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见面是在一周之后。
那一周里，我路过那家咖啡馆三次。第一次是周二傍晚，透过玻璃看见她常坐的那个位置空着，只有一束斜阳落在桌面上，照着几道细细的划痕。第二次是周四中午，店里人多，每张桌子都坐着人，但里面没有她。第三次是周六下午，我推门进去，铜铃叮当一响，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戴眼镜的男人，面前摊着一份报纸，咖啡杯旁边放着一块吃了一半的芝士蛋糕。
我没有点咖啡，站了一会儿就出来了。门在身后关上，铜铃又响了一声，那声音追着我走了几步，像是有什么话要说。
第三次见面是在陕西南路上的一家旧书店里。
那家书店藏在一排时装店和奶茶铺之间，门脸窄窄的，一不小心就会错过。门口堆着几捆旧书，用塑料绳扎着，书脊被晒得发白，像是褪了色的记忆。店里没有招牌，只在门上贴着一张手写的纸条：旧书换咖啡，进来坐坐。
我是被那纸条引进去的。
店里很暗，只有天花板上一盏黄黄的灯，照着中间一张长桌，桌上堆满了书。四壁都是书架，从地板顶到天花板，有些书塞得满满当当，有些则斜靠着，像是困了的人，随时要倒下来。空气里有一股旧纸特有的气味——不是霉味，是一种更复杂的、混着纸张、墨迹、灰尘和时光的气味。这气味让我想起外婆家的阁楼，想起那些夏天午后，我爬上去翻看舅舅留下的旧课本和小说，封面上积着薄薄的灰，翻开时那灰便飞起来，在阳光里闪闪地飘。
“又见面了。”
声音从书架后面传来。我绕过那张长桌，看见她坐在角落里的一把藤椅上，膝上摊着一本画册，手里还是捏着那支铅笔。藤椅旁边放着一只搪瓷杯，杯口缺了一小块，露出里面深褐色的锈迹，杯子里冒着热气，是茶的香气，混在旧纸的气味里，竟然很相宜。
“你常来这儿？”我问。
“嗯。”她点点头，往旁边挪了挪，让出半个藤椅的位置，“这家店开了十几年了，老板是个老先生，不爱说话，但书收得好。你慢慢找，总能找到想要的东西。”
我看了看她膝上的画册，是本旧画集，封面印着莫奈的睡莲，颜色有些褪了，那睡莲便显得更朦胧，像是隔着一层薄雾在看。
“你也喜欢莫奈？”我在藤椅扶手上坐下来。
“喜欢。”她翻过一页，指着上面的画，“你看这幅，画的不是睡莲，是睡莲在水里的倒影。莫奈晚年画了很多这样的，睡莲和倒影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也许都是真的。”我说，“水面上的是真的，水面下的也是真的。”
她抬起头来看我，那一眼里有了一点笑意，像是一颗小石子投进水里，漾起细细的波纹。
“你这个人说话有点意思。”她说，“来，帮我看看这幅。”
我把头凑过去。画册上印的是一幅更大的睡莲，整个画面都是水和花，光影揉在一起，看得久了，便觉得那水在流动，花在颤动。
“你看出什么了？”她问。
“我看出——”我顿了顿，“看出他很着急。急着把这些都留住，急着把每一刻的光都画下来。可是他越急，光走得越快。最后留下来的，就是这种又清晰又模糊的样子。”
她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我，看了很久。久到我有些不自在，把目光移开，落在她身后那排书架上。架子上有一套旧版的《追忆似水年华》，七本，书脊上的字已经磨得快看不清了。
“你看。”我指指那套书。
她回过头去，然后站起身来，走到书架前，把那套书一本一本取下来，捧在手里。那动作很轻，像是捧着什么易碎的东西。
“这套书在这里很久了。”她说，“每次来都看见它，每次都没有买。”
“为什么不买？”
“买了放在哪里？”她回过头来，“放在书架上，和那些新新的书排在一起，它就孤单了。还不如让它在这里待着，和这些旧书在一起，它们是一个世界的。”
她把书一本一本放回去，动作还是那么轻。放完最后一本，她转过身来，靠在书架上，看着我。
“你知道吗，”她说，“我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刚来上海。一个人住在静安寺那边的一间小屋子里，窗户朝北，冬天冷得要命。晚上下班回来，裹着被子读，读着读着就睡着了，书掉在地上，醒了再捡起来继续读。”
“那时候觉得书里写的那些事离自己很远。”我说。
“是啊。”她点点头，“什么沙龙，什么贵族，什么斯万的恋爱——那些都太远了。可是后来读着读着，忽然发现，离得近的东西反而读不出来了。”
“什么意思？”
“就是——”她想了想，“比如说，我每天走过的那条弄堂，门口那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太，窗台上晾着的衣服，这些天天看见的东西，反而不知道怎么去写了。太近了，近得看不清。就像莫奈画的那些睡莲，要隔开一点距离，才能看出那是睡莲。”
店里的光线又暗了一些，大概是外面有云遮住了太阳。那盏黄黄的灯显得更亮了，把她的侧影照出一层暖暖的光晕。她靠在书架上，手垂在身侧，手指上还沾着一点铅笔的灰。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她怔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很轻，但这一次，它没有很快消失，而是留在嘴角，像一盏刚刚点亮的灯。
“等下次见面再告诉你。”她说。
她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递给我。是本旧版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封面上印着一个穿蓝外套的青年，站在夕阳里，影子拖得很长很长。
“送给你。”她说，“下次见面的时候，告诉我你读完了没有。”
那天晚上回去，我坐在窗边，翻开那本书。书页已经发黄了，边角有些卷，但字迹还很清楚。扉页上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墨迹已经褪成淡蓝色：
“献给所有等不到的回信。”
窗外，梧桐叶子又响了一阵。我忽然想起她说的话——“太近了，近得看不清”。也许真是这样。也许我们要等到很久以后，等到一切都过去了，才能看清那些天天看见的东西，才能明白那些天天在一起的人。
也许这本书，就是写给那些等不到的回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