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间咖啡馆后来拆掉了，变成了一家卖网红蛋糕的店铺，橱窗里摆着粉红色的奶油和夸张的金箔。每次路过那里，我都要怔一下，仿佛看见自己的某个部分还被压在那些崭新的砖瓦下面，没有来得及带走。
但在那时候，它还好好地立在复兴中路的梧桐树荫里。门口的常春藤爬得满满当当，有些叶子探到招牌上，把那块原本就小小的木牌遮去了一半。牌子上写着“角落”，两个字是手写的，墨绿色的漆，笔画有些歪斜，却歪斜得恰到好处，像一个人随意斜靠在门框上的样子。
我第一次走进去，是因为躲雨。那是九月的傍晚，忽然来了一阵急雨，我正好走到这门口，便推门进去了。门框上挂着一只铜铃，叮当一响，像是什么东西被惊醒了。
店里人不多，靠窗坐着一个女孩，面前摊着一本书，手里捏着一支铅笔，正在书页上画着什么。她低着头，我看不见她的脸，只看见她的头发——黑黑的，软软的，在耳后松松地拢着，有一绺滑落下来，垂在书页上。窗外的雨声哗哗的，玻璃上全是水痕，她的侧影便模模糊糊地映在那水痕后面，像一幅淡墨的画。
我点了杯咖啡，在角落里坐下。那角落正好对着她，我一抬眼就能看见她的侧影。她翻书的动作很慢，有时候翻过一页，还要用手指在那页上轻轻抚一下，像是在安抚什么。铅笔在她指间转来转去，有时候停下来，在书页的边缘画几个字——也许是在做笔记，也许只是随手涂点什么。
雨下了很久。我的咖啡喝完了，又续了一杯。续杯的时候，我走过她身边，瞥见她那本书的封面——是《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卷，跟我床头那本是同一个版本，淡黄色的封面上，印着一幅印象派的画，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是睡莲还是别的什么。
“你也读这个？”这话脱口而出，说完了才觉得冒失。
她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轻，像是只是确认一下声音的来源，但就是那一眼，让我忽然有些说不出话来。她的眼睛是那种很干净的黑白分明，看人的时候，好像能把人看到很深的地方去。
“你也读？”她反问，声音里有一点笑意。
“床头放着。”我说，“读了一个多月了，还在‘贡布雷’。”
“那是舍不得读过去。”她说，低下头去，手指在那本书的封面上轻轻抚了一下，就像她翻书时那样，“我也是。有些书是要慢慢读的，读快了，就漏掉了。”
漏掉了什么呢？我想问，又没有问。窗外的雨小了些，变成细细的雨丝，斜斜地落在玻璃上，流成一道道细细的水痕。那水痕把她的侧影划成许多碎片，又聚拢，又划开，反反复复的。
“你画了什么？”我指指她的铅笔。
她把书推过来给我看。书页的空白处，她用铅笔勾了一扇窗，窗外有几笔斜斜的线，大概是雨。窗内画着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面前放着一只杯子。那人的轮廓很简单，几笔就勾出来了，但姿态却画得很准——微微向前倾着，像是在看着什么。
“这是我吗？”我问。
“是。”她说，“你刚才一直看着窗外，那样子像是在等什么人来，又像是知道那人不会来了。”
我怔住了。她说的没错，我那会儿确实是在想一些事——想一个许久不见的老朋友，想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说的话，想那些说过了就再也收不回来的话。但这些，她是怎样从那几笔简单的线条里看出来的？
“你常来这儿吗？”我问。
“嗯。”她点点头，“离公司近，下班了就过来坐坐，看看书，画点东西。”
“画点什么？”
“随便画。”她把书合上，把铅笔夹在书页间，“看见什么画什么。今天下雨，就画下雨。刚才你进来的时候，门上的铃铛响了，那声音真好听，我差一点就想画那个铃铛了。”
“为什么没画？”
“铃铛画不出来。”她说，“声音怎么能画呢？画出来的，就不是那个声音了。”
她说着，站起身来，把书收进包里。那包是帆布的，洗得有些发白了，边角上绣着一朵小小的花，淡紫色的，像是路边常见的那种野花。她走到门口，推开门，门上的铜铃又叮当响了一声。
“下次来，我画给你看。”她回过头来说。
雨已经停了，梧桐叶子上还挂着水珠，亮晶晶的。她走出去，绕过一滩积水，影子在水面上晃了晃，又稳住了。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渐渐走远，消失在复兴中路的转角处。风吹过来，梧桐叶子上的水珠簌簌地落下来，落在我的肩上，凉凉的。
那天晚上回去，我又翻开了床头那本书。翻到的地方，正好是叙述者第一次看见希尔贝特的那一段——那是在香榭丽舍大街的公园里，一个小女孩，一头红发，手里拿着一根羽毛。叙述者说，从那天起，他对那条街、那个公园、那些下午的思念，都跟那个小女孩连在一起了，“它们都仿佛带着她，反射着她”。
我把书合上，想着那个在咖啡馆里画画的女孩。想着她的头发，她的铅笔，她说的那句话——“下次来，我画给你看”。下次是什么时候？明天？后天？还是某一个永远等不到的将来？
窗外又有汽车驶过，灯光在天花板上划了一道弧，又消失了。我躺在床上，听着远处传来的、隐隐约约的车声，想着复兴中路上那些湿漉漉的梧桐叶子，想着门上的铜铃那叮当一声的脆响。
有些声音，果然是画不出来的。但它们会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忽然在心里响起来，清脆脆的，像是什么都没有改变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