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濑把母亲的信折好放回信封里。折痕裂开了，露出底下蓝色的钢笔字迹。她用手指把裂开的地方压平。压不平。这封信她看了三遍。第一遍在母亲房间里，她蹲在床头柜旁边，枕头还留着母亲前一天晚上枕过的凹陷。第二遍在厕所隔间，早上的班会前，她把信摊在膝盖上，听到外面有人进来洗手又出去。第三遍就是现在，学生会室里没有人，她把信放在堆满预算表的桌子上，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
信里只有一段话是写给她的。其他都是写给父亲的。母亲用“你”称呼的人，不是她。但这段话她背下来了，每一个字都背下来了。
“我恨你。但我更恨我自己，恨我把女儿变成了你。我每天看着她，看到的都是你。我已经忘了她原本是什么样子了。”
学生会室的空调嗡嗡响。七濑把信举起来对着窗户的光线，透过纸背能看到墨迹的深浅。母亲写“恨”字的时候用力特别大，那一笔几乎要划破纸面。“我已经忘了她原本是什么样子了”——这句话的收笔处墨色最淡，剩下一个很轻的顿号。母亲写到这里大概是停下了笔。也许在想接下来该说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想，只是觉得这句话不该再往下写。
七濑把信放在桌面上展平，用手指沿着折痕一道一道地摸过去。纸的纤维已经断裂了，折痕处的颜色比别处白，像是很久以前折好之后一直压在什么重物底下。压了很多年。母亲把它放进信封的时候大概没想过会被她发现。也许母亲根本忘了自己还留着一封信。也许记得但不敢打开。七濑不知道。她和母亲之间能说出来的话本来就不多，更何况这种不能说出来的部分。
每天早上六点半，闹钟响。七濑起床，洗脸，对着镜子梳头。她的头发又黑又直，和她父亲一样。她对着镜子把头发梳到耳后，然后开始练习微笑。她看过父亲年轻时演讲的录像——是母亲给她看的，在她小学五年级那年。母亲把那盘录像带放进播放器里，对她说“你要学他的样子”。她坐在电视机前面，把那段录像反复看了好多遍，记下父亲笑的时候嘴角往左边微微歪一点。后来她发现这个表情不仅像父亲，还能让周围的人觉得她“可靠又亲切”。她把这种微笑固定下来，在所有需要微笑的场合都使用它。
班上的同学说七濑会长笑起来让人觉得什么困难都能解决。学妹在背后说会长笑起来特别温柔，像姐姐一样。老师们在办公室闲聊时说她是“天生当领导的人”。七濑从不反驳，只是微笑着说您过奖了。那个微笑也是练过的，嘴角要更平一些，眼睛要微微往下看，带一点谦虚的弧度。她知道这些细节都能被人看到，会被记住，会被评价。所以她从不马虎。
母亲从来不说她的笑看起来怎么样。母亲每天早上坐在餐桌对面，端着自己那杯黑咖啡，视线越过杯沿落在她的额头上、鼻梁上、下巴上，从不看她的眼睛。七濑知道母亲在看谁。她知道自己的额头和父亲很像，鼻梁也和父亲很像。下巴据祖母说简直一模一样。所以她练微笑从来不练眼睛。眼睛是唯一不像父亲的部分。母亲也知道。母亲避开的就是这部分。
有时候七濑觉得，母亲大概也恨她身上不像父亲的那部分。
早饭通常很安静。母亲会问今天几点放学，她说四点半。母亲说知道了，然后继续喝咖啡。对话结束。餐具碰撞的声音在厨房里停留大概十五分钟，然后母亲去上班，她去上学。她收拾碗筷的时候能看到自己的倒影在水槽边缘晃。水槽是不锈钢的，映出来的脸有些变形。颧骨比实际高，下巴比实际长。她盯着水槽里的脸看了一会儿，像在看父亲。她把碗洗了，把筷子放回筷架，擦干净手，拎上书包。走到玄关换鞋的时候，母亲已经出门了。玄关只剩一双拖鞋。另一双鞋架上是空的。
从家到学校要坐二十分钟电车。这段时间里七濑不会看窗外，不会看手机，不会跟任何人说话。她站在车门旁边，一只手握着吊环，另一只手垂在大衣口袋里。口袋里有时候放着一枚一百円硬币，边缘已经磨得很光滑。是她父亲给她的。父亲去世那天晚上她从茶几上捡起来放进自己口袋里。后来一直留着。不是特意的，只是洗衣服的时候会把它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新衣服的同一位置。硬币在口袋里待了十年，磨得比以前亮了。她有时候会把它握在掌心里，拇指在硬币表面来回摩挲。到了学校就放开，和谁都没说过这件事。
今天早上她没有握硬币。她把信放进了书包。
午休的时候后辈澄来敲学生会室的门。七濑正在整理文化祭的预算资料，桌上摊满了各个社团的申请单。有的社团写得太潦草，有的社团把金额算错，她一份一份核对，用铅笔在错误的地方轻轻圈出来。澄推门进来的时候她没抬头，只是说了句“稍等一下”。她把手里那份核对完才把铅笔放下来。
“会长，社团联合会那边说要追加预算申请。我已经让他们明天之前把明细补上来。”澄站在门口，手里抱着一摞文件夹，“还有，上次您说文化祭闭幕式的发言稿要提前准备，草稿我带来了，放在这里。”
澄把文件夹放在桌子一角。七濑点了点头，说辛苦了。澄站着没动。七濑抬起头看她。“还有事吗。”
“会长，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最近太累了。”澄的语气有点担心。这孩子从入学时起就是跟在七濑身后的跟班，不管开会还是巡视都会主动帮她拿东西。七濑觉得她是个不错的人选——责任心够，做事利索，就是观察力太仔细了些。有时候七濑觉得自己在她面前藏不太住。
“没事。昨晚没睡好。”七濑笑了笑，让她出去时顺手把门带上。澄看了她一眼，然后点了点头，出去时轻轻拉上门。七濑的笑容在门关上的瞬间收回来。她听着澄的脚步声走远，然后从书包里抽出那封信。
信纸折了三次，每一道折痕都裂开了。她用手指沿着裂痕抚平，抚到一半发现自己的手在轻轻发抖。不是冷的。今天气温二十六度，学生会室窗户关着，空调开到二十三度。她从早上到现在只喝了一杯水，是在第二节课课间休息的时候喝的。水杯里现在只剩半口凉水，搁在学校发的印着校徽的不锈钢杯里。她把杯子端起来喝了一口，凉水顺着喉咙流下去，胸口堵着的东西还在。
她把信展开，重新读那些她能背下来的句子。
“我恨你。但我更恨我自己，恨我把女儿变成了你。”
读到这一句的时候，她的手指停在“女儿”两个字上。母亲用的是“女儿”。不是“七濑”。这个称呼和父亲去世前叫她的方式一模一样。父亲出差的时候会打电话回来，问她有没有好好吃饭，有没有帮妈妈做家务。他用的是“七濑”。不是“女儿”。母亲大概从来没注意到这个区别。七濑觉得母亲这辈子大概有很多事都没注意到。她总是在看一个已经不在这里的人，以至于身边发生了什么她都不太看得清。
她把信翻到背面。信封里还有一张照片——昨天发现的，一直没拿出来看。现在她把手指伸进信封里，捏住照片的一角抽出来。
是一个小女孩。五岁左右。穿着白色连衣裙，站在海边，双手举过头顶，像在喊什么。海风把她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好几缕头发飞进嘴里，她也不管。嘴巴大张着，露出前面缺了一颗的门牙。她在笑。不是微笑，不是可靠又亲切的那种。是整张脸都皱起来的那种笑——眼睛眯成两条缝，眼角挤出一小堆褶子，鼻梁上还有被太阳晒出来的浅褐色雀斑。
七濑把照片翻到背面。蓝色钢笔写的字，和她母亲写信用的是同一支笔。字迹很旧了，墨水有些褪色。“七濑，五岁。第一次看到海。妈妈说下次还来，但我已经很高兴了。”
她已经完全不记得这件事了。五岁的时候去过海边吗。那天她穿的是白色连衣裙吗。妈妈说下次还来——后来去了吗。她使劲想，脑子里一片空白。十岁之后的记忆她都有，每一天都能按顺序整理出来。哪一天做了什么事、见了什么人、在哪个场合用哪种微笑。十岁之前的事只记得父亲去世那天的片段。有人敲门，母亲开门后扶着门框滑下去的背影。客厅茶几上的烟灰缸，父亲前一晚抽的烟蒂还留在里面。她记得自己想过去把烟蒂倒掉，因为父亲说过烟蒂不能留在桌上过夜。但她没有动。她站在走廊里，看着母亲坐在地上。那时候她还不太理解发生了什么。后来她才明白，那一刻改变了一切。从那之后她就不再是七濑了。母亲在葬礼结束后把她叫到客厅里，蹲下来，双手放在她肩膀上。母亲没有哭。那天之后七濑再也没见母亲哭过。
“以后你要替你父亲好好活下去。在所有人面前，你要成为你父亲。”
她当时点了一下头。她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母亲的表情让她不敢问。
后来家里多了很多父亲的东西。父亲的日记——硬壳封面，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字迹和她母亲的完全不同，潦草得像赶时间。父亲的演讲稿，夹在文件夹里，边角用彩色便签标着重点。父亲的商业信函，和客户往来的邮件打印件，每一封的抬头都是敬语。母亲把这些放在书房的书架上，告诉她这些东西你要学。学他的语气，学他的姿态，学他如何让别人信任他。
她在书房里坐了两个暑假。刚开始的时候只是看，看得不太懂。日记里提到很多人名、公司名、项目代号，她都不认识。后来她学会了父亲记笔记的方式——重要的事前面画三角，完成的事画圈，需要跟进的事画横线。她照着这个格式重新整理学业笔记，发现效率确实高。她第一次觉得父亲好像不止是照片里的人。他的思维方式可以通过这些笔记传下来。传给她。
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她已经能随时随地用父亲的口吻说一段开场白。班级演讲、学生会竞选、作为学生代表在学年集会上发言。她站在台上的时候感觉自己像是被父亲附身——语调沉稳，停顿得当，重要的词会放慢语速。台下安静的时候她知道他们都在听。下台后有人拍着她的肩膀说七濑你真是天生当领导的料。她没说自己站在台上那几分钟其实是借来的。借来的声音、借来的姿态、借来的比别人更自信的嘴角弧度。都是她父亲的，不是她的。
高中入学第一天，她在新生入学典礼上作为学生代表发言。那天她穿的是新制服，头发扎成低马尾，用的是母亲给她买的发夹。演讲稿她提前一周开始准备，修改了无数次。上台前她站在帷幕后面深呼吸了几下——手心全是汗，但她知道自己一走上台就不会有人看出来。那天她讲了十分钟，关于高中生活的期许和展望。散场后几个新生来跟她搭话，说前辈讲话的时候特别有气场。她微笑着说谢谢，连那微笑也是练过的。
现在她是三年级成绩第一的学生会长。所有老师都说她“天然有领导的资质”。同学说会长什么都会。后辈们私下叫她完美超人。只有她自己知道她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她是一个人被塞进另一个人的模具里，每天挤出自己的形状。有时候手指卡在模具边缘，她会疼。疼完之后继续挤。这种事她从没对任何人说过。说出来的话，别人大概会觉得奇怪。你觉得疼为什么还要继续。她的理由很简单：她是她父亲唯一的女儿，她父亲不在了，所以有些东西必须由她来继承。这是母亲说的。她相信母亲。信了很久。直到发现了这封信。
学生会室里很安静。她把照片放在预算表旁边。预算表的绿色栏框里写着文化祭的各个支出项——舞台设备租赁、宣传海报印刷、来宾纪念品采购。每一项都有对应的审批签章。她看着这些数字，忽然觉得自己的人生也被拆成了类似的栏目。微笑支出。语气支出。姿态支出。每一项都有人签名。每一项都完成了。但合计那一栏是空的。她不知道合在一起是什么。
下午三点四十。放学的铃声刚响过。走廊里有脚步声、说话声、社团活动的喊声。有人敲学生会室的门，她应了一声，进来的是一年级的男生，要请假取消今天的值日。七濑点头批准，在他的请假条上写了“已受理”并签了自己的名字。男生走了之后，她又一个人在房间里坐了一会儿。她把信和照片放进书包的夹层里。预算表叠整齐放在桌上，上面压一块镇纸。那是父亲留下的东西——一个铜制镇纸，边缘有点氧化了，正面刻着“勇往迈进”四个字。她看着那四个字，然后拎着书包站起来，走出门。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去各个部门巡视。她上楼。她走的是通往天台的楼梯。
天台的门是锁着的。那把锁是新换的。她上任第一年申请把天台锁上，理由是防止学生擅自入内造成安全隐患。其实她知道天台一直没有人去。她只是觉得锁着比较好。锁着就不用担心有人会从那里跳下去。她把钥匙从口袋里掏出来，钥匙圈上挂着三把——学生会室的，资料柜的，天台那把。她把天台那把插进锁孔，转了一下。开了。
天台上的风比下面大得多。她走出去，把门带上，站在围栏旁边。视野忽然开阔了——能看到校舍东侧的旧体育馆、操场边上的银杏树、远处车站的屋顶。近处有一群鸽子蹲在广播天线上，她推开门的时候它们没飞，大概是习惯了风吹来东西的声音。她把书包放在脚边，从夹层里抽出那封信和那张照片。重新读了一遍已经背下来的句子。读到“我已经忘了她原本是什么样子了”的时候，她的手指停在“忘”字的笔画中间。这个字的右边部分，母亲习惯写成一个连笔，像一口气带过去。父亲写的“忘”字从不连笔，每一笔都分开，清清楚楚。她之前在父亲的日记里见过好几次这个字。忽然意识到，母亲连写信都在用父亲的方式，因为父亲也会写连笔。她练成这样了。母亲也在扮演。扮演那个失去丈夫之后还要继续过日子的女人，把她自己不喜欢的那一面强行抹掉。但这个“忘”字的笔画出卖了她——她至少还记得写字是连笔的不对劲。七濑把照片翻过来，五岁的她在海边笑。已经完全忘了那天的事。笑这件事本身是真的。高兴过也是真的。她觉得这个事实很重要。
天台门忽然响了一下。七濑转过头。不是风吹的。门被推开了，一个人影站在门框里。逆光，看不清脸，只能看到校服裙子比规定的短了几截，头发染成不明显的棕色，耳朵上打了三颗耳洞，银色的小环在夕阳下闪了一下。那个人手里夹着一支烟，看到七濑的时候动作停了一瞬，然后把烟从嘴边拿下来，用拇指和食指掐灭烟头。掐得很熟练，碾了一下才松手。
“你也是来跳的吗。”
七濑把手里的照片翻过去。把信塞回书包里。站起来，挺直背，收下巴。嘴角还没来得及往上扬，对方又开口了。
“你不是那种人吧。你是来喘口气的。”女生把掐灭的烟头丢进随身带的一个小铁盒里，朝七濑的方向走了几步。七濑闻到一股淡淡的烟味，混着洗衣液的清新香气。女生歪着头看了看七濑拿在手里的照片。“你是学生会长。我见过你，在开学典礼上讲话的。讲得挺好，就是有点无聊。你知道你演讲的时候我在干什么吗——在下面折纸飞机。折了四架。有一架飞到了第二排。”
七濑不知道该回答什么。她搜了一遍能用的表情库，微笑不对，点头也不合适。她松开了扯在脸颊上的嘴角，只沉默地看着眼前的人。女生似乎对她的沉默也没觉得不自在，把铁盒塞回口袋。“这一层楼没人用。天台在这边也没人来。正好。我抽我的烟，谁也不用看。”她往围栏那边走了几步，双手撑在栏杆上，仰头看天空。夕阳正从云层边缘漏下来，一缕橘红的光打在她肩侧的银色耳环上，像生了一小簇火。“我刚才听到开门声。以为有人来查岗。吓一跳。上来发现你坐在地上。你手里拿的那个信封，里面是什么。”
七濑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还捏着的信封。她把信纸展开，不是给别人看——作为学生会长在女生面前有标准的举止，但眼前这个人第一次在走廊见到自己就问了“你也是来跳的吗”。她想看这个人的反应。不认识她父亲，不知道她的身份，不会把她和那个“完美学生会长”重叠在一起。这个人眼里她只是一个闯进天台的女生。女生伸手接过，动作不太用力，和刚才掐烟头完全不同。她看了几行，眉头动了一下。又看了几行，然后把信递回去。
“你妈写的。”
“嗯。”
“写给你爸的。不是写给你的。”
“嗯。”
“那你怎么会有这封信。”
“在我妈枕头底下发现的。三天前。她忘了收起来。”
女生沉默了一会儿。她把小铁盒从口袋里掏出来，打开，用手指拨弄里面的烟头。烟头横七竖八挤在一起，像用完的铅笔。七濑闻到烧旧烟叶的气味，夹杂着洗衣液隐隐的清新香，在天台上的风里不断交混。女生把铁盒合上。“我妈以前也写过差不多的。不过是给另一个男人。说她后悔生了我。那封信在我爸手里。他拿着它在阳台上坐了一晚上。后来把那封信锁在衣柜最底下，至今没再打开过。我现在想起来，他爱她。对她是爱，对我是责任。觉得爱一个人这件事本身没有错。但我妈不懂。她只会逃。我爸懂不懂我也不知道，但至少他没有逃过——不说话，不解释，只是一直在。”她说这番话的时候语调没有起伏，像在陈述试卷上的标准答案。她用手指在铁盒边缘来回摩挲，然后抬起眼睛。
“你恨她吗。”
“恨。但那个不重要。”她把铁盒塞回口袋，“我打耳洞，染头发，翘课，留级。我以为反着来就能跟她不一样。结果我爸跟我说，你现在这个样子，跟她年轻时候一模一样。我连反叛都反叛不成自己。”说到“反叛不成自己”的时候语气还是平的。手指在铁盒边缘停了一下。然后抬起眼睛看七濑。“你呢。”
七濑把信折好放回信封。折痕重新对准了，但裂开的边缘还是裂开的。她用手指按住裂痕，感觉指腹下面的纸纤维刺刺的。她的声音比平时低一些，说话的时候没有看对方。
“我每天早上对镜子练微笑。练了好多年。练到不用镜子也能笑对每个人。今天我发现，我连那个笑都是别人的。”
说到“别人的”的瞬间，她听到自己的声音被风吹得很薄。她感觉脸颊上有什么在往下滑，用手指去摸才发现眼角是湿的。她把手指收回来，看着指尖上的水痕有些意外。她已经很久没哭了。上一次是什么时候。父亲葬礼那天，所有亲戚都在哭，她没哭。后来她以为自己的眼泪不再存在了。
女生没有说话。天台上只有风声。七濑用手指把脸上的水痕抹掉。
“我调查过你。”女生忽然开口。她重新把手伸进口袋，把那只小铁盒翻了个面。“你是学生会长，成绩年级第一。你喜欢吃便利店的明太子饭团，大概是因为不用加热能直接吃。你在学生会室加班的时候会换一副黑框眼镜——那副眼镜比你平时戴的丑多了。你桌面永远整理得很好，但抽屉里面很乱。你每次开演说的开头都是‘各位同学，感谢大家今天齐聚在此’。你习惯用中指按笔，所以中指侧面有一块黑色的茧。”
七濑看着她。这个人说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明太子饭团是在走廊里推着自行车经过她的那个放学后才发现的。黑框眼镜藏在抽屉最里边。抽屉里所有的纸张都被学生会的东西堆得乱七八糟——而面前这个人把这一切都记了下来。
“我还知道一件事。”女生把烟头的小铁盒在手里转了最后一下，收回口袋。“你爸和我爸以前认识。你爸是我爸的老板。他出事之后，我爸去了葬礼，跟我说以后你要是见到他女儿能帮就帮。他欠你爸一条命。所以我今天来还。你不用谢我，也不用觉得欠我。这个债不是你的。我也不想还给你。我是替我爸还在你爸头上。”
七濑握着信的手指收紧。原来父亲还在别的地方以这种方式存在。他留下的不仅是日记、演讲稿、商业信函，还有被人记得的恩义。她看着眼前这个人——与她父亲有交集的、另一个人的女儿。对方看她的眼睛没有躲闪，也没有同情。
“你今天来天台是为了还债。”
“本来是的。但看到你手里的信，就不太确定了。”女生歪了一下头，把散落的碎发在耳后拨了拨。“你拿信来天台。这个天台是我抽烟的地方。所以你记得我在这里。你来找我。这不叫还债。”
两个人站在天台上，隔着几步的距离。风把七濑的刘海吹散了，几缕头发飞到嘴角。她抬手拨开，拨到一半，停住了。她把头发从嘴角轻轻吹开——不是学生会长那种优雅的姿态。女生看着这个动作，手指在铁盒边缘顿了一下。“你刚才那个动作，比你演讲的时候真。”
“我妈要我替我爸好好活着。在所有人面前成为他。”七濑的声音有些发干，但每一个字都落得很稳。“我想停下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停下来。”
女生把她的话在嘴里过了一遍。向前走了一步。“那把天台的钥匙，能给我用吗。以后我来这里不用跟你打招呼。你要来的时候也不用跟我打招呼。”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和平常一样，只有指尖在铁盒边缘停了一下，像在试探某种界限。七濑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钥匙。她把天台那把从钥匙圈上取下来。
“不用配。这把给你。”
她递过去。钥匙在她掌心里躺了一瞬，被对方捡走了。女生把钥匙举到眼前看了一眼，收进口袋。“从今天起，这个天台一半是你的，一半是我的。你随时可以来。风大的时候来，风小的时候也可以来。”她往天台门口走了几步，又停下来侧过脸。“还有——你刚才说你想知道该怎么停下来。那就先从这里开始。在这个天台上，你可以不当任何人。”
门在她身后关上。天台只剩七濑一个人，还有逐渐暗下来的暮色。风还在吹，把她手里的照片吹得轻轻抖动。她把照片翻过来，五岁的自己仍然在海边笑。什么时候能再这样笑一次。她把照片放回信封，把信封收进书包。走下天台的时候在楼梯上站了一会儿，摸了摸自己的脸。眼角还有一些未干的湿润。嘴角没有弯到该到的位置——但她没有去纠正。
那天晚上她没把信拿出来。信封放在书包夹层里，她从傍晚回家到深夜关上灯，都没有去碰它。第二天早上，六点半闹钟响，她从床上坐起来，去刷牙洗脸。经过镜子的时候，她抬头看了一眼。头发翘着，眼角有一点没睡好的痕迹，嘴唇干干的。她看着镜子里这个人。没有她父亲。没有学生会长。只是一个刚睡醒的女生，站姿不太挺拔，额头上还压着一道枕头的印子。她没有刻意调整姿势，就那样站在镜子前面。大概过了好几秒才移开视线。出门的时候，她把信封留在书桌上——母亲的信、五岁那张照片。她说不上来为什么这样做，这些东西不再需要跟着她了。
天台上的风比刚才又凉了一些。七濑靠着围栏坐下来，把书包放在腿边。钥匙已经给了那个人。钥匙圈上现在只剩下两把——学生会室的，资料柜的。天台这把跟了她两年。刚当上学生会长那阵子，她每天放学后都会上天台待一会儿。不是来看风景，是来检查锁有没有锁好。后来变成了一种习惯：压力大的时候就上来站一站，看着远处车站的屋顶和操场上跑步的学生，深呼吸几次再下去。没人知道这件事。澄有一次问她放学后去哪里了，她说在学生会室整理文件。澄没有追问。她身边的人都不太追问她的事。
她把书包拉链拉开，拿出那封信和那张照片。信封边角已经皱得不成样子。三天里反复拿出来又放回去，折叠处裂了好几道口子。她从书包侧袋里找出一卷透明胶带，想粘一下裂口。手边没有剪刀，她用指甲捏住胶带的一端想撕断，撕得歪歪扭扭。最后只好把胶带贴在信封边缘，用手指压平，再用指甲沿着信封的直角划过去，把多余的部分掐掉。胶带贴得不平整，有一处鼓了个小气泡。她用手指把气泡挤破，胶带表面留下一个很小的圆形凹痕。她看着这个凹痕想起来——母亲也有这样的习惯：给父亲的信封口总是贴两遍胶带。第一遍贴歪了，揭起来再贴。七濑小时候以为母亲只是手笨。现在她忽然懂了。母亲不是手笨，是每次封口的时候都在想该不该把这封信寄出去。
她把照片翻过来。五岁的自己仍然在海边笑。母亲写的那行字在照片背面，墨水已经褪成灰蓝色。“妈妈说下次还来，但我已经很高兴了。”她试着回想当时母亲是什么样子，想不起来。记忆里只有后来那些完整的事——父亲去世后母亲剪掉了长发，染成深棕色，换了一份离家更近的工作。七濑不知道母亲之前是做什么的，只知道新工作每天早上八点出门晚上六点回家，周末偶尔加班。家里的饭从那时起变得很简单。不是母亲不会做饭，是没力气做。饭桌上两个人的餐盘摆得整整齐齐，但盘子里的菜少到尴尬。有时候母亲只吃几口就放下筷子，说今天胃口不好。七濑知道不是胃口不好，是难过。但这个词在她们之间从来没有被说出来过。
有一次，大概是父亲去世后第二年冬天。那天学校因为大雪停课，七濑待在家里。母亲请了假，说今天不上班。中午母亲煮了乌冬面，两个人坐在餐桌前吃。吃到一半，母亲忽然放下筷子，看着七濑的额头说“你这里越来越像他了”。七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是把面条吸进嘴里。母亲没有再说什么，站起来把碗收走。七濑听到厨房里水龙头开着的声音，响了很久。后来她发现母亲在洗碗槽前面站着，两只手撑在台面上，肩膀轻微地抖动。那是她唯一一次看到母亲哭。她没有走过去，也没有出声，只是坐在餐桌前把剩下的半碗乌冬面吃完了。面条已经凉了，汤也凉了。
她把这件事记在心里，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后来母亲再也没有在她面前表现出任何脆弱的痕迹。每天早上端坐在餐桌前喝咖啡，视线规律地落在她的额头和鼻梁上。七濑也逐渐学会了不在母亲面前露出需要安慰的表情。两个人像合租的室友——共用厨房，共用浴室，共用走廊里那盏声控灯。有时候七濑觉得这个家像一间整理得很干净的资料室，每个抽屉都贴着标签，每样东西都在该在的位置，但没有人真正活在资料室里。她们只是在这里保存一些东西。
她把照片夹回信封里。这封信不能继续放在书包里了。纸会越来越皱，胶带会脱胶，信封总有一天会散架。她需要一个固定的地方来放它。不是抽屉——抽屉会被人拉开。不是书架——书架上的书会被借走。她想起学生会室的资料柜。最上面那格放的是档案文件，每月才开一次。她把信放在档案夹中间，短时间内不会被发现。但那里没有锁。资料柜的钥匙至少四个人都有。学生会室也不是她一个人的房间。
她想了很久。想到家里的书桌上有一只旧木匣，是祖母留给她的。祖母在父亲去世后第三年搬去乡下住，临走前把那只木匣放在七濑房间的书桌上。木匣不大，刚好能放下一个信封。匣盖上的漆已经有些斑驳，边角磨得圆润，摸上去很光滑。祖母说这个东西以前是放书信用的，现在用不上了，留给你。七濑当时只是点了点头，把木匣放在书桌角落里，一直没往里放过什么。现在她觉得那个木匣是合适的。
天台门又开了。七濑转过头，那个女生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两罐饮料。她走过来，把其中一罐递给七濑。乌龙茶，便利店里最便宜的那种，罐身冰凉，握在手里立马凝了一层水珠。“我想你还在上面，就下去买了。自动贩卖机就在楼梯口，刚才上来的时候看到。”她自顾自坐到七濑旁边，拉开自己那罐乌龙茶的拉环，喝了一口。七濑也拉开拉环，罐口冒出一小缕凉气。她喝了一口，乌龙茶有点涩，但凉意从喉咙一直漫到胸口。两个人并肩坐在天台的围栏下，隔着大概一个手掌的距离。操场上田径队正在绕圈跑，哨子声从很远的地方飘上来。
“你今天不用去上课吗。”七濑问。
“翘了。今天下午全是选修课，没意思。”女生晃着手里的乌龙茶罐，“倒是你，学生会长翘课坐在天台上，没问题吗。”
“学生会没有规定会长不能在天台上喝乌龙茶。”
女生轻轻笑了一声。很短，几乎被风声盖过。她抬起下巴指了指七濑放在腿边的信封。“那个，你打算怎么办。”
七濑低头看着信封。胶带贴得不平整——在学生会资料堆旁的案头摆件下看的时候没注意到这些细节，现在天台上风吹过来，那一处小小的凹痕在光线里若隐若现。“先放在我家里的一个木匣里。那是我祖母留下的。一直空着，没放过东西。信纸已经脆了，再折下去会碎掉。”她的手指在信封边缘来回摩挲，“今天我把天台钥匙给你了。所以以后我来天台，要跟你报备吗。”
女生歪过头看她。“你刚才给我钥匙的时候没提条件。”
“不提条件不代表我不问。”
“我每天午休来抽一支，放学后来抽一支。其他时间不在。你避开这两个时段就行。”她把乌龙茶罐放在膝盖上，手指在罐口轻轻敲了两下，“还有，不用报备。你随时可以来。我在这里的话，你就当我是个空气净化器——把烟味吸走的那种。”
七濑听完嘴角动了一下，幅度很小。今天早上没练习微笑。现在这个表情不是学生会长的标准配置。她不知道自己现在看起来是怎样的，也没有去想。“你叫什么。”
“岬。”
“姓呢。”
“有姓，但不太想说。以后再告诉你。”她把空罐子捏扁了，铝罐在她手里咔咔响。她捏完之后把罐子倒过来看底部印的保质期，好像只是随手找到的话题，但语气比刚才轻了一点。“天台的风会把烟味吹散，所以你不用担心沾到校服上。我以前试过在厕所里抽，结果被老师发现。”
“因为烟味？”
“因为有个学妹在隔壁隔间里咳得像个哮喘病人。我出来之后看到她在镜子前面捂嘴。后来再也没在厕所里抽过。”她说到这里的时候嘴角歪了一下，像是对自己的笨拙感到好笑。“你呢，你除了天台之外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待吗。”
“学生会室。但那里随时有人敲门。预算表、发言稿、值日表、保险申请、社团联合会的预算追加。东西堆得越多，我的时间越少。”七濑把乌龙茶罐握在手心里转了两圈。以前每次门一推开，她就必须从思考切换到微笑。天台却不需要。天台只有风，还有这个人。
“那你之前拿着那串钥匙，是不是觉得自己没有地方可去。”岬把捏扁的空罐搁在鞋尖前。
七濑没有回答。她把乌龙茶罐放在膝上，抬起眼睛看夕阳。夕阳正在沉到操场上那棵银杏树后面。她想起那把钥匙还握在手里时的重量，和现在剩下两把的差别，想不起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钥匙当成护身符一样随身带着的。好像有了钥匙就有什么东西可以守住。但天台的钥匙她今天给了出去。
“我之前没想过这个。”她说，“只是觉得锁着比较好。锁着就不用担心。”
“担心有人会跳下去？”
“嗯。”
“那你今天自己上来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那种事。”
七濑转过头看着岬。对方正低着头，把玩手里的空罐。她没有抬头看七濑的脸，只是把手里的罐子又捏了一下。罐体已经没空间再扁了，她的手指却还在用力。
“没有。我上来只是为了看信。想找一个没有别人的地方看信。后来你来了，问我是不是来跳的，我才意识到天台跟那种事之间好像有点关系。”
“你之前没想过？”
“没想过。我以为墙够高。”
“墙是够高。”岬把手里的空罐搁在一边，“但真的想跳的人，墙多高都拦不住。我今天在门口看了一会儿。你在看照片，表情很认真。我就觉得你不是来跳的。”
“为什么。”
“来跳的人不看照片。看照片的人还有想留住的东西。”她把捏扁的空罐子捡起来，放在脚边，“我先下去了。晚上还有打工。”她站起来拍了拍裙子。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停住，没回头。“七濑，那张照片里你在海边笑。现在你坐在天台上喝乌龙茶。你没跳。你还在这里。这就够了。”门在她身后关上。
天台只剩七濑一个人。她把喝完的乌龙茶罐放在旁边，和刚才那个人放的位置差不多。风把罐子吹得轻轻晃了一下，没倒。她把信收进书包里。走下天台的时候在楼梯上停了一下。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一盏，光线刚好照在她脚尖前面三十厘米左右的地方——不是全亮，也不是全暗。就是刚好能看清下一级台阶的那种亮。她看着那片光，迈步走下去。
那天晚上她回到家，母亲在厨房煮味噌汤。锅里冒着很细的白气，灶台的换气扇嗡嗡响。玄关放着一双拖鞋，母亲已经回来了。她在玄关换鞋，听到母亲说“回来了”，声音从厨房里传过来，和平常一样，没有额外的关心也没有特别的冷淡。她说我回来了，然后拎着书包走进走廊。走廊的地板有点凉，她想起父亲去世后第一年冬天，家里的暖炉坏了。母亲在客厅铺了两层被子，两个人裹在一起睡觉。那时候母亲还会抱住她。后来暖炉修好了就不再有这种事。
她走进自己房间关上门。书桌上放着祖母的旧木匣，打开后里面果然还是空的。她把书包里那封信和照片拿出来。信封上透明胶带翘起来的一角在台灯的光里显得特别亮。她把信封和照片放进去，压紧。匣子放在书桌正中央，旁边是数学笔记本和明天要交的课后作业，还有学生会预算表的周末修订版。她把预算表翻开，看着几个待审批的追加项目。明天需要找澄确认日期，这些事她还能继续做。她把预算表合上，放进明天要带的文件夹里。木匣还开着，里面躺着那封信和那张照片。她看着它，然后轻轻合上。
之后她没有练习微笑。躺在床上的时候她意识到那把天台的钥匙已经不在口袋里了。明天是周三，午休有学生会的例会。下午要和各班班长开会，晚上要准备好文化祭的发言稿。日程排得很满，但天台上会有一个位置，不需要报备就可以去。这个念头让她有一点从未有过的轻松，像书包里少带了一份本来已经习惯的重物。周末修订版预算表旁边，她会腾出一个下午的空档，坐在那里等人或者不等。
第二天早上她到学校的时候，澄已经在学生会室门口等着了。澄抱着一摞文件夹，看到她远远就喊了一声“会长早”。七濑走过去开门，澄跟在后面把文件夹放在桌上。“昨天您在群组里发的预算修订通知我收到了。追加项目的明细我都整理好了，放在蓝色的文件夹里。闭幕式的发言稿草稿也修订过了，在红色文件夹里。还有就是——会长，你今天看起来比昨天好多了。昨晚睡好了吗？”七濑把钥匙放在桌上，拉开椅子坐下来。“睡好了。谢谢。”这句话不是敷衍。她确实睡好了。虽然只睡了六个小时，但质量很好。没有梦到父亲，也没有梦到那封信。
她翻开蓝色的文件夹，把追加项目的明细逐一核对。社团联合会要追加音响设备租赁费，理由是上次报上去的型号有两个已经停产。她把停产型号的编号和替代型号的编号对比了一下，在备注栏里写了“已确认停产”。然后翻开红色文件夹，看澄修订过的闭幕式发言稿。草稿的抬头是：“各位同学，时光飞逝，为期两天的文化祭即将落下帷幕——”她把这一行划掉，在下面重新写了一句：“从前天早上第一场演出到现在，体育馆的灯亮了多少个小时，我们就在这里度过了多少个只属于今年的瞬间。”她把笔放下，看了看新写的句子。不太像父亲的风格。父亲的开场白从来不用“只属于”这种暧昧的措辞。父亲说话总是清晰、确定、不留余地。但她觉得这句话是对的。文化祭这件事，确实只属于今年。
门外有人敲门。她说请进。门推开，是昨天的那个女生——岬。手里拿着一张纸。她走进来把纸放在桌上。“这是一年级的社团活动申请。老师说补交审批要学生会长签字。”她在说“会长”的时候特意放慢了半拍，好像在嘴里尝这个词的味道。七濑接过纸，是茶道部的活动延期申请，理由是部员人数不足，需要延期到下学期再正式开始活动。她在签名栏里写了“审批同意”，然后签了自己的名字。
“谢谢。”岬接过纸，但没走。她站在桌前，歪着头看七濑。“你今天笑得比昨天少。”
七濑抬起眼睛看她。“昨天发生了很多事。今天不需要再笑那么多了。”
岬挑起一边眉毛。“这句话会长不该跟我说。”
“在天台之外的地方，你还没告诉我你姓什么。”
“姓？等你请我喝咖啡——不是乌龙茶。然后我就告诉你我的姓。”她说完这句话转过身，把申请纸在空中扬了一下表示道别，然后走出学生会室。七濑看着门关上。门缝里透出来的走廊光线在地板上晃了晃，然后恢复原样。她重新低下头，继续核对澄整理的追加项目明细。
下午和各班班长的例会结束后，她在走廊上遇到了澄。澄正抱着一摞文件夹往学生会室走，看到七濑时脚步顿了一下。“会长，刚才有人来问文化祭的档期表是不是提前发布了。我说还没有，让他等正式通知。”七濑接过她手里的文件夹，从中抽出最新的一份档期表。档期表上密密麻麻排列着各个社团的时间安排，每天都有详细的场地和负责人。“谢谢。这份档期表我先拿回去校对。明天的早会上我会宣布正式版。”
澄点了点头。然后她犹豫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又咽回去，只是说了句“那我先去忙了”，转身走了几步又回过头。“会长，你写得那句‘只属于今年的瞬间’，我刚才看到草稿了。我觉得很好。”她的声音有些紧张，说完立刻抱着文件夹快步走向走廊另一端。
七濑拿着档期表回到学生会室，坐到椅子上。她低头看了一会儿，又抬起头，把视线从表格上移开。窗外已经能看到夕阳。她今天还没去天台。手头的文件还有几份需要签字，但都不是紧急事项。她站起来，把椅子推回原位，走出学生会室，往通往天台的方向走去。今天不需要钥匙。她在楼梯上一步一步往上走，每走一步，走廊里的声音就小一点。走到天台门口的时候，门没有锁。她推开门，风一下子灌进她的领口。
岬坐在天台的角落里，手里夹着一支没点燃的烟。她看到七濑进来，把手里的烟转了一圈，塞回铁盒里。“今天没抽烟？”
“嗯。只是在发呆。”岬歪了歪头，“你今天不用开例会吗。”
“刚开完。还有一个多小时才下班。”七濑在她旁边坐下来。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比昨天近了一点。风把岬的碎发吹到脸上，她把头发别到耳后，露出那三个银色耳洞。七濑看着那三个小小的银环在夕阳下微微发亮，忽然想到昨天岬说“我连反叛都反叛不成自己”。她想问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但觉得现在问还太早。有些问题需要等到天色更暗的时候才能开口。
两个人坐在天台上没有说话。过了好一阵，岬开口了。“你们学生会现在在忙文化祭的事吧。我看到楼下贴的海报了。”
“嗯。还有三周，什么都还没准备好。”
“你是会长，忙不是很正常吗。”岬把自己的铁盒掏出来，放在膝盖上，没有打开。她的手指在盒盖上无意识地画着圈，像在描什么图案。过了一会儿，她忽然问：“你每天有多少时间在当别人？”
七濑愣了一下。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她想了想，说：“以前是全部。现在大概是百分之八十。”岬听完歪了歪嘴角。“那还有百分之二十是你自己的。”七濑没有说话。她把头靠在膝头上，看着远处操场上已经亮起来的路灯。天色正在变暗，路灯的光越来越明显。
“我爸欠你爸一条命。”岬忽然开口，语调很平，像在叙述已经发生过的、不需要再确认的事。“你爸以前是我爸的上司。有一年公司出了问题，你爸替我爸扛了责任。具体是什么事我也不清楚，只记得葬礼上你爸拉着我爸的手，说以后有什么需要就来找他。后来你爸出事，我爸哭了很久。”她把铁盒打开又关上，金属碰撞的咔嗒声很清脆。“他说他没机会还了。”
七濑听着风声。她不知道这件事。父亲从来不和她谈工作上的事，她只知道父亲是个很忙的人，经常出差，偶尔带礼物回来。她想起小时候有一次父亲从东京出差回来，给她带了一个音乐盒，打开盖子会有一个小芭蕾舞者在镜面上旋转。那个音乐盒现在还放在她书桌抽屉里，已经很久没有上弦了。她忽然觉得父亲留下的东西比想象中多。
“所以你之前说还债，就是帮自己还这个。”
“算是吧。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还。”岬把铁盒放在膝盖上，“但至少你昨天没跳。”
“我说了我没想跳。”
“我知道。”她把铁盒塞进口袋，“今天也只是来发呆。”
七濑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自己的钥匙圈。现在只有两把钥匙了，比昨天轻。她把钥匙圈拿出来放在掌心上看了看，然后收回口袋。她说：“明天午休我来找你。带两罐乌龙茶。”
岬看着她，然后笑了一下。很短，但比在天台上第一次见面时多了什么。
“好。”她说。“不用加糖。”七濑站起身，拍了拍裙子上的灰尘。最后看了她一眼，那双眼睛里没有同情，没有怜悯，只是安静地注视着她。这种感觉很奇怪——明明只认识了一天，却好像比任何人都更长时间地看着自己。
她走下楼梯的时候，走廊里的声控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她看着这些灯，忽然想起父亲日记里的一句话：人有时候需要的不是答案，是一个能问问题的对象。她今年高三，是学习成绩年级第一的学生会会长。所有人都在等她给答案。只有天台上的那个人会站在旁边和她一起问问题。她把钥匙圈放回口袋里，往学生会室走去。推开门的时候，她看了一眼桌上的铜制镇纸——边缘已经氧化了，正面刻着“勇往迈进”四个字。她以前一直觉得这是父亲对自己的训诫。但现在她想，这也许是父亲对自己的提醒——往前走，不要停。即使不知道往哪里走，也要继续走。她把镇纸挪正，然后坐下来开始写文化祭的发言稿。窗外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走廊里的灯还亮着。她写到一半的时候抬起头看着玻璃上的反光，发现自己的脸比早上看起来更像自己。她把笔放下，把发言稿的草稿折好，放进书包里。明天早上她不用练习微笑。但也许她会试着对着镜子，看看自己原本是什么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