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乌克兰，第聂伯河河曲部。
雪落在第聂伯河两岸，厚达半米，把整片平原埋成一张白色的裹尸布。气温零下二十度，风从东方吹来，带着顿涅茨草原的寒意，穿透每一件军大衣，钻进每一根骨头。
东线战场在这个冬天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寂静——不是和平的寂静，是暴风雨前那种令人窒息的沉默。苏军正在集结，德军正在后撤，战线像一条垂死的蛇，在乌克兰的大地上痛苦地扭动着。
对于每一个还活着的士兵来说，1944年的冬天意味着同一件事：战争还远没有结束，而活过这个冬天的人，也许会活到战后。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冬天将是整个战争中最血腥的冬天之一。切尔卡瑟、胡贝口袋、克里米亚——三个名字，三场包围战，将吞噬数十万条生命。
而在这些名字被写入历史之前，他们只是两个普通的士兵：一个德国人，一个苏联人。
1944年1月18日，文尼察以东，什梅林卡村。
霍斯特·克伦克蹲在一辆四号坦克的阴影里，用刺刀撬开一个结冰的罐头。
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天了。从德国回到东线，穿过泥泞的铁路、混乱的调度站、空袭不断的城市，最后在这个叫什梅林卡的地方停了下来——第6集团军的残部正在这里休整。
是的，第6集团军。克伦克是去年11月从斯大林格勒突围出来的八万五千人之一，那天晚上，他的四号J型坦克在阿克赛河的冰面上打滑，差点栽进冰窟窿。他的车长，一个从波兰打到高加索的老兵——用拳头砸他的肩膀：“他妈的稳住，小子！你死了我们可开不回去！”
他们最后开回去了。
八万五千人，六个师的骨干，全部开回去了。
现在他在什梅林卡，和两百多个同样从斯大林格勒爬出来的战友一起，等待新坦克。四号J型，正面80毫米装甲，75毫米L/48炮，外加5毫米侧裙板——和去年开的那辆一模一样，只是履带板新了一些。
“克伦克！”有人在喊他。他抬起头，看见中士向他走来。
“有任务。苏军在北边包围了第11军和第42军——大概六万人。曼施坦因要组织解围。我们这批人，算是预备队里的预备队。”
克伦克站起来，把罐头扔进雪里。
“什么时候走？”
“不知道。可能用不着我们。”中士顿了顿，“第1装甲集团军的胡贝在打头阵。那家伙有经验。”
克伦克点了点头。
“那我们还等什么？”
“等命令。等坦克。等天气。”中士叹了口气，“等什么都等。”
远处传来炮声。那是切尔卡瑟的方向，一百公里之外。克伦克站在那里，听着那炮声。他想起斯大林格勒突围前的那一夜，也是这样的炮声，从四面八方涌来，仿佛无穷无尽。
“中士，”他问，“这次能赢吗？”
中士看了他一眼。
“去年在斯大林格勒，我们问的是‘能活着出去吗’。现在你问的是‘能赢吗’。”他摇了摇头，“这说明你还活着。活着的人，才有资格问这种问题。”
1944年1月20日，切尔卡瑟以东，第2乌克兰方面军集结地。瓦西里·彼得连科趴在战壕边缘，看着远处那些密密麻麻的坦克：T-34/85，全新的，炮塔比去年粗了一圈，85毫米炮可以打穿多数德国坦克的正面。他估计至少有两百辆，排成五列纵队，像一群等待出击的钢铁巨兽。
十八个月前，他还是基辅集体农庄的拖拉机手。十八个月后，他成了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的装填手。
他的连长说，这次行动代号“科尔孙-舍甫琴科夫斯基战役”。目标是包围切尔卡瑟地区的德军两个军，大约六万人。
“六万人。”瓦西里重复这个数字。
“对。”连长说，“去年我们包围斯大林格勒的时候，是二十五万人。不过他们跑了——八万多人从我们眼皮底下溜走了。”
瓦西里知道这件事。全军都知道。保卢斯带着八万五千人突围成功，斯大林大发雷霆，负责合围的将领被撤了三个。从那以后，苏军的包围战术改了：外层围困加内层打击，让敌人无处可逃。
“这次，”连长拍了拍瓦西里的肩膀，“一个也跑不掉。”
1月24日凌晨5时，炮火准备开始。瓦西里蹲在坦克里，听着外面闷雷般的轰鸣。数千门火炮同时开火，大地像心脏一样剧烈跳动。他的炮手——一个从斯大林格勒战役活下来的老家伙——抽着烟，一言不发。
十分钟后，炮声停了。
“前进。”耳机里传来连长的声音。坦克发动。瓦西里把头探出舱盖，看见整片原野被钢铁覆盖——坦克、卡车、步兵，像潮水一样向西涌去。
一个小时，突破了德军第一道防线。
三个小时，第二道防线。
傍晚，他们已经推进了三十公里。
1月28日，坦克第5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在兹韦尼戈罗德卡与第1乌克兰方面军的坦克部队会师。
包围圈合拢了。
瓦西里爬出坦克，站在雪地里，看着那些被围的德国人——他们正在几公里外构筑阵地，炊烟从战壕里升起，像无数根白色手指伸向天空。
“六万人。”他喃喃自语。
“这才刚开始。”炮手走过来，递给他一支烟，“接下来，该他们拼命，我们堵口子。”
1944年2月10日，切尔卡瑟包围圈内，第42军阵地。
克伦克没有去切尔卡瑟。
他和第6集团军的战友们被留在什梅林卡，作为最后的预备队。但每天都有消息从包围圈里传来：第11军和第42军在死守，第1装甲集团军的胡贝正在从外面往里打，暴风雪越来越大，温度降到零下二十五度。
“你知道吗，”中士有一天说，“包围圈里那些部队，很多是去年和我们一起从斯大林格勒突围出来的。”
克伦克愣了一下，“第11军，第42军——都是第六集团军的兄弟部队，他们去年冬天和我们一起出来，现在又被围了。”
“能出来吗？”
中士没有回答。
2月16日，消息传来：胡贝的第1装甲集团军突破了苏军的外围防线，推进到距包围圈十五公里的地方。当天夜里，暴风雪席卷了整个切尔卡瑟地区，能见度不足五米。克伦克站在营房外面，看着那片白茫茫的雪幕。他知道，包围圈里的人正在趁着暴风雪突围。
他想起斯大林格勒的那个夜晚。也是一样的暴风雪，一样的能见度，一样的生与死之间的缝隙。
第二天中午，第一批幸存者到达什梅林卡。
克伦克看见他们从雪地里走出来，脸上全是冻伤，身上裹着破破烂烂的毯子，有些人甚至光着脚——靴子陷在泥里拔不出来，干脆扔掉。
第一批大概有两百人。
“多少人出来了？”他拦住一个士兵。
那士兵看了他一眼，眼神空洞。
“四万。大概四万。”
六万人，四万出来。两万人留在里面。
克伦克痛苦地闭上眼睛，他想起中士的话：活着的人，才有资格问‘能赢吗’。
1944年2月17日，卡涅夫以北，第聂伯河渡口。
瓦西里·彼得连科站在河岸上，看着那些正在渡河的德军俘虏。
一夜之间，包围圈里的六万人像蒸发了一样——四万人在暴风雪中突围成功，剩下的两万人被打散、被俘、或者死了，他的坦克旅奉命追击，但雪太大，能见度太低，只抓到了几百个掉队的。
俘虏们从他身边走过。有些穿着军官制服，有些只是普通士兵。他们的脸上没有表情，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像一具具行尸走肉。
“他们跑了一半。”炮手走过来，语气里没有愤怒，只有疲惫。
瓦西里想起连长说的“一个也跑不掉”。现在他知道，战争里没有“一定”这个词，只有“可能”和“不可能”，只有“活着”和“死了”。
“接下来呢？”他问。
炮手指了指地图。
“下一个口袋。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胡贝的第1装甲集团军——大概二十万人。”
瓦西里看着那个地名，二十万人。比切尔卡瑟大三倍。
“什么时候开始？”
“下个月。”炮手说，“等雪化，等路干，等预备队到。”
他看了一眼瓦西里：“战争还长着呢，小伙子。”
1944年3月28日，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以西，第1装甲集团军突围点。
克伦克终于开上了前线，不是去打仗，是去收容。
第1装甲集团军被围了二十万人。胡贝——那个在切尔卡瑟打出名的装甲兵将军——带着他们从包围圈里杀出来了。
克伦克开着新配发的四号J型，跟在收容车队后面，看着那些从包围圈里走出来的士兵。
他们和切尔卡瑟的幸存者一模一样：胡子拉碴，眼窝深陷，裹着破破烂烂的军服，有些人甚至没有枪——突围路上扔掉武器才能跑得更快。
但有一点不一样。切尔卡瑟出来的人，眼神是空洞的。这些人的眼神，还活着。
“第1装甲集团军，”中士说，“胡贝硬是用两百辆坦克把二十万人拖出来了。十八万活着出来，只损失了两万。”
克伦克数着从他身边走过的士兵。
一个，十个，一百个，一千个。
他们从他身边走过，沉默地、机械地、但毕竟还在走着。
“中士，”他问，“我们这些人，还能打多久？”
中士看着他。
“我们这些从斯大林格勒出来的，已经赚了；切尔卡瑟出来的，赚了。胡贝口袋出来的，也赚了。”他顿了顿，“问题是，苏军还有多少人？三百万？五百万？我们还能赚多少次？”
克伦克没有回答。
远处，炮声还在响。那是苏军正在追击的炮声，是战争永远不会停止的心跳。
他看着那些从他身边走过的士兵，想起切尔卡瑟的幸存者，想起斯大林格勒的那个夜晚，想起自己从阿克赛河的冰面上滑过来的那一刻。
活着的人，才有资格问“能赢吗”。
但他知道，真正的问题是：
我们还能活多久？
1944年3月31日，柏林
当克伦克在乌克兰的雪地里收容幸存者时，在柏林，古德里安接到了一份人事通知。
曼施坦因暂时被解职了，克莱斯特也一样。
两位元帅在同一天被希特勒解除了东线南方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的指挥权。
原因？分歧，永远的分歧。关于撤退，关于防御，关于“死守”和“弹性”。尽管他们做出了结果，但他们仍然失去了指挥权，直到什么时候？不清楚，但绝对不会太久。
古德里安把那份通知放进保险柜，和“东方方案”放在一起。
然后他走到窗前。窗外，柏林三月的天空灰蒙蒙的，雨夹雪打在窗玻璃上。远处传来救护车的鸣笛声，那是盟军空袭过后的日常。
他想起曼施坦因在切尔卡瑟说过的话：“你的人活着，比一千辆坦克都重要。”
他又想起胡贝的报告：“突围成功的原因有三：集中装甲力量；始终保持部队组织度；绝不丢弃伤员。”
他想起那些数字：
切尔卡瑟，4万人活着出来。
胡贝口袋，18万人活着出来。
这些活着的人，就是德国还能继续战争的唯一理由。
他把窗户关上，回到桌前，开始起草下一份文件。
标题写着：
《关于利用对日作战作为与西方谈判筹码的初步构想》
日期：1944年3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