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考上了她曾经提起想去的城市的大学。填志愿时，我没怎么犹豫，仿佛那是早已写好的命途。
校园里果然也有槐树。春天，它开细碎的白花，纷纷扬扬，像一场沉默的雪。我总疑心，某一朵花瓣上，沾着我们十七岁那年的粉笔灰。秋天，叶子黄得透亮，落得满地都是，踩上去有清脆的响声。我常常一个人坐在树下，戴着右耳的耳机，左耳的那个，在高二结束的那个夏天，被我收进了铁盒里。
我变得很沉默。社交于我而言，成了一种耗神的表演。好在大学宽容，允许一个人成为一座安静的孤岛。我开始写一些破碎的诗句，写在课本的边角，写在线性代数的草稿纸上，写在手机随时可能丢失的备忘录里。诗句里有浅蓝色的褪色、雨中的站台、未送达的冰棍，以及永远十七岁的春日。每一首都晃动着她的影子，但我从不敢在结尾署上她的名字。署名意味着一种确认和公开，而我连在心里完整地念出林夏这两个字，都会感到一阵窒息的愧疚。我的诗，成了无人接收的、漫长的自言自语。
有时我会想，如果她也在这里，会怎样。她大概会拉着我去听奇怪的讲座，会在图书馆找到最靠窗的位置，会指着槐树说看，它和我们学校的好像。这座城市有一条穿过校园的旧铁路，偶尔还有慢速火车经过。每当汽笛声在黄昏响起，我都会停下手中所有事，望向栅栏那边。我想象着，如果我们能一起站在这里，看着这列开往远方的慢车，她会不会说：“陈默，我们以后，也去很远的地方吧。”
可没有如果。只有我，和一整片没有她的、崭新而陌生的天空。
那感觉，就像张嘉佳在书里写的：“如果你不往前走，就会被沙子掩埋。所以我们泪流满面，步步回头，可是只能往前走。” 我的身体在往前走，走向她曾向往的远方。但我的灵魂，还日复一日地坐在那棵掉漆的蓝色长椅旁，等着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手持冰棍的黄昏。
第三年春天，我遇到了一个喜欢我的男生。
他叫江屿，像他的名字一样，温和、稳定，有着我未曾拥有的、健康的开朗。他会注意到我总是一个人坐在槐树下，会在我忘记带伞的雨天，自然地分一半伞给我，会在讨论课时，看向我的眼神里有毫不掩饰的欣赏。
他的喜欢，是带着光晕的，温暖而不炙热。朋友们都说：“陈默，试试看吧，你需要一个新的开始。”
于是，我像完成一道艰深的证明题一样，尝试着接受。我对自己说：这是对的，人是需要往前看的。我赴他的约，看他不算好笑的笑话，听他讲童年的趣事。他很好，好到我挑不出任何毛病。可我的心里，是一片寂静的深海，他的声音像投入海面的石子，连回音都迅速被吞没。
转折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夜晚。我们看完一场电影，沿着栽满香樟的校道慢慢走回宿舍。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长、缩短，偶尔交叠。气氛很好，晚风也很温柔。他轻声讲着话，然后，手很自然地、试探性地，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背。
就在那一瞬间，我像被滚烫的针尖刺中，猛地将手抽回，动作快得没有任何思考的余地。
空气凝固了。不是尴尬，而是一种更冰冷的、源于我内心的绝境。就在那触电般的零点几秒里，我什么都没有想，却无比清晰地看见，林夏就站在我们前方几步远的时光迷雾里，穿着那件浅蓝色的衬衫，静静地看着我，然后，对我轻轻摇了摇头。
没有责备，没有悲伤，只是了然的、轻轻的摇头。像一个终于被验证的答案。
“对不起……”我听见自己干涩的声音，“对不起，江屿。”
那天晚上，我给他发了很长的信息，道歉，解释我的不够好和没准备好。他回复得很快，说他理解，说他愿意等。但我第二天还是找到了他，面对面地，结束了这段尚未开始就注定夭折的关系。我不能利用他的温暖，来烘烤我早已冻结成冰的过往。
我知道，我的某一部分已经永远留在了十七岁那场瓢泼的大雨里，被冲走了，再也没有找回。我失去了完整地去爱一个人的能力。林夏带走的，不只是她自己的未来，还有我生命中关于爱情的所有可能性。我成了一座孤岛，也成了一个无法将任何人渡往彼岸的摆渡人。
后来，我读到书中一句话，感觉那写的就是我自己：“你燃烧，我陪你焚成灰烬。你熄灭，我陪你低落尘埃…你离开，我只能等待。” 只是我的等待，再无归期。
槐树又绿了，火车依旧每天经过，带来远方，又带走向远方。我依然写诗，诗中开始出现礁石、雾港、永不靠岸的船。我平静地读书，生活，像一幅色调恒一的素描。只有我自己知道，这幅画的底色，是十七岁那年，一张被撕碎又粘好的、浅蓝色的天空。
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而我的故事的结局，似乎也早早写定：花开一朵，已然凋零；天各一方，生死无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