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8月的巴黎，天空像是一块永远洗不干净的旧抹布，阴沉地压在圣安东尼区的尖顶上。
攻占巴士底狱的狂热已经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窒息的“大恐慌”。每天都有贵族逃亡，每天也都有人因为被怀疑是“国家的叛徒”而挂在路灯杆上。整座城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多疑的疯人院。
沃德雷伊的宅邸也不例外。
那次暴乱让奥尔良派在国民议会中占据了上风，但权力的膨胀并没有带来安全感，反而让沃德雷伊变得极度神经质。他肺部的旧伤开始频繁发作，咳嗽时常常带着血丝。他开始辞退老仆人，甚至连送餐的男童都要经过极其严格的搜身。
我依然是他最信任的“私人医生”，但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层信任薄如蝉翼。
傍晚时分，我提着医疗皮箱，穿过大堂准备回自己的公寓。在经过走廊一面极其光洁的威尼斯落地镜时，我并没有转头，只是用眼角的余光扫过镜面。
在镜子的边缘，一根罗马柱的阴影里，站着一个穿着粗呢大衣的男人。他假装在擦拭一尊大理石雕像，但目光却像一条阴冷的蛇，死死地黏在我的后背上。
这是这个月以来的第三个。
沃德雷伊的人在跟踪我。他需要我活着给他治病，但他绝不允许他手里这把沾了血的手术刀，有任何他无法掌控的秘密。
我没有加快脚步，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我依然保持着那种略带疲惫、谦卑的步态走出了宅邸大门。但在踏上马车的那一刻，我的后背已经渗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
危机感如同附骨之疽。我必须立刻开始行动了。
一个小时后，我乔装打扮，甩掉了身后那条并不算高明的“尾巴”，极其隐蔽地钻进了圣安东尼区最深处的一条死胡同。
推开一扇长满绿色青苔的破木门，一股浓烈的发霉酸菜味和下水道的恶臭扑面而来。
这里是加尔松给我找的地方。
“地方太简陋了，医生。”加尔松举着一根正在滴着油脂的火把，从黑暗中走了出来。他大腿上的枪伤虽然还没好透，但已经能勉强行走了。
我环顾四周。这是一个极其破败的地窖，墙壁上渗着水珠，角落里堆着发黑的干草。房间中央，用两个废弃的橡木酒桶和一块满是虫眼的门板，勉强搭起了一张“手术床”。没有无菌布，没有酒精灯，只有几只肥大的老鼠在暗处发出悉悉索索的声响。
“足够了。”我冷冷地说，将皮箱放在那块门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我没有时间去建立什么富丽堂皇的私人诊所。在这个多疑的巴黎，越是肮脏、越是被大人物们视为粪坑的地方，就越是安全的盲区。
“我让你准备的东西呢？”
加尔松转过身，从阴影里拽出一个瘦小的身影，狠狠地按在那块门板上。
那是一个大约十六七岁的男孩，穿着脏得看不出颜色的破烂衣衫。他脸色惨白得像一张纸，浑身像打摆子一样剧烈颤抖着。在他的左侧肋骨下方，有一道极其狰狞的刀伤，皮肉外翻，黑红色的血正在不断地往外涌，已经染透了他的半边裤腿。
“黑手党的人干的。这小子手脚不干净，偷了不该偷的东西。”加尔松咬着一根没有点燃的烟斗，语气里透着底层特有的冷漠，“我本来想把他扔进塞纳河，但您说需要一个‘试验品’。如果您救不活他，我现在就把他掐死，免得他浪费空气。”
男孩听到这句话，发出极其虚弱的呜咽，用那种仿佛看着上帝般的绝望眼神死死盯着我。
“去烧水。把你能找到的最烈的私酿拿过来。”
我脱下外套，挽起细麻布衬衫的袖子，打开了医疗箱。
没有任何怜悯，只有极致的临床理智。在极度简陋的条件下，我用从宅邸里偷出来的几块干净纱布，蘸着极其刺鼻的劣质烈酒，直接按在了男孩外翻的伤口上。
“啊——！”男孩爆发出杀猪般的惨叫，身体像离水的鱼一样疯狂弹动。
“按死他！”我冲着加尔松低吼。
加尔松巨大的身躯压了上去，死死锁住了男孩的四肢。
我拿起那把极其锋利的德国产柳叶刀，在摇晃的火把光影下，极其冷酷地切除了伤口边缘那些已经坏死、沾满泥垢的烂肉。没有麻药，每一刀下去，都能听到肌肉纤维断裂的微小声音和男孩近乎咬碎牙齿的嘶吼。
这是一场极其野蛮的手术。但在1789年，这已经是只有王室才能享受到的、足以起死回生的精准度。
我用羊肠线极其快速地穿针引线。我的双手沾满了温热而粘稠的鲜血，但我感觉不到任何不适。相反，在这股令人作呕的血腥味中，我的大脑前所未有的清明。
二十分钟后，我剪断了最后一根缝合线，用一块相对干净的布将伤口死死缠住。
男孩已经痛得晕死过去，但他微弱但平稳的呼吸证明，他活下来了。
“上帝啊……”加尔松看着我那双沾满鲜血的手，眼中闪过一丝极其真实的敬畏。在底层人眼里，能把半只脚踏进地狱的人拉回来，这就是神迹。
我走到一旁的水盆前，将双手浸入冰冷刺骨的水中，极其用力地搓洗着。水瞬间变成了刺眼的淡红色。
“我不收穷人的钱。”我一边洗手，一边背对着加尔松，声音极其冷漠，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压感。
“那您要什么？”加尔松极其上道地压低了声音，“在这片街区，只要您开口，我的兄弟们什么都能干。”
“我要他替我散布一句话。”
我转过身，扯过一块破布擦干双手，目光如同刀锋般落在那个昏迷的男孩身上。
“等他醒了，让他在圣安东尼区几个人流量最大的酒馆里，无意间向别人吹嘘——就说他偷东西的时候，听见几个保王党的军官在秘密寻找一个‘用铅皮封死的橡木箱子’，而且那个箱子曾经在巴士底狱附近出现过。”
加尔松愣了一下，他那颗粗糙的大脑显然无法理解这句话背后的深意。但他是个聪明人，聪明人知道什么时候该闭嘴。
“没问题。明天晚上之前，半个巴黎的酒鬼都会知道这个消息。”
我点了点头，提起了医疗箱。
走出那个充满恶臭的地窖，外面的空气依然浑浊，但我却感受到了一种极其病态的安全感。
沃德雷伊的眼线不是在跟踪我吗？那我就给他们“喂”一点他们最想听到的情报。那个关于“橡木箱子”的假消息，很快就会通过街头的暗探，传回沃德雷伊的耳朵里。
这会让他陷入新的猜忌和恐慌，让他把注意力转移到虚无缥缈的保王党身上，从而在我的周围形成一个极短的、由他自己的多疑编织而成的“视觉盲点”。
这就是我的第一步棋。
没有千军万马，只有一把沾满黑血的解剖刀和一句极其精准的谎言。在这个名为巴黎的吃人迷宫里，属于我的那张暗网，终于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吐出了第一根极其强韧的丝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