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郊外。
雾气在1941年10月的柏林郊外浓得化不开，像铁灰色的裹尸布缠绕着工厂锯齿状的轮廓。
汉斯·施特劳斯博士站在装配车间的二楼观察台上，戴着旧皮手套的双手扶着铁栏杆。手套食指处已经磨破，露出底下因为摩擦而有些发红的手指。
楼下，三十七度倾斜的装甲板正被起重机吊起，精准地落入车体框架。焊接的火花在昏暗中绽开，短暂地照亮工人们弓起的后背。那些火花落在地上，快速地熄灭，像无数个短暂存在过又迅速被遗忘的念头。
施特劳斯是犹太人。根据五年前颁布的《纽伦堡法案》，这本该是死刑判决。但在这里，在这座代号“W-4”的秘密工厂里，他只是编号“工程师-7”。也是全厂薪水最高的人之一——如果那个词还有意义的话。
他工资的百分之六十作为“特别生存税”被扣除，存入一个他永远无法触碰的账户。剩下的百分之四十，再扣除“种族特别贡献费”和“住宿管理费”，实际到手的马克在工厂内部的“配给商店”购买完最基本的口粮：黑面包、人造黄油、每周两次的火腿切片后，剩下的就不多了，再寄给家人后，他根本买不了多余的东西。他听说过一个事情，别的工厂里面有个犹太人完成技术突破的指导，免除了一部分的税收，如果他也能得到一部分的免除的话……至少每天多买点东西给孩子们是绰绰有余的。他的妻子伊尔莎和两个孩子住在柏林马灿区指定的“混合婚姻住宅”里，依靠他那点剩余薪水和伊尔莎偷偷接的缝纫活计度日。他们不能离开柏林，每周必须向辖区警署报到两次。
但至少，他们还活着。
“博士。”
年轻的装配工卡尔·福格特沿着铁楼梯走上来，压低了声音。这个金发的巴伐利亚小伙子是施特劳斯的技术助手，也是厂里少数几个敢直视他眼睛的雅利安雇员之一。
“元首下午要来看原型车。”卡尔说，喉结上下滚动。他的眼睛没有看施特劳斯，而是死死盯着走廊尽头——那里站着两名戴银领章的党卫军警卫，靴跟并拢时发出的撞击声在空旷的厂房里回响，像某种节拍器。
施特劳斯点点头，没有抬头。他的手指在栏杆上轻轻敲击，心里快速盘算着：离下午三点还有五个小时。足够完成最后一道主焊缝的抛光，调试变速器，检查所有仪表读数。但也仅此而已。
“让他们把第三辆车的焊接缝再检查一遍。”他终于开口，声音平静，“特别是炮塔座圈。如果元首问起重量参数……”
“就说三十八吨，比设计上限轻了很多。”
卡尔接过话头，嘴角浮起一丝几乎看不见的笑意: “因为采用了博士您的新焊接法，在保持结构与性能的之外还节省了不少结构钢，而每一次焊接技术的突破，将会用在每一辆坦克身上，这样节省下来的材料是很惊人的。”
施特劳斯看了他一眼。这个年轻人记住了他所有技术汇报里的关键句段；不是为了邀功，而是为了在必要时，用这些冰冷的词句构筑一道脆弱的防护墙。
“去吧。”施特劳斯说。
卡尔转身下楼，但是又停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双破旧的手套。
“博士，这是我以前的旧手套，很完好，没有破损。就这样丢进垃圾桶实在有些浪费。”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然后就这样离开了，靴子踩在铁梯上的声音和他的身影一样逐渐远去。
同一时刻，五公里外。
伊尔莎·施特劳斯站在配给商店门外的队伍里，裹紧有些单薄的外套。十月的风已经有了寒意，队伍缓慢向前挪动，每个人手里都攥着配给券和身份证。她的身份证右上角，盖着一个几乎看不见的“J”字钢印——那是为“犹太配偶”特制的标记，她的前面有两个女人在小声交谈。
“听说了吗？弗里德里希街那家犹太珠宝店昨天被查封了。”
“老板呢？”
“还能去哪？东部呗，不过不是直接在战场上，我听说做了后勤人员。”
“东部”这个词在队伍里引起一阵轻微的骚动，像风吹过麦田。没人再说话，只是把证件攥得更紧了些。
伊尔莎低下头，看着手里的配给券。今天可以买两百克人造黄油、五百克黑面包，如果运气好，也许还能买到半公斤土豆——犹太人的配给额度只有雅利安人的百分之六十，而且只能在指定地点和指定时间购买。
轮到她时，柜台后的店员——一个下巴紧绷的中年女人——接过她的证件，瞥了一眼那个“J”，动作明显慢了下来。她仔细核对着配给券上的印章，又翻看了伊尔莎的“特别购物许可证”，仿佛在审查一份危险文件。
“黄油没了。”女人头也不抬。
“可是排号单上说今天有……”
“开个玩笑，拿着。”女人打断她，扔过来一个袋子，里面是一条用旧报纸包着的黑面包，还有单独包好的一小包黄油，以及——两个土豆，“今天你运气不错，下次可就没这样好运了——下一个。”
伊尔莎默默接过，塞进布口袋。走出商店时，她听到身后传来压低的笑声。她没回头，只是加快了脚步，实际上，这家商店每天都会随机往几个给犹太人的袋子里塞点东西，再像抽奖一样随机分配，听说有人以此打赌今天能不能全部甩出去。
回家的路要经过一片被炸毁的街区。上个月的空袭留下了一排残缺的建筑骨架，像张开的巨口对着天空。工人们正在清理废墟，其中有些人戴着黄色六角星袖标——那是被强制劳动的犹太人。他们搬运着碎石，动作迟缓，监工的队员偶尔呵斥一声。
伊尔莎不敢多看，匆匆走过。她想起汉斯说过，工厂里也有这样的“特殊劳工队”，负责最脏最累的活。他们住在工厂地下的临时营房，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工资只有正常工人的十分之七。汉斯曾试图偷偷给他们带些食物，但被警卫发现后警告：再犯，就取消他的“特别技术人员”身份。
到家时，孩子们已经醒了。八岁的安娜和六岁的彼得坐在窗边的小桌旁，用旧练习本的反面画画。房间里很冷，供暖要到十一月才开放——而且犹太家庭的煤炭配给只有标准的四分之三，除了平时需要节俭一点，其实还好。
“妈妈，爸爸今天会回来吗？”彼得跑过来抱住她的腿。
“周末的话，也许。”伊尔莎摸摸他的头，“如果他工作顺利。”
她把面包放在桌上，开始准备早餐：把面包切成薄片，涂上一点黄油，再冲一壶代用咖啡——真正的咖啡已经一年多没见过了。孩子们安静地吃着，安娜突然问：
“妈妈，为什么我们不能去莉莉家玩？她昨天又问我了。”
莉莉是隔壁雅利安家庭的女儿，安娜唯一的朋友。
“因为……爸爸工作很忙，我们需要在家等他回来才行。”伊尔莎编了个理由。真实原因是：上周辖区警署发布新规，禁止犹太儿童与非犹太儿童在私人住所“无监督接触”，想玩只能去规定的活动区域里面，比如地下室，那边有人管着。违反的犹太家庭将被处以罚款或“重新安置”。
饭后，伊尔莎开始做缝纫活。她接了一些修补衣服的零工，顾客都是附近的邻居——那些愿意冒险与犹太家庭打交道的人。报酬很少，有时是几个鸡蛋，有时是一小袋糖，有时是一句感谢和一些调味品。但在这个一切都被配给和管制的世界里，这些微小的交换是活下去的缝隙。
她缝着一件男孩的衬衫，袖口破了，对方给了一块差不多的布料要求补上。针线在手中穿梭，发出规律的沙沙声。这声音让她平静，让她暂时忘记窗外那个充满标记、限额和禁令的世界。
十点钟，空袭演习的警报响了。声音尖锐刺耳，穿透墙壁。伊尔莎立刻放下针线，带着孩子们下楼，躲进地下室。这里已经挤满了人：楼里的其他犹太家庭，还有几户“混合婚姻”家庭。大家沉默地坐在长凳上，听着警报声在空中回荡。
一个老妇人，施特劳斯家隔壁的罗森塔尔太太，低声对伊尔莎说：“我儿子昨天来信了。”
“他在哪？”
“不知道。信被审查过，地点全涂黑了。但他说……需要厚袜子和手套。”老妇人的声音颤抖，
“东边很冷，他说。”
伊尔莎握了握她的手，什么也没说。罗森塔尔太太的儿子三个月前被带走，说是去“劳动安置”。没人知道具体去哪，也没人敢问。
警报持续了二十分钟。结束后，人们默默回到各自的房间，继续一天的生活，仿佛刚才的警报只是一段无关紧要的插曲。
伊尔莎重新拿起针线。窗外，柏林在快入冬的阴霾中继续运转：电车叮当作响，士兵列队走过，主妇们提着空篮子走向下一个配给商店。一切看起来都正常，只是这种正常建立在无数个微小而残酷的区别之上——谁能买什么，谁能在哪里工作，谁可以和谁说话，谁必须佩戴什么标记。而她的丈夫，正在郊外的工厂里，用他的专业知识为这个制造区别的机器，添上一颗更有效率的齿轮。
一个不留神，针扎进了手指。伊尔莎愣了一下，看着血珠冒出来，在灰色的布料上洇开一个小小的红点。
她放下针线，走到窗边。远处，工厂区的烟囱正喷出浓烟，融入低垂的云层。
她想，在同一片天空下，有多少人像他们一样，在恐惧和计算的缝隙中，努力维持着一种看似正常的生活？有多少人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检查自己的证件、配给券、特别许可证是否还在有效期内？有多少人在微笑、交谈、工作的同时，心里始终绷着一根弦，计算着下一个禁令会在何时落下？
她不知道答案。她只知道，今天的面包已经买到了，孩子们还安全，丈夫还有工作。
在这个时代，这已经是值得感激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