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下午三点，阳光像鬼影一样幽幽地发着光。像往常一样，他在改一份周报，光标停在第三段的开头。尽管那句话他已经看了五分钟，但一个字都没改进去，甚至他已经忘了自己要做什么了。
突然，手机震动了起来，发出嗡嗡的声音，屏幕亮了，显示“姐”。
他看了半天，才想起来电的人是谁，于是他接了。
“建国，爸不行了。”姐姐的声音是哑的，像哭了很久，“医生说就这几天了，你快回来吧。”
老陈把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右手握着鼠标。他看着屏幕上那半句话，说：“好，我订票。”
姐姐说：“快点啊。”
“嗯。”
他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慢慢暗下去。他松开鼠标，缩进椅背里。办公室里的人都在忙自己的，隔壁工位的小刘还在摸鱼，他戴着耳机，刷着视频，偶尔发出一阵刺耳地笑声。空调出风口发出嗡嗡地噪音，吹出来的风是凉的，像是冰块一样凉，但吹到脸上让人觉得干。
他坐了大概两分钟，拿起手机，打开购票APP。
高铁四个半小时，飞机一个半小时，但加上坐地铁的时间，也相差无几。他看了看明天的票，早上八点多有一班，下午两点多有一班。
他没有订票，而是把APP关了。
他站起来，走进茶水间，倒了一杯水。水是凉的，他喝了一口，把剩下的连同茶叶一起倒掉了。回到工位，继续改周报。光标还在那里闪，但依旧没有任何进展。他打了几个字，又删掉。
就这样磨磨蹭蹭到五点四十，是时候下班了。他关了电脑，拿出手机，低着头走出办公室，到电梯口等电梯。不一会电梯就到了，里面站着一个身穿笔挺的西装，打扮精致的男子，老陈只觉得这张脸有点熟悉，好半天他才想起来，这是他们的部门经理。老陈连忙堆起笑容，跟他打了声招呼，然后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直到分道扬镳。
地铁上人很多，他被挤在门边，脸几乎贴着玻璃。车窗外面是隧道，黢黑的，偶尔闪过灯箱广告。他看着自己的倒影，灰蒙蒙的一张脸，没什么表情。
到家已经快七点了。他掏出钥匙开门，试了两下才插进去。以前不会这样的，这把钥匙他用了五年，闭着眼睛都能插进去。但今天那个孔好像变了个位置，他捅了两下才对准。
他换了鞋，把包放在沙发上，去厨房烧水。水烧开了，他泡了一碗方便面。等面泡好的三分钟里，他站在厨房窗口往下看，楼下有个老头在遛狗，狗跑远了，老头在后面慢慢走。
吃完了面，他把泡面桶随手丢到垃圾筐里，看了会儿手机，洗了个澡，躺在床上。
灯关了，窗帘缝里透进来路灯光，映的天花板雪亮，还在上面画了一条细细的亮线。
他想起父亲。
不是想起某件事，先是脑子里突然冒出了“父亲”这个词，然后这个词又很快地变成了一张脸——父亲七十岁生日那天拍的，穿着那件暗淡的军绿色的夹克，拘谨地坐在一把木椅上，笑得很僵，因为他不喜欢拍照。
他晃晃脑袋，想把那张脸忘掉，“反正他已经忘了我了”，老陈嘀咕着，翻了个身，想把那副面孔抛出脑外，却怎么也忘不了……
第二天上午，姐姐又打来电话。
“你订了什么时候的票？”她问。
老陈正在去公司的地铁上，周围很吵，他把手机紧紧压在耳朵上。
“明天的。”他说。
“那你到了给我打电话，我去车站接你。”
“不用，我自己打车回去就行。”
“你确定？”
“嗯。”
实际上，他还是没有订票。
这天他照常上班。开会，回邮件，改周报，中午和同事一起吃饭，同事问他周末干嘛了，他说什么也没干。“最近有个新电影不错，主演叫什么来着”，他想了一下，那个名字就在嘴边，但怎么都吐不出来。同事等了两秒，见他没有回答，自己便说出来了。“对，就是他。”老陈回应道。
但他发现自己会突然停下来。
比如，在等电梯的时候，他盯着楼层数字，数字从18跳到17，从17跳到16，他的脑子里是空的。不是在想事情，就是空的。像一台待机的电脑，屏幕亮着，但什么都没运行。
比如，在洗手间洗手的时候，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水哗哗地流，他忘了关。后面排队的人不耐烦地咳嗽了一声，他才回过神来。
他想起了父亲。
不是刻意去想，而是那些画面自己冒出来的。
父亲年轻时带他去爬山。那座山不高，但对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很陡。他走不动了，蹲在路边不肯走。父亲蹲下来，拍了拍自己的肩膀说“上来”。他趴在父亲背上，父亲的背很宽，走山路的时候一颠一颠的，他抱着父亲的脖子，闻到洗衣粉的味道和汗味。那天的阳光很好，路边有野花，黄色的，小小的。
他想起了这些，脸上没有表情。
回去又怎样呢？他反正不认识我。
上一次回去，是三个月前。
姐姐打电话说爸最近不太好，总是不认得人，你要是有空就回来看看。老陈答应了，然后订了周末的票。
回到老家，高铁要四个半小时。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从城市变成农田，又从农田变成山。直到火红的太阳吝啬地收起余晖，仿佛从来没有向这个世界投入过感情，列车缓缓停靠了下来。他想起小时候坐绿皮火车回老家，要坐一夜，他在车上睡不着，父亲就抱着他，让他看窗外的星星。
到老家已经是下午。姐姐来车站接他，一路上诉说着父亲的近况：不吃饭，发脾气，晚上不睡觉，把邻居家的花盆砸了。姐姐说着说着就哭了，“我一个人真的搞不定。”老陈安慰她说“这段日子辛苦你了。”然后两个人沉默了一路。
到家的时候，父亲坐在客厅的轮椅上，电视是开着的，却没有声音，只有画面在闪。父亲的眼睛看着电视的方向，但眼神是散的，不知道在看什么。
老陈走过去，蹲下来，握住父亲的手。
老陈记得小时候父亲的手很大，可以一只手把他举起来，可以一只手拧开他拧不开的瓶盖，现在这只手在他手心里，干枯，瘦弱，冰凉，发黄，指甲很厚，皮肤上全是老年斑，轻得像一把干柴。
“爸，我回来了。”老陈说，嗓子里仿佛被堵住了一样。
父亲慢慢转过头，看着他。那双眼睛浑浊，瞳孔像蒙了一层雾。父亲看了他很久，嘴唇动了动，但没有声音。
“爸，是我，建国。”老陈又说了一遍。
父亲还是看着他。然后摇了摇头。
“你是谁？”
老陈愣了一下。他知道父亲不认人了，姐姐在电话里说过。但真的听到这句话，他还是觉得胸口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不疼，就是闷。
“我是您儿子。”老陈说，“建国，您的儿子。”
父亲又摇了摇头，这次更用力，像在否定什么让他困惑的东西。
“你不是我儿子，”父亲说，声音很轻，但很肯定，“我的儿子不长这样子。”
老陈站起来，他发现自己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只是站在那里，低头看着父亲，父亲也看着他，眼神里没有愤怒，没有悲伤，甚至没有困惑——只有一种陌生的平静，像在看一个路人。
“建国，你过来一下。”姐姐在厨房里喊他。
他走过去。姐姐在切菜，头也没抬，说：“他就这样，你别往心里去。”
“我没往心里去。”老陈说。
“他连我都不认得了，有时候管我叫妈。”姐姐笑了一下，笑得很苦，“我成咱妈了。”
老陈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客厅里的父亲。父亲又转过头去看电视了，虽然电视没有声音，虽然他的眼神依然是散的。但他就那样坐着，背挺得很直——那是当兵留下的习惯，改不掉了。
那天晚上，老陈和父亲一起吃了晚饭。姐姐做了父亲以前最爱吃的红烧肉，但父亲只吃了两口就不吃了，说“不好吃”。姐姐哄他，说“再吃一口”，父亲摇头，说“不吃了”。
老陈坐在对面，看着父亲。父亲低着头，用勺子扒拉着碗里的米饭，一粒一粒的，像在数数。
“爸，您……”老陈叫他。
父亲抬起头，疑惑地看着他。那眼神和下午一样，陌生，平静。
“没事，你吃吧。”老陈说。
父亲低下头，继续扒拉米饭。
那天晚上，老陈躺在自己以前的房间里，睡不着。他想起小时候躺在这张床上，父亲在隔壁房间打呼噜，呼噜声穿过墙壁，闷闷的，像远处在打雷。
他想起父亲问他“你是谁”。
他知道父亲不是故意的。他也知道那是病。但他还是觉得，有什么东西碎了。不是那种“啪”的一声碎掉，而是慢慢地、悄无声息地裂开，像墙上的水渍，一点一点蔓延，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渗进去了。
他坐起来，想去父亲房间看看。他走到门口，听到里面有鼾声，便停住了。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手放在门把手上，拧开了一半，突然仿佛触电一样，匆匆地松开了手，然后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一早灰蒙蒙的，他就匆匆地走了，没有向父亲告别。姐姐送他到车站，叮嘱他下次早点回来，他也答应了。
在站台外，他买了一包烟——他已经戒烟五年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总感觉胸中沉闷的，就像这鬼天气一样。他站在垃圾桶旁边，点燃了烟。烟雾呛得他咳嗽，但他还是抽完了。
他把烟头扔进垃圾桶，上了车。
车开了，窗外又变成了农田，变成了城市。
他想，下次回来是什么时候？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父亲不认识他了。
而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一个不认识自己的父亲。
第三天凌晨，姐姐打来电话。
老陈被手机震动吵醒，屏幕的光刺得他睁不开眼。他摸到手机，按了接听。
“爸走了。”姐姐哽咽着。
老陈坐起来，靠在床头。窗帘缝里的路灯光还是那条细细的亮线，和前两天晚上一样。
“我知道了。”他说。
“你什么时候回来？”
“今天。”
他坐在床上，没有动，仿佛像是听到了什么无关紧要的消息。手机屏幕暗了，房间又黑了，他又听见窗外有流浪猫在叫。
他去洗手间洗脸。镜子里的自己头发乱着，眼睛下面有黑眼圈，下巴不知从何时起变得胡子拉杂的。他盯着镜子看了大概有十秒钟，随后低头刷牙、洗脸、换衣服。
出门的时候天还没亮。地铁站里人很少，他站在站台上，风从隧道里灌出来，很凉。车来了，他上去，找了个座位坐下。车厢里只有三四个人，都在看手机。
他打开购票APP，选了今天最早的一班高铁，付了款。
然后他把手机收起来，看着车窗外的黑暗。
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感觉。
不是悲伤，不是悔恨，不是如释重负，也不是麻木。是一种很空的感觉，像胸腔里面被掏走了什么东西，但掏走的时候没有声音，也没有痛感，只是突然发现那里空了。
他摸了**口，隔着衣服，什么都摸不到。
到老家的时候是下午。
灵堂设在老家的客厅里。父亲的遗像摆在正中，是几年前的旧照，穿着军装，手里握着什么东西，笑容满面。老陈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几秒，觉得那不像父亲。父亲不怎么笑，尤其是拍照的时候，总是板着脸说“拍什么拍”。这张照片大概是姐姐偷拍的，或者是在某个他不得不笑的场合拍的。
姐姐站在灵堂边上，眼睛红肿着。她看到老陈，走过来，声音很轻：“你怎么才到？”
“工作走不开。”老陈说。
姐姐没有再问。旁边有个亲戚小声说了一句“亲爹走了都不着急”，声音不大，但老陈听见了。他没转头，也没说话。
葬礼按老家的规矩办。烧纸，磕头，念悼词。念悼词的是村里一个退休老师，戴着老花镜，毫无感情的念着台词，念到“孝子陈建国”的时候，老陈走了上去，屈膝跪地，双手前伸，额头触地。
须臾，他抬起头，看见父亲的遗体躺在棺材里，瘦得几乎认不出来。脸上的颧骨突出来，眼窝深深地凹下去，嘴巴微微张着，像在说什么但没有声音。
他想起小时候父亲背着他爬山，那时候父亲的背很宽，很有力气。
他跪在那里，没有哭。
亲戚们在旁边议论，说这个儿子心真硬，亲爹走了都不掉一滴泪。
他听见了，但他还是没有哭。
葬礼后，他和姐姐开始收拾父亲的遗物。
老家的房子是二十年前盖的，两层的自建房，墙面已经开始掉灰。父亲的房间在一楼，朝南，阳光最好的那间。姐姐说，当初父亲执意要住一楼，说“年纪大了爬不动楼”。那时候他还能自己走路，还知道哪间房朝南。
房间不大，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床上的被褥已经收走了，只剩一张棕垫，光秃秃的。衣柜是老式的，开门会吱呀响。姐姐打开衣柜，里面挂着父亲的衣服，不多，每一件都洗得发白，叠得整整齐齐。
“这些衣服都不值钱，捐了吧。”姐姐说。
老陈没说话。他把衣服一件件拿出来。有一件军绿色的夹克，父亲穿了很多年，袖口都磨毛了。他记得父亲以前出门总穿这件，口袋里装着烟和打火机。他把夹克放在一边，没放进捐赠的袋子里。
书桌有三个抽屉。第一个抽屉放着杂物：老花镜、手电筒、几节电池、一管快用完的牙膏。第二个抽屉放着降压药、降糖药，还有一瓶安眠药，已经空了。姐姐拿起空药瓶，看了一眼，没说话。
第三个抽屉锁着。
姐姐找了半天钥匙也没找到，老陈便拿了一把螺丝刀，把锁撬开了。
抽屉里很空。
只有一个旧钱包，边角都磨白了，拉链的拉头掉了，用一根橡皮筋扎着。老陈把钱包拿出来，拉开拉链。
里面没有钱，只有一张照片。
黑白的，边角已经发黄、磨花。照片上是一个小孩，虎头虎脑的，穿着背带裤，站在一堵墙前面，咧着嘴笑。
那是老陈。
照片后面有一行字，蓝色圆珠笔写的，笔迹已经有些模糊：
“建国，六岁，会背三首唐诗了。”
老陈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姐姐凑过来，看了一眼，眼眶又红了：“爸原来一直带着这个。”
老陈没说话。
他想起一件事。父亲确诊阿尔茨海默症的第二年，他回老家过年。那天晚上，父亲突然问他：“你小时候那张照片呢？”
他愣了一下：“什么照片？”
“你站在老屋门口那张。”父亲说，“我找不到了。你帮我找找。”
他当时没当回事。他在家里随便翻了一圈，没找到，就跟父亲说“可能丢了”。父亲没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叹了口气，看着窗外。
后来他才从姐姐那里知道，父亲那段时间一直在找那张照片。翻箱倒柜地找，把家里所有抽屉都翻遍了。姐姐帮他找，也没找到。父亲就坐在床边，一遍一遍地说“怎么会丢了呢”。
他那时候不知道，父亲不是“忘了照片放哪了”。是病在吃掉他的记忆，他在拼命留住最后一点东西。
那张照片，是父亲在忘记一切之前，亲手藏起来的。藏在最里面的抽屉，锁起来。怕自己弄丢，怕自己忘记。
他忘记了儿子的脸。但他记得，有一张照片，很重要，不能丢，因为那张照片就是他的儿子。
老陈把照片放回钱包，拉上拉链，把钱包攥在手里。
“这个我带走。”他说。
姐姐看着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窗外，天快黑了。远处有鞭炮声，不知道谁家在办喜事。
老陈站起来，走到窗边。
他把钱包揣进口袋。
那张照片的重量，比他想象的要沉。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