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十五分的回信
我认识苏晴那年，杭州下了十年最大的一场雪。十九岁的冬天，我在酒吧打工，手经常冻得通红。她第一次来就坐在我负责的卡座，点单时抬头看了我很久：“学生？”
我点头，擦杯子的动作有些慌乱。
她笑了，眼睛弯成好看的月牙：“巧了，我弟弟要是还在读书，也该你这么大。”结账时，她抽出一张一百元钞票，想了想，又添了一张，一起递过来，“天冷，买杯热奶茶，再买双手套。”
那两张钞票我没花，夹在日记本最里层，一夹就是七年。后来我摸过无数次，边缘都磨得起了毛，却还留着那天她指尖淡淡的香水味——后来我知道，那叫“雪松与橙花”，冷冽里带着一丝甜，像她。
从那以后，每个星期三都成了我最期待的日子。下午六点，她准时推门进来，带进一身室外的寒气，发梢有时沾着雨，有时沾着雪。她总坐同一个位置——角落靠窗的9号卡座，点同样的“教父”，然后从包里拿出书或平板，安静地待上一晚。
熟了之后，我发现她其实不太能喝。一杯酒能抿两小时，脸却会慢慢泛起浅浅的粉色，像三月的桃花。她看书的侧影被暖黄灯光勾勒着，睫毛在眼下投出小片阴影，偶尔抬头与我视线相撞，会飞快地笑一下，又低头去。
“你总周三来。”有次我送酒时忍不住说。
“周三客人最少，”她狡黠地眨眨眼，“清净。而且……”她顿了顿，“你周三当班。”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送她回家，成了我们之间心照不宣的仪式。她说打车贵，我说顺路，其实她家在城西，我宿舍在城东。第一次骑电瓶车载她，她拘谨地抓着我的衣角，指尖的温度隔著外套渗进来。
“冷的话……可以靠近点。”我说，声音散在风里。
她没说话，但过了两个红绿灯，她的手轻轻环住了我的腰，很轻，像羽毛。那个冬天的夜晚，寒风刺骨，我的后背却一片滚烫。
平安夜那晚，雪疯了似的下。酒吧提前打烊，我们并肩走在寂静的街道上，脚下积雪吱呀作响。她在路灯下忽然转身，呵出的白气在光里散开：“弟弟，要是到了二十八岁，我还没嫁出去，你也还没娶……”
我脚步一顿，心脏几乎停跳。
她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带着醉意和某种认真：“咱俩凑合过得了。”
世界安静得只剩下雪落的声音。
“……开玩笑的啦！”她忽然笑起来，转身往前走，步子有点踉跄，“你可是大学生，前途无量，以后要找温柔漂亮的好姑娘。”
可那晚在火锅店，当热气蒸腾、人声鼎沸时，她很自然地伸过筷子，从我碗里蘸了调料。我愣住，她挑眉：“怎么？一家人还分你我？”
热气模糊了她的脸，但她的耳朵通红，不知是热的，还是别的什么。
春天，她开始相亲。每次相亲结束，她都会来酒吧，不说话，点一杯酒慢慢喝完。有次她真的醉了，拉着我的手腕，声音含混：“今天那个……有房，有车，工作稳定。”她抬起头，眼眶微红，“可是弟弟……他都没有你高。”
我送她回家。老小区没有电梯，我背着她上五楼。她趴在我背上，很轻，带着酒气和一丝甜香。走到三楼时，她忽然开口，温热的气息拂过我的耳廓：“弟弟……”
“嗯？”
“你要是……再大几岁就好了。”
我喉咙发紧，没答话，只是把她往上托了托。那个昏暗的楼梯间，声控灯忽明忽灭，我多希望这楼梯没有尽头。
可秋天她还是订婚了。对方是家里千挑万选的，本地人，工作体面，父母满意。她给我看手机里的照片，语气轻松：“怎么样？你姐眼光不错吧？”
照片上的男人笑容得体。我想说“他没你画给我看的理想型好看”，想说“他看你时眼里没有光”，最后只是点点头：“挺好的，姐高兴就好。”
订婚宴那晚，她穿着红色旗袍，穿行在宾客间。我在最角落的座位看着她，直到她走过来，眼睛有些红：“你怎么来了？”
“来祝福姐姐。”我举起果汁。
她张了张嘴，最后只轻轻碰了碰我的杯子：“谢谢。”那晚她未婚夫喝多了，搂着她的肩向朋友介绍：“这是我媳妇儿，漂亮吧？”看到我时，他眯起眼，“这小弟有点眼熟……”
苏晴的声音很平静：“他是我弟弟，在酒吧照顾过我。”
她说“弟弟”时，直直看着我，眼神复杂得让我几乎承受不住。
我考上研究生，要离开杭州了。临走前一晚，她来宿舍楼下找我，塞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外面花销大，别亏待自己。”
“我不能要……”
“我是你姐，”她打断我，把信封用力按进我手里，“给你就拿着。不然我生气了。”
火车站人潮汹涌，她站在安检口外，突然上前一步，很轻很快地抱了我一下。那个拥抱短暂得像幻觉，却带着她身上熟悉的温暖和香气。“好好读书，”她声音有点哑，“别惦记姐……们儿。”
车开了，我打开信封。里面是整整齐齐的两万块钱，最上面，是七年前她给我的那两张一百元，已经旧得发软，却平平整整。下面压着一张纸条，是她工整娟秀的字迹：
“弟弟，要平安，要快乐，要去看更大的世界。要幸福。”
读研三年，我们联系渐少。朋友圈里，她晒了结婚证，搬了新家，养了一只金毛。照片里她总是笑着，站在装修温馨的阳台上，站在洒满阳光的厨房里，站在盛开的花树下。我每张都点赞，她从不回复，但我知道她会看。
今年我二十五岁，她二十八岁。
元旦清晨，杭州又下雪了。我看着窗外飘扬的雪花，忽然想起七年前那个雪夜，她亮晶晶的眼睛和那句“咱俩凑合过得了”。
鬼使神差地，我拨出了那个早已烂熟于心、却三年未拨的号码。
等待音漫长。就在我以为无人接听时，通了。
“喂？”是个温厚的男声，背景里有动画片的声音和小孩模糊的咿呀声。
我喉咙发干：“请问……苏晴在吗？”
“她在喂奶，你哪位？”男人的声音很自然。
喂奶。
这个词像一把冰做的匕首，精准地刺进胸膛。我甚至能想象出那个画面——暖黄的灯光，她低着头，温柔地抱着一个小小的生命，那是她和别人的孩子。
“我……是她以前的同事。”我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
“哦，你稍等。”男人朝远处喊，“老婆，电话！找你的。”
拖鞋声由远及近，窸窸窣窣，然后是她带着疲惫却柔软的声音：“喂？”
“姐，”我开口，才发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是我。”
电话那头骤然沉默。只有她轻轻的呼吸声，和背景里婴儿细细的啼哭。
“今年……你二十八了。”我攥紧手机，指节发白，“七年前下雪那晚，你说，要是二十八岁还没嫁……”
我吸了口气，像个等待审判的囚徒：
“那句话……还作数吗？”
漫长的、令人窒息的沉默。我听见她压抑的吸气声，听见她丈夫在远处轻声问“谁呀”，听见婴儿的哭声渐大，被她温柔地安抚下去。
然后，我听见她开口，声音轻得像那年落在她睫毛上的雪花：
“作数的。”
她说。
下一秒，她压抑的哭腔终于决堤：“可是弟弟……姐姐的孩子，下个月就满一岁了。”
电话被匆忙挂断。
忙音在耳边响了很久，我怔怔地站着，看着窗外的雪越下越大，仿佛要掩埋整个世界。
第二天，一个没有寄件人信息的快递送到了我的住处。打开，是一个旧手机盒——是我十九岁那年用的那款，早已停产。充上电，屏幕居然亮了，裂痕像蛛网，壁纸是我偷偷拍下的她的背影——在酒吧的角落，她撑着头发呆，灯光洒在肩头。
收件箱里，躺着一条从未被读取的短信。发送时间：七年前，我离开杭州那晚的凌晨三点十四分。收到时间：三点十五分。那晚我的手机在火车站被偷，我以为一切记录都消失了。
短信只有七个字，却耗尽了我整个青春去读懂：
“别走，我不是你姐。”
我捧着这个迟到了七年的答案，坐在满地冰冷的雪光里。
原来那年雪夜，她也没睡着。
原来那句“我是你姐”，是她对自己说的咒语。
原来那两张百元钞票，那张写着“要幸福”的纸条，那个在安检口克制的拥抱，都是她一遍遍练习的告别。
今年杭州的雪下得很大，朋友们都说，像极了七年前那场。
但我知道不是。
七年前那场淹没一切的、温柔的大雪，早在我登上火车、她转身离开的那个清晨，就已经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