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千二百元的数字，像枚生锈的钉子，整夜楔在林盏的脑海里。
她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梅雨季留下的印记，形状像只垂死的鸟。隔壁传来母亲压抑的咳嗽声，一下，又一下，在寂静的深夜里钝重地敲打着什么。
林盏摸出枕头下的手机，屏幕光刺得她眯起眼。23:47。她点开和沈栖的聊天窗口，最后一条消息停留在“明天见”三个字上，下面是系统显示的“已读”。
光标在输入框里闪烁。她想问“你睡了吗”，想问“天台的事你还记得多少”，想问“如果我现在很害怕，该怎么办”。但最后她一个字也没打，只是关掉手机，翻了个身。
窗外的老城区睡着了，只有远处高架桥上偶尔滑过的车灯，像流星一样短暂地划破黑暗。林盏想起沈栖发来的那张俯瞰照片——从那么高的地方看下来，这些破败的屋顶、这些为几百块钱发愁的夜晚，是不是小得像蚂蚁的烦恼？
可是蚂蚁的烦恼，对蚂蚁来说就是整个世界。
她闭上眼，脑海里浮现出奶奶的样子。去年住院前，奶奶还能坐在阳台上晒太阳，用那双枯瘦的手剥橘子，把橘络一丝丝剔干净，然后把最甜的瓣塞进她嘴里。
“我们盏盏以后要当画家，”奶奶眯着眼睛笑，脸上的皱纹像揉皱的宣纸，“画很多很多漂亮的画，挂在亮堂堂的大房子里。”
可是现在奶奶躺在医院里，身上插着管子，眼睛浑浊得认不出人。每个月的药费单越摞越厚，厚到母亲不得不在超市下班后，再去24小时便利店做夜班理货员。
林盏咬住嘴唇，尝到一丝血腥味。她伸手在黑暗中摸索，从书包侧袋里摸出一颗橘子糖。糖纸窸窣的声音在夜里格外清晰，她剥开，放进嘴里。
甜味在口腔里蔓延开时，眼泪终于滚下来，无声地渗进枕头里。
运动会的早晨，天空是洗过般的淡蓝色。
林盏穿上沈栖给的那套白色运动服。POLO衫的质地比她想象中更柔软，尺寸分毫不差，像量身定做。运动鞋踩在地上轻飘飘的，鞋底有很好的弹性，让她想起小时候第一次穿新鞋的感觉——那时父亲还没走，春节前带她去商场，她挑了一双红色的小皮鞋，鞋面上有蝴蝶结。
“我们盏盏真好看，”父亲把她抱起来转圈，“像小公主。”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八年，还是九年？记忆像褪色的糖纸，还留着甜味，但图案已经模糊不清。
她对着卫生间裂了缝的镜子扎头发。镜中的女孩眼睛有点肿，但白色运动服衬得她皮肤很白，马尾高高束起，露出光洁的额头。有那么一瞬间，她觉得自己像另一个人，一个不必为医药费发愁、不必在夜里偷偷哭的女孩。
“盏盏，早饭好了。”母亲在门外说。
餐桌上是一碗白粥，一碟榨菜，还有一个煮鸡蛋。母亲的眼睛下有浓重的黑眼圈，但努力笑着：“今天要忙一天吧？多吃点。”
林盏坐下来，把鸡蛋剥好，蛋白放进母亲碗里：“妈，你吃。”
“我吃过了。”母亲说，但林盏看见锅里只有一碗粥的量。
母女俩默默地吃早饭。晨光从窗户斜射进来，在旧餐桌上切出明暗分明的界线。林盏盯着那道光线，想起沈栖说“看画不是看画了什么，是看光线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现在她懂了。光线照亮的不仅是画面，还有画面之外那些隐藏在阴影里的东西——比如母亲悄悄推过来的半碟榨菜，比如她鬓角新生的白发，比如这个家里所有无声的付出和牺牲。
“妈，”林盏放下筷子，“我今天有三场计时工作，能赚一百五。下周我再去问问周姐，看餐厅能不能多排几个班……”
“盏盏，”母亲打断她，声音很轻，“你还是个孩子。”
“我不是了。”林盏抬起头，直视母亲的眼睛，“奶奶的药钱，我们一起想办法。你别再偷偷去卖血了，上次晕倒的事，我看见了。”
空气凝固了。母亲张了张嘴，眼泪突然滚下来，一滴，两滴，掉进粥碗里，漾开小小的涟漪。
“妈对不起你……”她捂住脸，肩膀颤抖。
林盏站起来，走过去抱住母亲。母亲很瘦，肩膀单薄得像纸片，在她怀里抖得像秋风中的叶子。
“我们会好的，”林盏说，声音很稳，稳到自己都意外，“一定会好的。”
这句话像一句咒语，说出口的瞬间，她觉得自己真的相信了。
操场上已经人声鼎沸。
各班的加油横幅拉了起来，红黄蓝绿俗艳的色彩在晨风里招摇。广播站开始放暖场音乐，是那种激昂的电子乐，鼓点咚咚地敲打着地面。林盏穿过人群往跳高场地走，手里紧紧攥着计时器和签到表。
白色运动服在五颜六色的班服中很显眼，一路上不断有人看她。有好奇的目光，有羡慕的窃语，也有几道不那么友善的打量。她听见有人小声说：“那不是林盏吗？怎么穿学生会的衣服？”“听说她傍上沈栖了，真行。”“穷人有穷人的办法呗。”
林盏加快了脚步，耳根发热。这些话像细小的针，扎进皮肤里，不深，但疼。
跳高场地在操场东侧。横杆已经架好，裁判老师正在调试高度。沈栖也在那里，她今天没穿制服，而是简单的白色T恤和运动长裤，头发扎成高马尾，露出修长的脖颈。她正和体育老师说话，侧脸的线条在晨光里干净利落。
看见林盏，沈栖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然后她从随身带的包里拿出一个工作证挂绳，走过来递给林盏。
“戴上，”她说，“不然保安不让进内场。”
林盏接过挂绳，手指碰到沈栖的手腕。她的皮肤很凉，像清晨的露水。
“谢谢。”林盏小声说。
沈栖没回应，只是转身对裁判老师说：“计时员到了，可以开始了。”
跳高决赛有十二个选手，来自各个班级。横杆从一米四开始，每次升高五厘米。林盏的任务是记录每个选手的试跳次数和最终成绩，计时器用来掐表，确保每次试跳间隔不超过两分钟。
工作不难，但需要高度集中。林盏蹲在沙坑边的记录台后，手里的笔飞快地写着。阳光渐渐热起来，晒在后颈上，她能感觉到汗珠顺着脊椎往下滑。
选手们一个个助跑、起跳、过杆或打落横杆。成功时围观人群发出欢呼，失败时响起惋惜的叹息。林盏盯着那些在空中短暂停留的身体——绷紧的肌肉，舒展的四肢，还有那些年轻的脸上专注又紧张的表情。
她忽然想起沈栖说的“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此刻的光从东南方向斜射过来，把选手们的身影拉得很长，投在沙坑上，像某种抽象的剪影。那些影子在起跳的瞬间伸长，过杆时扭曲，落地时与身体重新贴合。
很美。林盏想，如果能画下来就好了。
“记录员！”裁判老师喊，“三号选手第二次试跳，准备！”
林盏回过神，按下计时器。三号是陈浩，他今天穿了件荧光绿的背心，在阳光下亮得刺眼。助跑前他朝林盏这边看了一眼，咧嘴笑了一下，然后收敛表情，开始冲刺。
起跳的瞬间，他的身体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背弓得很开，腿向上摆，整个人像一张拉满的弓。横杆轻微晃动，但没有掉下来。
“过！”裁判举手。
陈浩在垫子上滚了一圈爬起来，第一反应是看向记录台。林盏对他竖起大拇指，他立刻笑得见牙不见眼，朝她用力挥手。
幼稚。林盏想，但嘴角忍不住上扬。
横杆升到一米五五时，场上只剩下五个选手。其中有个高个子男生，动作干净利落，每次过杆都轻松得像跨过一道门槛。林盏看了一眼名单——叫江朔，高二(一)班的体育特长生，据说已经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水平。
沈栖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记录台旁边。她手里拿着相机，偶尔拍几张照片，但更多时候只是站着看。
“那个人，”她忽然开口，声音很轻，“跳高的姿势很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