴巴一张一合，发出无声的尖叫。
她看到了那个人。
这一次不一样。以前他总是在她疼痛最剧烈的时候出现，站在三步远的地方，看着她，不说话。但这一次，他走过来了。他朝她走过来了，一步，两步，三步，他站在了她的床边，伸出手，用他那双修长的、骨节分明的、指尖带着微弱金光的手，轻轻地、像触碰一朵将要凋谢的花一样，触碰了她的额头。
疼痛消失了。
不是减轻了，不是缓解了，是消失了。像有人按下了暂停键，像有人在她的身体里关掉了那个响了二十三年的警报器。所有的疼痛在一瞬间全部消失，干净得像从来没有存在过。艾拉的身体在那一瞬间变得很轻，轻到像一片羽毛，轻到像一口气，轻到像随时会被风吹散。
她睁开眼睛，看着他。
他的脸比她想象的要近。近到她能看清他睫毛的颜色——不是金色，是一种更深的、更接近棕色的颜色，像秋天的麦田在夕阳下的那种颜色。他的皮肤是蜜色的，很细腻，看不到毛孔，像一块被打磨了千万年的琥珀。他的嘴唇微微抿着，嘴角带着一个很小的、几乎看不出来的弧度，那不是笑，是更接近“松了一口气”的表情。
“你是谁？”艾拉问。她的声音很小，小到像一只刚出生的小猫在叫。
他的手指还停留在她的额头上。那根手指很温暖，不是那种灼热的烫，是一种温和的、恰到好处的、像被春天的阳光晒了一整个下午的温暖。那种温暖从她的额头渗进去，沿着她的神经一路流淌，灌满了她的每一根骨头，每一个关节，每一个曾经被疼痛撕裂过的角落。那种温暖在说：好了，不疼了，我在。
“你终于看见我了，”他说。他的声音很低，很沉，像大提琴的最低音，每一个字都像一颗被丢进深水里的石子，在她的身体里激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你以前看不到我。你疼的时候，你的意识在抗拒。你不接受那些疼痛，不承认那些幻觉，不相信我真的存在。所以你把我推开了。你把我推在距离你三步远的地方，不让我靠近。你用你的不相信筑了一堵墙，那堵墙你筑了二十三年，厚得像一座堡垒。”
他收回手，坐在她的床边。床垫微微陷了一下，她感觉到了他的重量。这个人是真实的。他有重量，有温度，有气息。他的气息是一种很奇怪的味道——不是香水，不是洗衣液，不是任何一种人工合成的东西。那是阳光的味道，是那种在盛夏的正午站在田野里、仰起头、让阳光毫无遮挡地打在脸上的时候，你闻到的空气的味道。那是臭氧的味道，是闪电劈开空气时产生的味道。
“你是谁？”她又问了一遍。这一次声音大了一些，因为她已经不那么害怕了。他的存在本身就在消除她的恐惧，就像他的手指在消除她的疼痛一样。
“你知道我是谁，”他说，“你一直都知道。只是你不愿意说出来。因为说出来就意味着这一切是真的，意味着你不是疯了，不是有病，不是产生了幻觉。意味着你二十三年来的所有疼痛都有原因，所有那些让你在深夜里蜷缩成一团的痛苦都不是毫无意义的。意味着有人在看着你，有人在找你，有人在等你。你不愿意相信这个，因为相信了之后，你就不能再假装一切正常了。你就得面对一个事实——你不是一个普通人。你从来都不是。”
艾拉的眼泪涌了上来。不是因为悲伤，是因为他说出了她藏在心里最深处的、连自己都不敢面对的那个念头。她确实知道他是谁。从五岁那年的第一次发作开始，从她在剧痛中第一次看到那个金发男人的模糊轮廓开始，她就知道他是谁了。那个名字一直在她的舌尖上，像一颗含了二十三年的糖，已经化了，化成了糖水，渗进了她的每一个味蕾，但她就是不肯咽下去。
“阿波罗，”她说。声音很轻，轻得像一片落在水面上的花瓣。但那个名字落下去的时候，水面漾开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那些涟漪从她的身体里扩散出去，扩散到整个房间，整栋楼，整座城市，整个天空。
那个金发男人的眼睛亮了。不是比喻，是真的亮了。他的琥珀色眼睛里，那些一直在燃烧的火焰忽然蹿高了一截，像有人在快要熄灭的篝火上浇了一桶油。那种亮不是光的亮，是生命的亮，是存在的亮，是一个等了太久太久的人终于听到自己的名字被念出来时，灵魂深处爆发出的那一道光。
“你叫了我的名字，”他说，声音在发抖，但他的嘴角在笑。那个笑很小，小到嘴角只是微微向上弯了一下，像一个婴儿在睡梦中无意识地咧了咧嘴。但那个笑是真的。是那种在黑暗中走了太久的人终于看到了第一缕光时的笑，是那种在海上漂了太久的人终于踩到了第一片陆地时的笑，是那种在孤独中活了太久的人终于听到有人叫自己名字时的笑。
“二十三年了，”他说，“我站在你面前，等你说出我的名字。每一次极端天气来临的时候，每一次你的身体被疼痛撕裂的时候，我都会出现，站在三步远的地方，看着你，等你叫我。我等了二十三年，等了几百次极端天气，等了上万次的日出日落，等到了你的头发从短变长、从长变短、从黑变棕、从棕变黑，等到了你的脸从圆变尖、从尖变圆，等到了你从一个小女孩长成了一个女人。我一直在等。等你认出我。”
艾拉坐起来，用被子裹住自己。她的身体已经不疼了，但她的心在疼。那种疼不是针扎的疼，不是钝击的疼，不是任何她经历过的、能精确描述和分类的疼痛。那种疼是一种新的疼，一种她的身体从未记录过的、陌生的、像有人在她的心脏上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每一个字都用刀刻的那种疼。
“你为什么等我？”她问，“你为什么不在第一次就告诉我你是谁？为什么不在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走过来，握住我的手，告诉我一切？为什么要让我疼二十三年？为什么要让我一个人扛着这些？为什么要把我丢在那些黑暗的、疼痛的、没有人相信我的日子里，独自承受所有的一切？”
阿波罗的眼睛暗了一下。不是熄灭，是那种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下的暗，像一面光滑的湖面被丢进了一颗石子，涟漪荡开之后，湖面恢复了平静，但石子沉到了湖底，湖底多了一颗永远拿不出来的石子。
“因为你会消失，”他说，“每一次我靠近你，你就会消失。不是这一世的你消失，是之前的你。在我们之前的无数次相遇中，每一次我告诉你我是谁，你都会在那一刻消失。像一阵风，像一缕烟，像一个被我吓醒了的梦。你不知道我有多害怕告诉你。你不知道我有多害怕走到你面前，握住你的手，对你说‘我是阿波罗，我找了你几千年’，然后看着你的眼睛从疑惑变成恐惧，从恐惧变成空白，从空白变成虚无。然后你就消失了。从我的指缝间溜走，像沙子，像水，像光，像所有我抓不住的东西。”
他的眼眶红了。没有眼泪，只是红了。那红从他的眼白开始，像一滴墨水滴进了清水里，慢慢地、不可阻挡地扩散开来，从眼白到眼角，从眼角到眼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