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医务室的床上醒来，鼻子里塞着棉球，嘴里有血腥味。校医是个和蔼的中年女人，她递给我一杯温水。
“你发烧了，三十九度八。怎么烧成这样还来上学？”
我没有回答，只是看着天花板。那里有一道裂缝，像一道黑色的闪电，劈开了白色的墙面。
“你班主任在门外，要见见他吗？”
“不见。”
校医叹了口气：“你们这些孩子啊……我女儿也上初三，每天做作业到半夜。我说，别这么拼命，身体要紧。可她说不拼不行，全班都在拼。”
“那她拼出结果了吗？”
校医愣了一下，苦笑：“没有。她还是中等成绩，不上不下。有时候我在想，这么拼命到底值不值得。可大家都这样，你不拼，就被落下了。”
这就是我们的困境。明知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游戏，却不得不玩下去。因为所有人都告诉你：这是唯一的出路。
门外传来敲门声。校医去开门，是林小雨。她提着一个保温桶，站在门口，气喘吁吁，额头上都是汗。
“我听说你晕倒了，”她把保温桶放在床头，“我熬了粥，你趁热喝。”
“你怎么来了？现在不是上课时间吗？”
“我翻墙出来的。”她满不在乎地说，“反正那所学校我也不想待了。”
校医识趣地离开，留下我们两个人。林小雨打开保温桶，粥的香气弥漫开来。是青菜肉末粥，很朴素，但很香。
“我自己熬的，”她舀了一勺，吹凉了递到我嘴边，“尝尝。”
我吃了一口，温热的粥顺着食道滑下，暖了冰冷的胃。
“你的事我听说了，”她一边喂我，一边说，“整个年级都传遍了。陈默，你真敢说。”
“我只是说了实话。”
“实话是最伤人的，尤其是当它揭开所有人的伪装时。”她顿了顿，“但你做得对。至少，你让一些人睡不着觉了。”
“包括你吗？”
“包括我。”她笑了，笑容里有一丝苦涩，“我昨晚一夜没睡，一直在想你说的那些话。我们到底在为什么而活？为了取悦老师？为了讨好父母？还是为了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零件？”
我没有回答。医务室里很安静，只有墙上的钟滴答作响。窗外的雪还在下，把世界染成一片纯白。但我知道，这纯白下面是污泥、是垃圾、是所有我们不愿面对的真相。
“我可能要退学了。”林小雨突然说。
“什么？为什么？”
“我奶奶的病更重了，需要人全天照顾。我妈从外地回来了，但她的工资不够请护工，也不够付医药费。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得帮忙。”
“可是你的学业……”
“学业？”她笑了，那笑声里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沧桑，“陈默，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你一样，有资格谈学业的。对我来说，生存比学业更重要。”
我握紧了拳头，指甲陷进掌心。疼痛让我清醒，也让我更痛苦。我想说些什么，安慰的话，鼓励的话，但所有语言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别这副表情，”她拍拍我的肩，“至少我自由了。不用再背那些没用的公式，不用再写那些虚伪的作文，不用再假装自己是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好学生。我可以做我自己，即使那个自己很糟糕。”
“你不糟糕。”我哑着声音说。
“你也不糟糕。”她看着我，眼神清澈而坚定，“陈默，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
“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变成你讨厌的那种人。不要学会妥协，不要学会虚伪，不要学会对不公视而不见。即使这个世界要把你磨平，你也要留一个尖角，用来刺破谎言。”
我点点头，泪水模糊了视线。
“还有，”她从书包里掏出一本书，是《人间失格》，“这本书我看了三遍，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现在送给你。太宰治最后选择了自杀，但我不希望你这样。活着，清醒地活着，才是最大的反抗。”
我接过书，封面已经磨损，书页泛黄。这是她最珍爱的一本书，现在，她把这份珍爱给了我。
“我要走了，”她站起身，“再晚就赶不上最后一班车了。”
“我送你。”
“不用，你好好休息。”她走到门口，又回过头，“陈默，我们会再见的。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两个清醒的疯子总会相遇。”
她走了，像一阵风，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我靠在床头，看着她留下的保温桶，和那本《人间失格》。粥还温着，书还带着她的温度。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覆盖了整个校园。那些丑陋的，虚伪的，不公的，都被暂时掩盖。但雪总会停，太阳总会出来，真相总会显露。
而我，在十五岁的这个冬天，在发着高烧的医务室里，做了一个决定：我要活着，清醒地活着，即使这意味着要承受比麻木更多的痛苦。
因为在这个谎言盛行的世界里，清醒本身就是一种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