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尽头的储物柜编号137，锁芯里卡着半片银杏叶。
我第三次把钥匙插进去，向左旋转三十度，再往右拧半圈——这是苏南教我的方法。金属摩擦发出涩响，像旧时光在生锈的关节处呻吟。柜门弹开的瞬间，银杏叶飘落，落在我的白球鞋上。里面除了几本过期的《科幻世界》，什么都没有。
“还在用这种笨方法？”身后传来声音。
我没回头。这个声音在梦里出现过太多次，以至于现实里听见时，第一反应是怀疑自己的听力。苏南走到我旁边，和我并肩看着空荡荡的储物柜。她身上还是那股淡淡的栀子花香，混着九月空气里未散的暑气。
“我以为你转学了。”我说。
“差点。”她侧过脸看我，眼尾有一颗极淡的痣，像不小心溅上去的墨点，“最后还是回来了。”
三年不见，苏南的头发长到了肩胛骨，发尾微卷，扎成松松的马尾。校服衬衫的第一颗扣子没系，露出瘦削的锁骨。她比记忆中高了些，也单薄了些，像一张被时间拉长了的旧照片。
“你的柜子还在用？”我问了个蠢问题。
“早换到二楼了。”她弯腰捡起那片银杏叶，对着走廊尽头的窗户看。阳光透过叶脉，在她掌心印下蛛网般的阴影，“只是路过，看见有人在对我的旧柜子施法。”
“施法”是我们高一时的暗语，专指那些徒劳无功的仪式性行为。比如考试前摸三下教室门框，比如在操场第三棵梧桐树下埋许愿瓶，比如用特殊手法开一扇早已清空的储物柜。
“我以为里面会有东西。”我说，“时间胶囊之类的。”
“你放了什么？”她反问。
我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走廊那头传来预备铃，叮叮咚咚的，像玻璃珠滚过水泥地。苏南把银杏叶夹进手里的课本，转身要走。
“放学后，”我听见自己说，“第三棵梧桐树。”
她没有回头，只是抬起手挥了挥，腕骨突出，像鸟的翅尖。
二零零七年的秋天来得迟，梧桐叶子还固执地绿着。我坐在操场看台上，看着田径队的人一圈圈跑过煤渣跑道，扬起细小尘埃。苏南迟到了十七分钟，她总是这样，在时间的刻度上留出恰好的空隙，让人不安，又让人期待。
“抱歉，”她在下一级台阶坐下，“班主任拖堂。”
“没事。”
沉默像水一样漫上来。我们之间隔着三个台阶的距离，刚好能看见她后颈碎发被汗水浸湿的痕迹。田径队的一个男生跑过时朝这边吹口哨，苏南没理，从书包里掏出两罐可乐。罐身凝结着细密水珠，在夕阳下像流动的琥珀。
“你长高了。”她递给我一罐。
“男生到这个年纪都这样。”
“是吗。”她拉开拉环，气泡涌出的声音很轻，“可你还是没学会打领带。”
我低头看自己的校服领口。领带歪向一边，结打得潦草松垮。高一开学第一天，苏南在教室门口拦住我，说我领带打得像上吊绳。她花了整个早自习教我三种打法，最后一种是她自创的，叫做“不死结”。
“太久没用了。”我说。
“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她喝了一口可乐，喉结微微滚动，“不用，就会忘。”
风从操场那头吹来，梧桐叶子沙沙作响。我忽然想起高一的那个秋天，也是在这个看台，苏南说她要去参加市里的作文比赛。
“我要写一个关于遗忘的故事。”她说，眼睛亮晶晶的，“主角有一种病，每天醒来都会忘记前一天的事。但他每天都会在日记本上写：‘去找穿红裙子的女孩。’”
“然后呢？”
“然后他每天都会遇到穿红裙子的女孩，每天都会重新爱上她。”苏南踢了踢脚下的石子，“但女孩不知道他失忆，只觉得这个人很奇怪，为什么每天都像第一次见面一样自我介绍。”
“最后呢？”
“最后女孩也假装不认识他，每天和他重新认识一次。”苏南笑了，眼角弯成月牙，“直到有一天，女孩没穿红裙子。”
我没问她结局。有些故事不需要结局，停在最悬而未决的那一刻才最美。就像苏南在比赛前一周突然放弃了参赛资格，就像她高二开学后渐渐疏远了所有人，就像她某天突然消失，连退学手续都是她父亲来办的。
“你那时候为什么走？”我问。
苏南沉默了很久。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长得几乎要触到跑道尽头。
“我妈病了。”她说得很轻，“癌症。我爸说，换个环境可能对她好。”
“那现在...”
“去年冬天走的。”她仰头喝完最后一口可乐，捏扁罐子，“所以回来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安慰的话在喉咙里打转，最后变成一句苍白的“抱歉”。
“不用。”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生死有命。只是觉得，有些告别说得太匆忙了。”
她往下走了两级台阶，又停住，回头看我：“江远，你相信时间可以倒流吗？”
“物理老师说不可能。”
“我不是说物理。”她的眼睛在暮色中显得格外深，“是说感觉。某个瞬间，你会觉得一切都和过去一模一样，连空气的湿度、光线的角度、甚至心跳的频率，都分毫不差。”
我看着她，忽然意识到，这一刻就是她说的那种瞬间。三年前的秋天，也是这样的黄昏，也是在这个看台，她也问过我类似的问题。
“记忆会骗人。”我说。
“也许。”她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快得抓不住，“明天见。”
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操场入口，手里那罐可乐已经温热。打开喝了一口，甜得发苦。
高二三班的教室在二楼东侧，窗户正对篮球场。苏南的座位在我斜后方两排，靠窗。她上课时总喜欢撑着下巴看窗外，侧脸的轮廓被晨光勾勒得有些透明。物理老师在讲台上讲布朗运动，粉笔灰在光束中无序飞舞，像微观世界的雪。
我撕下半张作业纸，写：“昨晚梦见你了。”
揉成团，犹豫了三秒，扔向她的座位。纸团在空中划过抛物线，落在她摊开的物理书上。她低头看了一眼，没打开，直接用手指推到了桌角。
下课铃响，她拿着纸团走过来，放在我桌上。
“这种情节太老套。”她说。
“但是有效。”我抬头看她。
“无效。”她转身要走，又想起什么似的回头，“而且你梦错了。我昨晚熬夜看小说，黑眼圈重得像熊猫，一点也不美。”
“我没说你美。”
苏南挑眉，那表情熟悉得让人心疼。高一那年，我们常常这样斗嘴，为一些毫无意义的小事争执不休，然后在午休时分享同一副耳机，听周杰伦的新专辑《依然范特西》。她喜欢《白色风车》，我喜欢《心雨》，我们总是为此争论谁选的歌更悲伤。
“下午社团活动，”她说，“你来吗？”
“文学社？”
“嗯。我在重组。”
“你还当社长？”
“不，当幽灵社员。”她笑，“偶尔回来 haunt 一下。”
我很久没去文学社了。苏南离开后，社团活动室渐渐荒废，最后变成堆放旧教具的仓库。推开门的瞬间，灰尘在斜射的阳光中起舞。苏南已经在了，她站在窗前擦玻璃，背影单薄得像张纸。
“就我们两个？”我问。
“不然呢。”她没回头，“你以为还会有谁记得这个社团？”
我记得。我记得第一次社团招新，苏南在摊位前放了一块手绘牌子，上面写着：“用文字对抗遗忘。”那天来了七个人，最后留下的只有我们两个。我们在这间活动室里度过了无数个下午，写一些永远不会发表的诗，谈论一些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
“帮我个忙。”她指了指墙角的纸箱。
箱子里装满了旧杂志、手稿、打印的诗歌和小说片段。最上面是一本蓝色封皮的笔记本，我认得它——苏南的创作本。翻开第一页，是她娟秀的字迹：“所有故事都始于一个微不足道的谎言。”
“这些都要扔掉？”我问。
“不，整理。”她走过来，接过笔记本，“有些东西该扔，有些该留。就像记忆，总要筛选。”
我们在灰尘和旧纸张中工作了一整个下午。夕阳西下时，活动室终于恢复了些许原貌。书架被重新摆正，桌子擦干净，窗户明亮得能照见人影。苏南从另一个箱子里拿出一个小型CD播放机，按下播放键。是《白色风车》。
“你还留着这个。”
“有些东西舍不得扔。”她靠在窗边，闭上眼睛。
音乐在空旷的房间里流淌，歌词关于守护和错过。我看着她被余晖染成金色的睫毛，忽然很想问她：这三年来，你有没有一次想起过我？哪怕只是一瞬间，在某个失眠的深夜，或者某个似曾相识的场景里。
但问题终究没有问出口。有些话一旦说出来，就失去了它原本的重量。就像有些感情，埋在心底是珍珠，掏出来可能就变成了沙砾。
“江远，”她忽然开口，眼睛仍然闭着，“你有没有后悔过？”
“后悔什么？”
“后悔在某个时刻，没有说出某句话，没有做出某个选择。”
我沉默。后悔的事情太多，不知从何说起。后悔高一结束的那个暑假没有主动联系她，后悔在她消失后没有去她家找她，后悔在无数个可能改变关系的节点选择了沉默。
“有。”我说。
“我也有。”她睁开眼睛，看着我，“但后来我想通了，后悔是活着的证据。只有死人才不会后悔，因为他们没有未来需要参照。”
很哲学的说法，很苏南式的表达。她总是这样，用华丽的修辞包裹尖锐的真相，像用糖纸包着刀片。
“你变了。”我说。
“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变得...”我寻找合适的词，“更透明了。以前你像一本合着的书，现在至少露出了几行字。”
她笑了，真正的笑，眼角挤出细纹：“那你呢？你还是像一本说明书，严谨、准确，但缺乏悬念。”
“说明书写得好也能吸引人。”
“比如？”
“比如‘注意事项’那部分。”我说，“永远是最让人紧张又最好看的。”
苏南怔了一下，然后大笑起来。那笑声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撞在墙壁上又弹回来，像一群受惊的鸟。我已经很久没听过她这样笑了，久到几乎忘了她笑起来有虎牙，左边那颗比右边稍微尖一点。
笑够了，她擦了擦眼角：“江远，你要是早点这么会说话，我们可能...”
可能什么？她没有说完。CD恰好播到最后一首，《心雨》的前奏缓缓响起。我们同时安静下来，听着那句“心里的雨倾盆而下，却沾不湿她的发”。周杰伦含混的咬字突然变得无比清晰，每个字都像锤子敲在心上。
离开活动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走廊的声控灯坏了，我们在黑暗里摸索着下楼。苏南走在前面，我跟着她的脚步声。到二楼拐角时，她突然停住，我差点撞上她的背。
“怎么了？”
“没事。”她的声音有些异样，“只是突然想起，以前我们也经常这样摸黑下楼。”
“那时候你怕黑。”
“现在也怕。”她轻声说，“只是学会了不表现出来。”
我伸出手，在黑暗里摸索到她的手腕。很细，能清晰摸到骨节的形状。她没有挣脱，任由我拉着。我们就这么一前一后走下最后的台阶，像两个盲人互相牵引着走过危险地带。
到一楼时，灯光大亮。她迅速抽回手，动作自然得仿佛刚才的触碰只是个意外。
“明天见。”她说。
“明天见。”
走出校门时，我回头看了一眼。苏南还站在教学楼门口，仰头看着夜空。城市的霓虹淹没了星光，但她看得很专注，侧脸在路灯下显得格外安静。那一刻我想起她笔记本上的那句话：“所有故事都始于一个微不足道的谎言。”
那么我们的故事，始于哪个谎言呢？
也许始于高一开学第一天，我说我不喜欢看小说，其实我枕头底下藏着《挪威的森林》。也许始于那个雨天的午后，她说她带了伞，其实没有，我们只好在屋檐下等到雨停。也许始于更早，始于我们在新生名单上看到彼此名字的那一刻，就下意识地开始伪装成另一个人——一个更酷、更不在乎、更不会受伤的人。
接下来的几周，我和苏南重新建立起某种脆弱的日常。我们一起吃午饭，一起去图书馆，放学后偶尔去活动室听音乐、看书。但我们都在小心避开某些话题，比如那空白的三年，比如她母亲的病，比如我们之间从未明说的感情。
直到十月的第二个周四，暴雨。
我没带伞，被困在教学楼门口。苏南从楼上下来，手里拿着一把黑色的长柄伞。
“一起？”她问。
伞不大，两个人并肩走有些勉强。我接过伞，让大部分面积倾向她那边。雨水敲打伞面的声音密集如鼓点，街上行人匆匆，车轮碾过积水，溅起浑浊的水花。我们沉默地走着，距离近得能闻到她头发上洗发水的味道，是柠檬草混着薄荷。
“去避避雨吧。”在经过一家便利店时，她说。
店里很空，只有一个店员在收银台后面打瞌睡。我们买了关东煮，坐在靠窗的高脚椅上，看窗外的大雨。玻璃上凝结着雾气，苏南用手指在上面画画，是一个抽象的风车。
“市作文比赛又要开始了。”她说。
“你要参加吗？”
“不知道。”她戳着纸杯里的萝卜，“写了又能怎样呢？获奖、发表、被夸奖...然后呢？文字救不了任何人，连自己都救不了。”
“但你曾经相信文字可以对抗遗忘。”
“那是十六岁的我相信。”她侧过脸看我，“十九岁的我知道，遗忘是不可对抗的。就像这场雨，你只能等它停，不能命令它停。”
我看着她眼睛里的倒影，那些被雨水模糊的霓虹光斑：“可你还在写，不是吗？那个笔记本，我看你最近又在用。”
苏南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被发现了。”
“写什么？”
“一个关于雨的故事。”她用吸管搅动着杯子里的汤，“主角在每一场雨里都会想起同一个人，但每次想起的细节都不同。有时候那个人有虎牙，有时候没有；有时候那个人喜欢白色，有时候喜欢黑色。到最后主角分不清，自己记住的到底是一个真实的人，还是无数记忆碎片拼凑的幻影。”
“然后呢？”
“然后主角决定，在下一次下雨时，不去想那个人。”她说，“但故事停在那一刻，因为我不知道，如果主角真的做到了，这故事是悲剧还是喜剧。”
便利店的门被推开，风裹挟着雨水灌进来。几个高中生冲进来，大声说笑着，打破了我们之间的安静结界。苏南看了眼手表，起身：“雨小了，走吧。”
回去的路上，雨真的小了，变成细密的雨丝。苏南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带我绕路去了江边公园。雨水把江面打得千疮百孔，对岸的灯火在水中扭曲变形。我们在一个亭子里坐下，能听见江水拍打堤岸的声音，沉闷而有力。
“我妈妈最后那段时间，”苏南突然开口，眼睛望着江面，“经常说胡话。有一次她拉着我的手，说‘南南，窗外的银杏叶黄了，你去帮我捡几片回来’。可那时是七月，根本没有银杏叶。”
我静静地听着。
“我知道她是把时间记混了。她记忆中的某个秋天，也许真的有人为她捡过银杏叶。”苏南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人不安，“所以我去了楼下花园，捡了几片最绿的叶子，用黄色水彩涂了，放在她床头。她看了好久，然后说：‘这不是我要的那些。’”
江风带着水汽吹进亭子，我打了个寒颤。
“那时候我明白了，记忆是不可替代的。无论你多么努力地模仿、复刻，假的终究是假的。”她转过来看我，“就像我们。江远，我们都在努力找回三年前的感觉，但那是不可能的。时间已经改变了我们，就像那些被水彩涂绿的叶子，看起来对了，但一摸就知道不是真的。”
我想反驳，却找不到词。她说的每个字都像针，精准地刺破了我这些日子以来小心翼翼维护的幻觉。
“那你为什么回来？”我问，“为什么接近我？”
苏南沉默了很久。远处有轮渡驶过，鸣笛声悠长而哀伤。
“因为我想知道，”她终于说，“如果重来一次，结局会不会不同。”
“然后呢？你找到答案了吗？”
“找到了。”她站起来，走到亭子边缘，雨水打湿了她的肩，“不会。结局不会不同。因为我还是我，你还是你。我们都在重复同样的模式，犯同样的错误。”
那一刻，我忽然感到一种尖锐的愤怒。不是对她，而是对命运，对时间，对所有让我们变成现在这样的无形力量。
“所以这一切都没有意义？”我的声音有些发抖，“这些天的相处，这些...”
“有意义。”她打断我，声音很轻，“就像我为我妈涂的那些叶子，虽然假，但在那个时刻，给了她安慰。我们的重逢也是这样，虽然回不到过去，但至少...至少让我确认了一些东西。”
“确认了什么？”
苏南没有回答。她走进雨里，仰起脸，让雨水落在脸上。我看着她单薄的背影，忽然想起高一那个秋天的午后，她在操场上奔跑，白衬衫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面即将起航的帆。那时我以为，这样的瞬间会永远持续下去，以为青春是取之不尽的资源，以为重要的人会一直留在身边。
原来所有告别都是练习，为最终的离别做准备。
那晚之后，苏南又开始疏远我。不是突然的，而是渐进的，像潮水慢慢退去。她不再等我一起吃午饭，放学后总是第一个离开教室，社团活动也找各种理由缺席。我试过堵她，在车棚，在楼梯间，在一切可能的地方。但她总能找到空隙溜走，像一尾狡猾的鱼。
十一月初，银杏叶终于黄了。学校那条林荫道变成了金色隧道，风一吹，叶子簌簌落下，铺了厚厚一层。我在二楼的走廊看见苏南，她一个人走在落叶中，走得很慢，偶尔弯腰捡起一片叶子，对着光看。
我跑下楼，在路的尽头等她。
她看见我，没有躲，只是把捡来的叶子放进书包侧袋。
“聊聊。”我说。
“聊什么？”
“聊你为什么躲我。”
苏南叹了口气。那叹息很轻，却像有重量，压得我胸口发闷。
“我没有躲你，江远。我只是...需要空间。”
“为什么？”
“因为太痛了。”她直视我的眼睛，目光清澈得残忍，“每次看见你，我就想起一切：想起我妈，想起那空白的三年，想起我们本可以拥有却错过的东西。这太痛了，我受不了。”
“那就说出来。”我抓住她的手腕，很用力，用力到能感觉到她的脉搏，“说出来就不痛了。”
“不，说出来会更痛。”她试图挣脱，但我没放，“你知道吗，我妈临走前，终于清醒了一次。她摸着我的脸说：‘南南，不要像我一样，把什么都憋在心里。爱要说，恨也要说，不然等你想说的时候，可能已经没人听了。’”
苏南的眼睛红了，但她倔强地不让眼泪掉下来：“我试了，江远。我真的试了。但每次想对你说什么，那些话就卡在喉咙里，像刺一样。我害怕，怕说出来之后，连现在这样都不再可能。”
“不会的。”
“你怎么知道？”她终于哭了，眼泪无声地滑落，“我们都是胆小鬼，江远。三年前是，现在还是。我们不敢冒险，不敢把真心掏出来，因为怕它被摔碎。所以我们玩这种若即若离的游戏，用暧昧当保护色，用沉默当盾牌。”
我松开了手。她说得对，每个字都对。我们都在害怕，怕被拒绝，怕被伤害，怕迈出那一步后无法回头。所以我们停留在安全距离，用友谊的名义掩盖爱情，用玩笑的语气说出真心话。
“那现在怎么办？”我问，“继续这样？”
“我不知道。”她擦了擦眼泪，“也许我们需要时间，真正的、分开的时间。不是三年，可能是更久，久到我们都真正长大，久到这些痛变成疤而不是伤口。”
“如果那时已经太晚了呢？”
“那至少我们试过了。”她露出一个惨淡的笑容，“有些故事，可能注定没有结局。”
那天之后，苏南真的开始保持距离。我们回到了普通同学的关系，点头之交，偶尔说几句话，都是无关痛痒的内容。我看着她一天天沉静下去，像一口古井，表面平静，深处却暗流汹涌。
十二月底，学期快结束时，她给了我一个信封。
“回家再打开。”她说。
我捏了捏，里面好像是照片。那天晚上，我在台灯下拆开信封，倒出三张拍立得。第一张是高一运动会，我和她站在领奖台上，我得了八百米第三，她是后勤组的，却混上来合影。照片上的我们笑得很傻，她比着剪刀手，我举着铜牌。
第二张是高二上学期的某天，在文学社活动室。我趴在桌上睡觉，她在旁边做鬼脸，手指在我头上比兔耳朵。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灰尘在光柱中飞舞。
第三张是空的——不是空白，而是曝光过度，一片惨白，只能勉强看出两个人形的轮廓，牵着手。
照片背面有字，是苏南的笔迹：
“第一张：开始。
第二张：过程。
第三张：结局——本该有，却没能拍出来的结局。”
我盯着那片空白看了很久，直到眼睛发酸。忽然明白，这就是我们的故事：有美好的开始，有温暖的过程，却没有成形的结局。它停在了最美也最痛的那一刻，像一首写到一半的诗，一个断在悬崖边的梦。
学期最后一天，苏南没有来学校。她的座位空着，桌面干净得像从未有人坐过。我问班主任，得到的回答是她请了病假。放学后，我去她家楼下等她。
那是一片老式居民区，梧桐树高大茂密，冬天里枝桠光秃秃地刺向灰色天空。我在长椅上坐了两个小时，直到天完全黑透，她家的灯始终没有亮起。
最后我起身离开，在小区门口撞见了她父亲。一个瘦削的中年男人，眉眼间有苏南的影子。
“叔叔，苏南在家吗？”
他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她走了。”
“走了？”
“去上海，她姑姑那边。”他叹了口气，“手续都办好了，下学期转学过去。”
我站在原地，浑身发冷。十二月的风像刀子，刮在脸上生疼。
“她...有没有留什么话？”
男人摇头：“只说对不起。对很多人，很多事。”他顿了顿，“你是江远吧？她提过你。”
“她怎么说？”
“说你是她青春里最干净的一页。”男人拍了拍我的肩，“回去吧，孩子。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
我忘了自己是怎么回的家。只记得那晚特别冷，冷到骨子里。我坐在床上，看着那三张照片，忽然明白了苏南的选择。她不是逃避，而是在用她的方式保护这段记忆——在它尚未被现实磨损、被时间腐蚀之前，将它封存起来。像琥珀封住昆虫，像冰封住火焰。
我们的故事停在了一个悬而未决的节点，这也许是它最好的结局。因为一旦继续，可能会走向庸俗的相爱或狗血的相杀。而现在，它永远保持着可能性，像薛定谔的猫，既生又死，既圆满又残缺。
后来我常常想起那个雨天亭子里的对话，想起她说的“确认了一些东西”。现在我终于明白她确认了什么：确认了在十六岁的那个秋天，我们的心动是真的；确认了在分离的三年里，思念是真的；确认了在重逢的日子里，那些欲言又止、那些眼神交汇、那些指尖相触的瞬间，都是真的。
这就够了。不是所有爱情都需要厮守，有些爱情的意义就在于它从未真正开始，所以也永远不会结束。它是一道无解的数学题，一首没有结尾的诗，一个在时间里无限循环的梦。
大学毕业后，我回了母校教书。偶尔在秋天，当银杏叶黄透的时候，我会去操场看台坐一会儿。有学生问我在等谁，我说等一个故人。
“她会来吗？”
“不知道。”我望着天空，“也许不会。”
但我还是会等。因为等待本身已经成了习惯，成了我与过去唯一的连接。在等待中，时间失去了线性，过去和现在重叠。我会看见十六岁的苏南从跑道那头跑来，马尾飞扬，笑容明亮；也会看见十九岁的苏南站在暮色中，眼神苍凉，背影单薄。
她们都是她，又都不是她。就像记忆中的那个人，早已不是真实的那个人，而是我用自己的思念和遗憾塑造的幻影。但有什么关系呢？真或假，在时间的尺度上都不再重要。
重要的只有那个下午，在文学社活动室，阳光很好，音乐很好，她闭着眼睛听歌，睫毛在脸颊上投下扇形阴影。那一刻我确信，我爱她。也许从更早开始，也许从看见她第一眼开始。
而她也用她的方式爱过我——用沉默，用回避，用那张空白的拍立得，用一场精心策划的告别。
昨夜我又梦见了她。梦里的我们在江边，雨下得很大，她说了什么，但我听不清。醒来时枕边潮湿，不知是汗还是泪。窗外晨曦微露，新的一天即将开始。
我起身，从书架上取下那本蓝色笔记本——毕业后，我在文学社活动室的角落里发现了它，苏南没有带走。翻开扉页，她的字迹依旧清晰：“所有故事都始于一个微不足道的谎言。”
翻到最后一页，有一行新添的小字，墨色已旧：
“而所有告别，都是为了在记忆里永生。”
合上笔记本，我看向窗外。银杏叶又黄了，风一吹，落英缤纷。
就像十六岁那年秋天，我们初见时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