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是忽然下起来的。
起初只是零星的寒芒，随着北风无序地飘。不过半小时光景，已是鹅毛大雪漫天飞舞，枪出如龙，把整个冬城笼罩在一片混沌的白茫之中。街灯在风雪中晕开一团团昏黄的光，像是当代年轻人惺忪的眼。
孔源把深褐色的围巾又裹紧了一圈，帽子几乎压到眉棱骨。雪花击打在脸上，冰凉中带着细微的刺痛。他暗骂一声“坏雪”，声音却被风吞没大半。
这场突如其来的诙谐大雪让幽默的地铁三号线全线停运——又是那来自关东时代的老旧信号系统在低温下罢了工。孔源站在站口犹豫了三秒，还是决定不等了，徒步走回三公里外的廉洁小区罢了。本以为不过是半小时的路程，可真正走在深及脚踝的积雪中，一脚深一脚浅，才明白什么是“西绪福斯式运动”。
每一步都深深陷下去，拔出来时带起簌簌雪声。羽绒服渐的沉重，围巾边缘也长出了冰晶。孔源喘着白气，看着前方似乎永远延伸的街道，忽然想起奥尔加团长那句“千万不要停下来啊！”，搞错了审海德格尔那句“向死而生”——此刻他真切感受到的，家是遥远“存在”啊。
“风雪压我两三年……”他喃喃自语，白雾在路灯下升腾，“又何止两三年。”
索性抬起头，掀开帽子，任由冰凉的雪花扑在脸上。瞬间的冰凉让他微微眯起眼，记忆却突然如潮水般涌来。
五年了。
四年前第一次拖着行李箱离开冬城大学哲学系，也是这样一个大雪天。那时的他满脑子都是康德、黑格尔，万，海灵顿……以为哲学就是辩论赛里的思辨游戏。是高高在上的世界真理。直到大二，下一个冬天，在朝阳校区门口的公交站，他看见一个坐轮椅的中年人试图上车，司机连转向灯都不舍得打一下，车就开走了。
轮椅哥在雪地里等了四十分钟，轮椅上积了厚厚一层雪。
孔源赶着报道，但几度回首，还是过意不去，上前帮他推车，闲聊中得知轮椅哥是去两里外的康复中心做理疗，每周4次，在车站经历这样的等待或是拒绝似乎就像薛定谔的猫箱一般。那天孔源陪他走到目的地，自己的鞋袜也全湿透了，脚冻得快要退化了。感叹一句。也是能够体会到宋濂录必走送之，皮肤皲裂的苦楚。
回去后他整理内容发了一条长朋友圈，引来不少点赞和唏嘘。就像赤潮涨潮一样。但第二天雪停了，潮也退了，朋友圈被新的内容覆盖，那件事似乎也就过去了。
孔源每每想起轮椅哥说那时的神情“习惯了就好，冬天最难熬。”
心里有万般愧疚和不甘，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可我偏偏又只是书生。
“习惯”这个词，像一根刺扎进他心里。难道10%加速度的社会的发展还是无法惠及到边缘的人群吗。
从那以后，孔源开始有意观察这座城市的“疤痕”——那些主流视线很少停留的角落。地铁站里背着巨大编织袋的农民工，在长椅上凑合一晚；菜市场收摊后，蜷在棚子下的流浪者；医院门口，因为长病重病亦或是生离死别而蹲在台阶上痛哭的家属……
一面是建设大道上霓虹闪烁的高楼大厦，和人流如织的雅欧新时代天地商超。一面是糟糕的住宿环境，为了生活而奋斗的边缘人们，做着最累的，不算体面的，收入不合理的工作。方话所讲工作也读作“活路”，活路即是存活糊口的道路。也印证了狄更斯所说的那个双城记。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孔源总是问自己。
大四那年考完研，他和室友钱杉炎、叶国雄、华家润去榜眼阁喝了一顿酒，酒后三巡孔源醉醺醺地拍桌子：“咱们四个人要成立个小组吧，就叫‘要帮帮助小组’！”
钱杉炎当时笑他：“三夫子，你这名字还是太老土了，你看我们哥几个四个人要不就叫……”
叶国雄当即变脸，狠狠盯了钱杉炎一眼“注意场合！钱老二。”
钱杉炎一下就蔫了，一个劲的摇头“叶老大救救我，我不还想被扔进碎纸机。”
一向话少的华家润开口道“三哥，这边缘人群，在社会的镜头下边缘，人数可不边缘，所涉及的麻烦从鸡毛蒜皮到生离死别，你要怎么帮的过来。”
“先从小处帮起。”孔源思索着地说。“有一份热就先发一分光，我既然摘下了纱布看到了在些种种伤疤，就这么把纱布盖回去做一个瞎子吗？我不甘心。”
“三哥我挺你”“三夫子，这考完研我倒是可以陪你耍耍。”“老三有这份心那学校那边我这个当老大的自然有义务给你搞定。”四人或是严肃，或是嬉笑。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时光飞逝。
如今研一了，“要帮帮助小组”磕磕绊绊运行了一年。他们帮建筑工地农民工讨回过拖欠工资，为村头孤寡老人组织过义诊，给残疾儿童联系过特殊教育学校……都是些微小的事，但叶老大相信，这些微光像草地里零星的火星一样，会有燎原之势。
可孔源总觉得不够，他想要火更猛烈一些。
正沉浸在思索中，脚下突然一滑，“哎，艾玛，艸”他踉跄两步才站稳。但购物袋里的东西就难以保全了，一通哗啦作响翻得到处都是。这可都是刚才在地铁停运前，他紧急冲进沃尔玛买的食材。今晚可是腊八，是钱大少爷，啊不，钱二少爷的诞辰，宿舍约好要搞点长寿面什么的聚个餐。
“风雪压我两三年……”他又念了一遍，又不信邪到，“可我偏要春吹满神州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