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4月15日，文尼察以东，什梅林卡村。
霍斯特·克伦克躺在营房外面的草地上，看着天上飘过的白云。
这是他从斯大林格勒突围出来后的第十五个“和平”日子——没有炮声，没有轰炸，没有命令。他所在的第6集团军残部——八万五千个从斯大林格勒爬出来的老兵——正在这里休整。
新坦克来了，四号J型，崭新，油漆还没干透。他和他的车组每天开着它们在田野里兜风，假装在训练，其实是打发时间。
“你说，”他的车长——那个从波兰打到高加索的老兵，他现在叼着草根问他，“俄国人下次会打哪？”
克伦克想了想。
“北边？还是南边？”
“都有可能。”车长说，“但我知道他们在打哪之前，他们会先把我们这些老兵打光。”
克伦克没有说话。
他想起切尔卡瑟，想起那些从包围圈里爬出来的战友——四万人活着出来，两万人留在里面。想起胡贝口袋，又是两万人留在里面。
他们这些从斯大林格勒出来的，已经赚了。赚一次，两次，三次。但每次都要用战友的尸体来换。
远处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一辆军用吉普停在营房门口，下来一个少校。
“克伦克！你的车组，跟我走一趟。”
“去哪？”
少校没有回答。
他们被带到一座废弃的农庄。院子里站着十几个军官，古德里安也在其中。
克伦克愣住了。
古德里安正在和几个装甲师师长说话，看见他们来，点了点头。
“你们是第6集团军的老兵？”他问。
克伦克点头。
“很好。”古德里安说，“我需要一些熟悉东线战场的经验丰富的老兵，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什么任务？”
古德里安没有直接回答。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封面上印着几个字：“东方方案”。
“也许很快，”他说，“你们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944年5月，文尼察以东，第158补给营驻地。
弗里茨·迈尔中士站在昏暗的调度室里，面前是一张巨大的铁路运行图。图上密密麻麻标注着列车时刻、站点和物资清单——每天从本土运来的弹药、燃料、食物、冬装，必须准时送达前线。
但他的手指始终停在“日托米尔”这个站名上。
“中士，”一个年轻士兵跑进来，“游击队又在波格列比谢附近炸了两座桥。第108列车晚了六个小时。”
迈尔叹了口气。这是本周的第七次了。
他看着窗外，天还没亮，但灯火管制让他什么也看不见。他想起1941年冬天，在莫斯科城下，他第一次看见运尸车从前线开回来——那些冻僵的尸体堆在敞篷卡车上，像劈柴一样码得整整齐齐。从那时起，他学会了三件事：如何在宽轨铁路用德国火车头行驶；如何在沼泽地里找到还能通行的路；如何在游击队炸桥后连夜架设浮桥。
现在，他的办公桌上常年堆着三张地图：铁路运行图、公路状况图、游击队活动报告图。他每天要在三张图之间切换视角，判断哪条路今天还能走，哪条路需要绕行，哪批物资必须抢在苏军反攻前送达。
“今晚的火车，先送炮弹。”他说，“前线的炮兵团已经断粮三天了。”
“中士，冬装还在火车上堵着。士兵们还在穿夏装——”
“我知道。”迈尔打断他，“但冬装晚两天不会死人，炮弹晚两天，前线就没了。”
他坐在调度室里的每一天，都在与时间赛跑。
1944年5月，乌克兰，泥泞的公路上。
赫尔曼·贝克尔下士的欧宝“闪电”三吨卡车陷在齐膝深的泥浆里，发动机轰鸣，轮胎空转，溅起的泥水喷了后面的士兵一脸。
“全体下车！推！”
二十多个士兵跳进泥里，弯腰推车。泥浆灌进靴子，刺骨的冰冷从脚底蔓延到全身。有人在咒骂，有人在祈祷，有人沉默地用力。
贝克尔握着方向盘，看着仪表盘上的油表——指针已经快到底了。
“中士！”一个士兵指着远处，“游击队！”
贝克尔抬头，看见树林边缘有人在快速移动。但对方似乎也在犹豫，没有开火。
“快推！”贝克尔喊，“到了地方，每人多一包烟！”
这是他第三次走这条路。第一次，他陷了三次车，差点被游击队打死。第二次，他学乖了，提前在车底绑了防滑铁链。第三次，他已经能闭着眼睛开出那段泥泞的河堤——不是以道路为准，而是以道路两旁的地形为准。如果路中间的泥太深，就把一边的轮胎压上路肩的草皮，让卡车始终保持一个倾斜的角度前进。
十几分钟后，卡车终于爬上了硬地。贝克尔回头看了一眼那片树林，那里已经没有人了。
当贝克尔的卡车终于到达第6集团军的阵地时，那些从前线退下来的士兵像迎接亲人一样围上来。
“面包来了！”“弹药来了！”“燃料来了！”“衣服来了！”
有人抱着面包箱喜极而泣，有人急着拆开弹药箱检查枪械，有人已经在烤刚发的冻肉了。一个年轻士兵从战壕里爬出来，看见贝克尔，问了一句：“你是从斯大林格勒过来的吗？”
贝克尔愣了一下，摇头。
那士兵说：“我们这里的老兵，都是从斯大林格勒过来的。”
贝克尔望向战壕深处，看见那些沉默地坐着的人——他们的眼睛里，有他看不懂的东西。
1944年5月，日托米尔以北的森林。
克劳斯·瓦格纳少尉趴在灌木丛里，用望远镜观察着前方三百米外的铁路桥。那是游击队袭击的重点目标。他手下有三百多个乌克兰志愿兵——当地人称他们“东方营”，德军称他们“警卫辅助部队”，他们自称“为了一口饭”。
“少尉，”伊万·佩特罗维奇爬过来，指着远处的一片树丛，“那里，有人。”
瓦格纳调整望远镜。他什么也没看见，但他相信伊万——这个前红军中士在战俘营里饿了三周才选择合作，他欠德军一条命，但他欠苏军什么呢？
“多少人？”
“五个。可能更多。”
“什么时候动手？”
“等他们过桥。”
游击队确实来了。五个人，扛着炸药包，小心翼翼地向铁路桥靠近。他们不知道的是，桥墩底下已经埋了诡雷，铁路两侧的灌木丛里藏着机枪，树林边缘埋伏着三百个“东方营”的士兵，成合围之势等待。
瓦格纳举起手臂，伊万的手搭在扳机上。
当游击队踏上桥面时，瓦格纳猛地挥下手。
机枪开火，诡雷爆炸，三百个乌克兰志愿兵从三面冲出。一通屠杀后，游击队全灭。五具尸体躺在桥上，炸药包散落一地。瓦格纳走过他们身边，看见其中一张脸，非常年轻，比他手下那些乌克兰人还年轻。
“为什么？”他问自己，不过他不知道答案。
当天晚上，瓦格纳在营地里遇到伊万。这个乌克兰人蹲在篝火旁，看着那些烧毁的游击队照片，眼神复杂。
“你恨他们吗？”瓦格纳问。
伊万摇头。
“他们是我的同胞。”
“那你为什么帮我们？”
伊万沉默了很久。
“因为我被抓到了，想活下去只有合作。”他指了指那堆照片，“而他们却想死。”
瓦格纳没有说话，他看着篝火，想起1941年刚来东线的时候，他以为战争会在冬天结束；现在三年过去了，他还在这里，带着三百个乌克兰人，打自己的同胞们。
“少尉，”伊万站起来，“明天我们去哪？”
“北边。又有铁路被炸了。”
“嗯。”
伊万点了点头，转身走进黑暗。
1944年5月15日，柏林，总理府。
希特勒坐在长桌的一端，面前摊着东线地图。
他的左边是凯特尔，右边是约德尔。古德里安坐在长桌的另一端，面前放着几份文件。
“克里米亚丢了。”希特勒的声音看似平静，但谁都听得出来他已经在爆发的边缘，还有在那平静下的颤抖，“第17集团军没了。南线怎么办？”
没有人说话。
古德里安翻开一份文件，推到自己面前。
“我的元首，”他说，“我们需要先谈谈西线。”
希特勒抬起头。
“西线？”
“隆美尔元帅报告，盟军随时可能在法国登陆，他需要装甲师前置，在滩头就拦住他们。但龙德施泰特元帅认为，装甲师应该部署在纵深，保持机动。”
古德里安顿了顿。
“我上个月去西线巡查过。我的看法和龙德施泰特一样：坦克的优势在于机动，若放在海边当大炮用，不但不能发挥坦克的真正作用，而且会遭到敌舰炮火的攻击。”
希特勒皱起眉头。
“隆美尔不同意？”
“不同意。”古德里安说，“他认为登陆后的二十四小时决定一切，装甲师必须在当天就投入战斗，接敌敌军的人装甲部队，否则盟军会源源不断地涌上岸，持续推进，飞机也会席卷整个天空。”
房间里沉默了几秒。
约德尔开口了：“我的元首，东线也需要装甲师。中央集团军群现在只有3个半装甲师，后方预备队太少。如果苏军从白俄罗斯方向发动进攻……”
“不会的。”希特勒打断他，“苏军的主攻方向在南线，那里通向罗马尼亚油田，莫德尔的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已经得到了足够的装甲师。”
古德里安没有说话，但他在想另一件事：如果苏军的主攻方向不在南线呢？
1944年5月20日，巴黎，B集团军群司令部。
隆美尔站在窗前，看着远处的塞纳河。
他的参谋长递来一份电报。
“古德里安大将的巡查报告。他支持龙德施泰特元帅的主张：装甲师部署在纵深。”
隆美尔看完电报，没有说话。
他想起1942年在北非的日子。那时他手里只有几百辆坦克，油料不够，弹药不够，但他能用机动战打赢蒙哥马利。
现在他手里有八个装甲师，但他不能用，因为有人告诉他：坦克应该在纵深待着，等盟军登陆后再出击。
隆美尔冷笑了一下：等盟军登陆后再出击？那时候盟军的飞机已经把每一辆坦克都炸成废铁了。
他对参谋长坚定地讲：“给元首发报：我坚持我的主张，装甲师必须前置。否则西线守不住。”
1944年5月25日，柏林，总理府。
希特勒看完隆美尔的电报，又看了一遍古德里安的巡查报告。
两个他最信任的将领，意见完全相反。
他抬起头，看着约德尔。
“你觉得呢？”
约德尔沉默了一会儿。
“我的元首，”他说，“东线更需要装甲师；如果我们把装甲师前置到海滩，盟军的舰炮会把它们炸成碎片。但如果我们把它们留在纵深，至少还有机动的可能。”
希特勒点了点头。
“给隆美尔回电，”他说，“装甲师的部署，按龙德施泰特的方案执行。但——告诉隆美尔，他可以调动自己一半的部队在沿海地区，作为快速反应预备队。”
这是妥协，两边倒似的妥协，隆美尔不满意，龙德施泰特也不满意。
但这是希特勒能做的最好的决定。
他不知道的是，三个星期后，当盟军的舰队出现在诺曼底海面上时，隆美尔正在德国给他妻子过生日。
1944年5月31日，柏林，陆军总参谋部。
古德里安站在保险柜前，从里面取出一份文件。
封面上没有标题，只有一行手写的字：“关于利用对日作战作为与西方谈判筹码的初步构想”。
这是好像是他去年锁进去的那份文件。现在，他在封面上加了一行字：
“1944年5月修订。东线交换比数据显示：我军战术优势仍在，战略资源已近枯竭。克里米亚损失约14万人，切尔卡瑟损失约1.5万人，胡贝口袋损失约2万人——每月消耗约5-6万人，按此速度，1944年底东线兵力将降至200万以下。建议：必须尽快做出政治决策。”
他合上文件，放回保险柜。
然后他从抽屉里取出另一份文件。
这是海军司令部、外交部和部分务实派军官联合提交的报告：
“关于对美宣战提案的评估与建议”
报告的核心内容有三点和一个开头介绍：
介绍核心：鉴于我们至今未对美国宣战，应保持这一良好势态，不过最近宣战派蠢蠢欲动，所以特此说明并进行分析宣战的后果
第一，自1941年以来，德国潜艇战一直遵循“有限海战”原则，成功延缓了美国全面参战的时间。若贸然对美宣战，将刺激美国战争机器全面转向欧洲。
第二，根据情报评估，美国参战的唯一获益者是苏联。美国一旦正式对德宣战，将加大对苏联的援助力度，并加速开辟第二战场。
第三，建议将对美宣战无限期搁置，维持“非正式战争状态”，为未来可能的外交谈判留有余地。
报告末尾，附着一行手写的字：
“柏林，1944年5月16日。以上建议，请元首审阅。”
古德里安拿着这份报告，站了很久。
他知道，这份报告会被送到希特勒的桌上。他也知道，希特勒有可能会同意——因为东线的情况越来越糟，德国已经没有力量再开辟一个战场。
但是，即使对美宣战被搁置，战争就能赢吗？
他不知道答案。
他把报告锁进保险柜，和“东方方案”放在一起。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柏林五月的阳光照在废墟上，盟军的轰炸已经持续了一年，整座城市像一张被撕碎的旧地图，柏林塔……。
他不知道的是，在八千公里外的重庆，一个叫汉斯·冯·施韦彭堡的德国受聘将军，正在读着一封从柏林转来的密信。
信里只有一句话：“请做好准备。也许很快，你们要去一个地方。”
下面是日期和地点：1944年5月31日，柏林。
战争还在继续，但历史的拐点，已经悄悄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