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雾如纱，轻笼着黄浦江面。江上轮船的汽笛声悠长而苍凉，划破了上海滩黎明前的寂静。王建国背着那个磨得发白的帆布行囊，站在码头的石阶上，望着眼前这座传说中的东方魔都——上海。
高楼林立，霓虹灯在晨曦中尚未完全熄灭，像一群不眠的巨兽眨着猩红的眼睛。黄包车叮叮当当地穿梭于街巷，报童清脆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号外！号外！日军再犯锦州，东北义勇军血战不退！”“《申报》！最新战况！”
王建国的心猛地一沉。他紧了紧肩上的行囊，将那张从北平带来的、已经泛黄的《大公报》塞进怀里——那上面，印着“九一八事变”的血色标题。他来上海，不是为了看繁华，而是为了找一条救国的路。
他依照信笺上的地址，辗转来到法租界边缘的一处窄小里弄。青石板路湿滑，两旁是低矮的石库门房子，晾衣竿横七竖八地伸出来，挂着褪色的衣裳。这里没有外滩的灯火辉煌，只有市井的烟火与生活的沉重。
他终于在一条弄堂尽头，找到了“青年会所”四个褪色的金字。推门而入，一股潮湿的霉味夹杂着皂角香扑面而来。几个和他一般年纪的青年正围坐在天井里读报，见他进来，纷纷投来打量的目光。
“你是新来的？王建国？”一个戴眼镜的青年站起来，笑着迎上来，“我叫陈志远，复旦大学的学生，也是这里的老住户了。”
“陈兄好。”王建国拱手，声音里带着北地的爽利，“有礼了。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还请多照应。”
“好说好说！”陈志远热情地接过他的行李，“我们这儿，住的多是来沪求学、谋生的青年，大家都是同路人。你既为救国而来，便是自己人。”
当夜，王建国躺在硬板床上，听着隔壁青年低声诵读《新青年》杂志的声音，久久不能入眠。窗外，月光惨白，照在墙上一张泛黄的中国地图上——那地图上，东北三省已是一片刺目的“伪满洲国”红印。
他翻身坐起，取出纸笔，在昏黄的油灯下写下日记：
三日后，王建国在陈志远的引荐下，前往《救国呼声》报馆帮忙。
报馆藏在一条不起眼的小弄堂里，门面窄小，招牌斑驳，推门进去，却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有人在排版，有人在校对，有人在油印，墙上贴满了各地战况简报和抗日标语。
“这位是王建国，北平来的，有学问，有骨气。”陈志远向主编赵铁柱介绍。
赵铁柱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汉子，面容黝黑，眼神锐利如鹰。他上下打量王建国一番，忽然道：“你可敢写一篇《告上海商界书》？痛斥那些与日商勾结、出卖国货的买办？”
王建国没有犹豫：“有何不敢？只是——我需实地走访，亲眼所见，方能下笔有血有肉。”
“好！”赵铁柱一拍桌子，“有胆识！给你三日，我要一篇能点燃人心的文章。”
正是这日傍晚，王建国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提着笔记本，前往杨树浦码头调查日商纱厂压榨工人之事。
他走过外白渡桥，远处传来爵士乐的靡靡之音。桥那头，是霓虹闪烁的百乐门舞厅，衣香鬓影，觥筹交错。而桥这头，是灰暗的工棚与成群结队、面黄肌瘦的码头苦力。
他正低头记录，忽然听见身后一阵喧哗。
“张少！这边！快快快，那妞儿跑不了！”
“今晚不抓到她，咱们兄弟都不用混了！”
几个穿黑衣的打手模样的人，正围住一个穿着蓝布旗袍的年轻女子。那女子发髻散乱，脸上带着惊恐，却被逼到墙角，退无可退。
王建国眉头一皱，正欲上前，忽听一声清朗的冷笑传来：
“光天化日，朗朗上海，你们竟敢强抢民女？好大的胆子！”
只见一辆黑色别克轿车缓缓停下，车门打开，一个穿着米色风衣、手持文明棍的年轻男子走了下来。他面容英俊，眉宇间却带着几分倦怠与空虚，正是张卫东。
他身后跟着几个保镖，气焰顿时压住了那群打手。
“张……张少？”为首的打手认出了他，顿时腿软，“我们是……是周老板的人，奉命……”
“奉命就能无法无天？”张卫东冷笑，“这女人，我带走了。你们若不服，让周麻子亲自来找我。”
打手们面面相觑，不敢多言，灰溜溜地走了。
那女子瘫坐在地，泪流满面：“多谢先生救命之恩……”
张卫东却看也不看她，只是懒洋洋地对保镖道：“送她去警局，说是张卫东的人，让他们好好安置。”
保镖领命，将女子扶上车。
王建国站在一旁，默默看着这一切。
张卫东这才注意到他：“你？怎么又是你？”
王建国一怔：“张少认得我？”
“前日在外滩，你站在那儿，像根木头一样盯着日本人看。”张卫东走近几步，打量着他，“你叫王建国，对吧？我听晓倩提起过你。”
“沈小姐？”王建国眼中一亮。
“哼，”张卫东忽然笑了，笑容却有些苦涩，“她提起你时，眼睛里有光。多少年了，我从没见过她对谁这样上心。”他顿了顿，望着远处百乐门的霓虹灯，声音低了下去，“我张卫东，钱、权、女人，什么都有，可我活得像个空壳子。每天醒来，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而活。你说，可悲不可悲？”
王建国看着他，忽然明白了什么。
这并非一个纨绔子弟的虚张声势，而是一个灵魂在繁华牢笼中的真实呐喊。
“张兄，”王建国轻声道，“人若找不到意义，纵有万贯家财，也不过是行尸走肉。但若寻得方向，哪怕一贫如洗，也能挺直脊梁。”
张卫东望着他，忽然大笑：“好一个‘挺直脊梁’！王建国，你来上海，是为了什么？”
“为了救国。”王建国目光如炬，“为了告诉世人——中国，还有人没跪下！”
张卫东笑了，笑得有些动容：“救国？呵……我爹说，救国是疯子的事。可今儿个，我倒觉得，不疯魔，不成活。”
他忽然伸手，重重拍在王建国肩上：“走，我请你喝酒。不为醉，为聊。”
那夜，两人坐在黄浦江畔的一家小酒馆里，江风拂面，远处是列强的军舰与商船。
张卫东一杯接一杯地喝，眼神却越来越亮。
“我爹是做洋货生意的，”他忽然道，“他常说，‘和气生财，莫惹是非’。可现在，我看见日本人的货压垮国货，看见工人饿死在码头，看见自己的同胞被洋人踩在脚下……我忽然觉得，我爹的‘和气’，不过是一场懦弱的自欺。”
王建国静静听着。
“你说救国，”张卫东抬头，眼中泛着血丝，“可我一个商人之子，除了钱，还能做什么？”
“钱，也可以成为武器。”王建国缓缓道，“若能助我等刊印万份传单，唤醒千百工人；若能买通巡捕，救出被捕同志；若能资助义勇军，购得一枪一弹——这钱，便不是脏的，是烫的，是带血的。”
张卫东怔住，良久，忽然大笑：“好！好一个‘带血的钱’！”
他猛地站起，将最后一杯酒泼入江中：“从今日起，我张卫东，不再为张家赚钱，我要为这个国家，流一次血！”
江风猎猎，吹动他的风衣。那一刻，王建国看见，一个沉沦的灵魂，正在这国仇暗涌的夜里，缓缓觉醒。
而在这座城市的另一端，沈晓倩正站在自家阳台，望着外滩的灯火，轻声呢喃：
“王建国，你终于来了……上海，不会再让你孤单了。”
沪上烟云起，风雨欲来时。
救亡的火种，已在两个年轻的心中，悄然点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