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的清晨
雾从施普雷河面升起，在柏林动物园火车站生锈的铁轨上方堆积，像冷却的铸铁。凌晨四点三十分，托特组织总部三楼东侧办公室的灯光已经亮了很久。
弗里茨·托特博士摘下眼镜，用指尖按压鼻梁两侧深陷的红痕。他面前桌上摊开的不是地图，不是作战计划，是三份来自克虏伯、亨舍尔和MAN工厂的生产报告。纸张边缘被翻得起了毛，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装甲板焊接时间、炮塔合格率、发动机在测试中熄火的频率。
副官克勒工程师站在桌前，手指无意识地摩擦着军裤侧缝。房间里只有托特手中红铅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像某种昆虫在啃食木头。
“炮塔，”托特终于开口，声音的温度听着很不舒服，“克虏伯还在坚持整体铸造。告诉他们，下个月开始，大部分订单转到戴姆勒的焊接车间去。如果他们舍不得传统手艺，就把需要把成本降到焊接车间的水平。”
铅笔尖停在报告最下方一行小字——关于“技术犹太人”的配额。克勒清了清嗓子：“弗兰克尔小组的悬挂系统改进通过了测试，越野表现好了不少。但是……弗兰克尔博士的特别税缴纳迟了一天，财政部发了通知，要求一周之内交齐。”
托特抬起头，他的脸棱角分明，像是用制图工具画出来的。他说到：“把测试结果拿给财政部的人看。告诉他们，弗兰克尔团队这个月的工作，抵得上一个营的战斗力提升。如果他们还想让前线收到坦克，就别打扰造坦克的人。”
“党卫队全国领袖办公室昨天来函，询问最终解决方案在我们系统的执行时间……”
铅笔被轻轻放回桌面，他那轻飘飘的声音让克勒的脊背绷紧。
“回复他们，”托特重新戴上眼镜，“在我的部门里，效率是唯一的标准。谁提高效率，谁就有价值；谁妨碍效率，谁就是敌人。至于这个敌人是不是犹太人让希姆莱去跟那些因为缺坦克而冻死的师长们解释。”
克勒记录的手微微发抖。窗外传来早班电车的铃声，尖锐地刺破晨雾。
托特走到窗边。街灯还没熄灭，在浓雾中晕开一团团昏黄的光晕。楼下有个工人在推早餐车，蒸气的白烟刚从保温桶冒出就被雾气吞没。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输掉了上一场战争吗，克勒？”
“因为……盟友的背刺？资源不够？”
“因为算错了东西。”托特没有转身，“我们算错了时间，算错了资源，算错了人心能承受的极限。这一场，得换个战术。不靠狂热，靠计算；不靠口号，靠数据；不靠征服一切的欲望——”
他转过身，背光让他的脸陷入阴影：“靠可以控制、可以预测、可以重复的力量。”
北大西洋深处
海水在五十米以下是黑色的，不是蓝也不是绿，是吸走所有光线后剩下的虚无。U-68潜艇悬浮在这片黑暗里，像一条沉睡的盲鳗。只有声呐屏上跳动的绿色光点证明外面还有另一个世界。
卡尔-弗里德里希·默滕艇长盯着那些光点。三艘商船，一艘老式驱逐舰护航。他可以在心里算出距离和角度，可以命令发射四枚鱼雷，大概率击沉两艘，重创一艘。明天的报告上会多出八千吨的数字，也许还能得一枚勋章。
但他没有动。
三天前，在基尔海军司令部的地下简报室，邓尼茨亲自站在幕布前。幕布上是复杂的图表，显示着击沉吨位与英国抵抗能力的关系、船员死亡率如何影响美国舆论、缴获的文件有什么价值。
“先生们，”邓尼茨的声音像北海冬天的海水，“从今天起，我可以说，你们不再是海盗，是外科医生。每一发鱼雷都要像手术刀——精确、冷静、目的明确。我们要的不是尸体，猎物承载的东西比他们的沉没更有价值。”
默滕当时问：“如果船员拒绝离开船呢？”
“那就击沉。但前提是，你已经尝试过所有其他办法。”邓尼茨调出另一张图，“每留一个敌方船员活着，战后我们谈条件时就多一分筹码。这或许是一种仁慈，但也是战后的筹码。”
现在，声呐员压低声音：“目标确认，‘橡树号’，经常发加密气象报告，可能是情报船。”
默滕点点头：“发射训练鱼雷。打螺旋桨前面，装药减量，引信调延迟。”
鱼雷舱传来敲击信号，三短一长，在钢铁船壳里回荡。发射时的后坐力让潜艇轻轻摇晃。鱼雷滑入黑暗，几乎看不见轨迹。
四十七秒后，传来沉闷的金属撕裂声，以及卡住的闷声，不是爆炸，是精密破坏：传动轴断了，螺旋桨停了。
二十分钟后，八名德国水兵登上倾斜的“橡树号”。他们动作熟练得像排练过无数次。
军士长施密特用带着汉堡口音的英语说：“救生艇在左边，最近陆地是爱尔兰，西南方向。有六天的水和干粮。祝你们好运。”
一个年轻船员，制服袖子长得盖住手背，声音发抖：“你们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
“以前哪样？”
“直接击沉。用鱼雷把船炸成两半。”
施密特抬头看了他一眼。在北大西洋三月灰白的天光下，这个德国老兵的脸像用旧皮革和锈铁拼成的，他直接了当地回答：“因为今天，柏林有人换了种战术。”他顿了顿，“活着的人比死人有用——对那些人来说。”
他们搬走了密码本、航海日志、技术文件。最后离开时，施密特在船长室留了张纸条，用英语写着：“致英国皇家海军：你们的密码本已被我们取走。建议更换。祝航行顺利。——U-68”
旁边放了半包德国香烟和一小瓶白兰地。
潜艇下潜时，默滕在航海日志上记录：
1941年3月17日，北大西洋某处。
用训练鱼雷击伤‘橡树号’，取走密码本和文件。
十二名船员全部生还，给了救生设备。
备注：他们问为什么不杀。答：今天的算术不同。
写完，他点燃烟斗。烟草的苦香在密闭空间里弥漫，盖住了机油、汗水和恐惧混合的气味。
声呐员轻声说：“艇长，他们在划救生艇。能听见水声。”
默滕点点头，没说话。潜望镜收起前的最后一瞥，他看见那些橙色救生艇像几片落叶，在铅灰色海面上一浮一沉，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视线中。
第聂伯河边。
1941年9月，这是基辅陷落后的第三周，第聂伯河右岸的临时指挥所里满是湿泥土、汗水和无线电机油混合的气味。地图上，基辅被红铅笔圈了起来，旁边写着“俘虏：六十五万”，墨迹在潮湿空气里还没完全干透。
但铅笔没有继续向东画箭头。它停住了，然后转向南，在克里米亚画了个圈，再折向东南，指向罗斯托夫，最后停在伏尔加河下游那个代表巴库油田的红色符号上。
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用教鞭敲了敲地图，木质杖尖碰在纸上发出干燥的嗒嗒声。
“莫斯科是政治目标，”他的声音平板，像老师在讲课，“但战争首先是道数学题。苏联在西部有六百万人，我们消灭了一百五十万，还剩四百五十万。如果我们现在冲向莫斯科，他们会从乌拉尔、西伯利亚、高加索调来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没完没了，像这里的冬天一样没完没了。”
教鞭滑向南方，停在那些红色油田符号上：“这里的价值是确定的：巴库出产苏联七成的石油，高加索提供四成的粮食。毁掉前者，控制后者，然后——”教鞭向西回拉，在第聂伯河画了一条线，“退到这条防线后面。让苏联人在冬天、在补给线拉到最长的时候，来进攻我们。”
“然后呢？”南方集团军群司令伦德施泰特元帅问。这位老普鲁士的声音像陈年白兰地，醇厚而冷冽。
“然后我们反击。”说话的是刚从前线赶到的古德里安。他的军装上还沾着乌克兰的黑土，眼袋深重，“但不是全线反击。看这里，顿河拐弯的地方，如果苏军从这里突破——”
他用手指在地图上划出一道弧：“他们的侧翼会暴露一百多公里。我们不用死守每一寸土地，只要守住铁路枢纽、渡口、高地。让他们的进攻变成伸向绞索的脖子，等脖子伸到最长、最脆弱的时候——”手指猛地收紧，“切断。”
帐篷外传来试射的炮声，是新式的自行火炮。爆炸声震得帐篷布簌簌抖动，桌上茶杯里的水面泛起涟漪。
一个年轻参谋，冯·施陶芬贝格上校，低声对身旁的同僚说：“这不像打仗，像……像在解一道巨大的几何题。”同僚是个脸上有冻疮疤的人，正在地图上标等高线，头也不抬：“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现在政治变成了看不清的模样，战争自然就成了迷惑。”
古德里安听见了，转过头来。他的眼神锐利：“没错，是解题。但解题也会死人，而且死得比狂热冲锋更多——因为我们会精确计算要死多少人、在哪里死、为什么死。这才是最残酷的。”
同一夜，东线某处。二级下士埃里希·霍夫曼——前书店店员，现机枪手——蜷缩在散兵坑里，裹着件缴获的苏联棉衣，棉衣被去掉了标识，带上了一个铁十字军标；这样就不会误认了。可现在的问题是，他仍然冻得牙齿打颤。
他的MG-34机枪用防冻油保养过——这是托特博士下属团队的设计，防止机枪在严寒中卡壳，他们甚至设想用一种电热套来维持机枪的续航。
远处传来T-34坦克的轰鸣，履带压碎冰雪的声音在寂静的冬夜里异常清晰。埃里希的手在颤抖，但不是因为冷。他想起了玛塔，未婚妻，最后一次来信是三个月前，说柏林开始挨饿了。
“稳住。”班长爬过来，递给他一小块巧克力，“等它们进入雷区。”
五辆T-34排成楔形队形冲来。第一辆压上反坦克地雷，轰然巨响，履带断裂；第二辆试图绕行，陷入伪装过的冰窟；剩下的三辆减速，正好进入火炮的交叉射界。
炮火在雪地上炸开，黑色的泥土和白色的雪混合，像丑陋的斑点。埃里希扣动扳机，机枪喷射火舌，曳光弹在黑夜中画出红线。
他机械地射击、换弹链、再射击。某个时刻，他看到一个苏联士兵中弹倒下，很年轻，可能不到二十岁，倒下时手里还握着步枪。那个士兵的眼睛睁着，望着天空，雪花落在瞳孔上，没有融化。
埃里希停止射击。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杀的可能是某个玛塔的苏联对应体——一个也有未婚妻在等待的年轻人。这个想法让他胃部痉挛，俯身呕吐，但胃里空空，只吐出酸水。
战斗在四十分钟后结束。德军伤亡十七人，击毁坦克五辆，毙伤苏军约两百人。按照计算，这是“高效的交换比”。连长在巡视阵地时，在埃里希的散兵坑前停下：“你刚才为什么停火？”
埃里希张了张嘴，最终说：“枪管过热，长官。”连长盯着他看了几秒，点头：“下次记得控制射速。弹药也要留意。”
连长离开后，埃里希从怀里掏出一张玛塔的照片。照片已经磨损，边缘起毛。他看了很久，然后小心地放回贴胸口袋。那个位置靠近心脏，还能感到微弱的温暖。
柏林，同一夜，凌晨两点。
托特博士还在办公室。桌上摊着的不是生产报告，而是来自东线的伤亡分析。纸张边缘因为反复翻看已经起毛。
报告用冷静的语气列出：每月平均伤亡人数，补充的新兵训练时间越来越短，损失的装备只有七成能补上，士气在下降。
最后一页，分析员用红笔写了一句：
“照这个趋势，明年夏天人力会到极限。那时要么减少进攻，要么接受防线崩溃的风险。”
托特点燃烟斗。烟草是荷兰货，战前存的最后一盒。烟雾在台灯光柱里缓缓上升，像透明的幽灵。
他翻开笔记本新的一页，开始写。钢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是房间里唯一的声响：
日期：1941年9月28日
然后他在纸上面写下了这些：
我们有什么？
人员上看，照现在的损失速度，能打仗的男人会在后年秋天不够用。
钢铁需要看向鲁尔区，它已经开到九成力，要再增产得建新厂，要两三年。
石油：库存加抢来的加人造的，最多够高强度打一年半（如果拿不到高加索）。
我们能改变什么？
工厂效率还能提一点，但余地不大。
新战术可以少死些人，但要放弃土地。
时间对我们不利：每拖一个月，敌人就强一点。
该想什么？我以前想的是：胜利等于占领土地后消灭敌人。但是现在的局势强迫我现在该想：能持续打下去的能力需要控制资源和让敌人损失比我们快，包括让自己少损失。
所以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按现在的打法（硬冲莫斯科），这道题十二到十八个月后无解。如果换种打法（抢资源和弹性防御），题能多拖一年两年，但需要换政治目标（从‘消灭布尔什维克’变成‘削弱苏联打仗的本钱’），外交帮忙（至少跟一方暂时讲和），让国内接受（战争可以是有限的）
但目前不知道的：日本会怎么做，国家那边会不会有新技术，即使有，那帮高层还能不能讲道理。
写到这里，他停笔。烟斗灭了，他重新点燃，火柴的光在脸上跳动一瞬。
窗外，柏林在灯火管制下沉睡，城市像头巨大的黑兽蜷在夜色里。只有远处蒂尔加滕公园方向偶尔有车灯闪过。
托特想起三天前和施佩尔的谈话。那个年轻建筑师、新任军备部国务秘书，坐在他对面，眼睛亮得让人不安。
“博士，我研究了您的所有报告，”施佩尔说，“您的计算很漂亮，但漏了个东西。”
“什么？”
“疯狂。”施佩尔微笑，笑容很坦诚，“您假设做决定的人是讲理的，会接受数学结论。但历史告诉我们，人到了绝境会信奇迹，不信算术。”
“所以呢？”
“所以我们需要两个计划：A计划，按您的算法走，争取个好结局；B计划……”施佩尔顿了顿，“准备在疯狂最终赢的时候，尽量多保住些东西。技术、人才、知识——那些能在废墟上让我们重新站起来的东西。”
托特当时没回答。现在，在凌晨两点的孤独里，他在笔记本上补了几行，B计划备忘：
1. 关键技术人员名单（包括那些政治上不行但技术必需的人）
2. 技术档案备份的地方
3. 把行业标准、专利、生产流程打包存好
4. 跟中立国大学秘密联系的渠道
他合上笔记本，锁进保险柜。金属门关上，发出一声闷响。
走到窗边，他看见东边天际开始发白。1941年9月29日的黎明要来了。
在乌克兰，士兵们会被起床号叫醒，继续用生命书写那道几何证明；在大西洋，潜艇会下潜到安全深度，等下一个绿色光点；在芬兰雪原，隆美尔正在写冬季作战总结；在华盛顿，罗斯福在读关于“德国有限潜艇战”的报告。
所有人，在各自的坐标上，计算着、挣扎着、活着或死去。
他戴上帽子，关灯，走出办公室。走廊长得像隧道，他的脚步声孤独地回荡。在楼梯拐角的窗户，他最后看了一眼正在醒来的柏林。城市的轮廓在晨雾里模糊不清，像那渺茫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