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十一点，老婆的手机屏幕亮了。
我从来没看过她的手机。她做审计，加班是常态，回到家手机往床头柜一扔，倒头就睡。但今晚不一样——她睡着了，手机屏幕朝上，一条微信消息弹出来，在黑暗的卧室里亮得刺眼。
“下周老时间，这次换个地方，上次那家太吵了。”
发消息的人备注名是“周姐”。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大概有三十秒。
“老时间”是每周四下午三点。那个时间她确实不在公司——她跟我说过，周四下午固定去客户那边做现场审计。但“上次那家太吵了”，这句话在我脑子里怎么也绕不过去。
什么客户见面，会嫌“太吵”？
我想解锁她的手机。指纹不行，她睡着了我没法按她手指。密码我知道，是我们结婚纪念日。但输入之后显示错误。
错了三次之后，手机锁定了，需要等一分钟。
我放下手机，心跳快得像刚跑完八百米。身边的她翻了个身，嘴里含糊地嘟囔了一句什么，又沉沉睡去。
我认识林婉十二年了。大学同班，大二在一起的，毕业第三年结婚，现在女儿四岁。十二年里我们吵过最凶的架，是因为装修的时候她坚持要开放式厨房，我觉得不实用。最后我妥协了。从那以后我们几乎没红过脸。朋友都说我们是模范夫妻，我自己也这么觉得。
但现在我躺在这张一米八的大床上，忽然觉得身边这个人有点陌生。
一分钟到了。我又试了一次密码。这次我输入了女儿的生日。屏幕解开了。
我的心咯噔一下。
她什么时候把密码换成了女儿的生日？以前明明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我点进微信，找到“周姐”的聊天记录。
消息不多，最早的记录在大概四个月前。内容很正常，聊孩子、聊工作、吐槽婆婆，偶尔约饭。我往下翻，心跳逐渐平稳下来——也许只是我想多了。女人之间聊天说“太吵了”也很正常，可能是嫌餐厅嘈杂。
就在我准备锁屏放回去的时候，最下面一条消息让我整个人僵住了。
是林婉发的，就在一个小时前，她在卫生间洗澡的时候。
“我好想你。”
周姐没回复，也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睡了。但聊天框里孤零零的那四个字，像四根钉子，一根一根钉进我眼睛里。
我老婆发了一条“我好想你”给一个备注叫“周姐”的人。
在深夜十点半。
在洗澡的时候。
我把手机原样放回床头柜，翻了个身背对着她。脑子里一片空白，然后是密密麻麻的、不受控制的想法涌上来。
周姐是谁？是女的吗？还是备注改成了“周姐”的某个人？如果是女的，什么关系会让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说“我好想你”？如果是男的，为什么要把一个男人的备注改成“周姐”？
我的胃开始痉挛，疼得我蜷起了身子。
第二天早上她照常七点起床，给女儿做早饭，叫我起床，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我看着她系着围裙在厨房煎蛋的样子，马尾辫松松地扎在后面，侧脸还是十二年前那个让我心动的侧脸。我忽然觉得眼眶发酸，赶紧低头喝豆浆。
“你怎么了？没睡好？”她把煎蛋铲进我盘子里，看了我一眼。
“没事，昨晚咖啡喝多了。”
她没再追问。
接下来的三天，我像一个着了魔的人。白天上班，我脑子里全是那条消息。我开始回想过去四个月的每一个细节——她有没有晚回家，有没有突然开始注重打扮，有没有接电话避开我。
好像都有，又好像都没有。我发现当你开始怀疑一个人的时候，她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被解读成可疑的证据。她换了香水，是不是有新的人喜欢这个味道？她连续加班，是真的加班还是在跟“周姐”见面？她对我比以前更温柔了，是真的感情好，还是出于愧疚？
我越陷越深，像一个溺水的人拼命想抓住一根稻草，但抓到的全是虚无缥缈的水。
后来我做了件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事。我跟踪她。
周四下午，我请了半天假，把车停在她公司楼下对面的停车场里。两点四十，她从大楼里走出来，穿了一身我没见过的黑色连衣裙，头发散着，拎着她最喜欢的那只白色小包。她站在路边等了一会儿，然后上了一辆出租车。
我发动车子跟上去。
出租车一路往城南开，越开越偏。最后拐进了一条我从来没去过的老街，两旁是那种九十年代的居民楼，一楼开着各种小店：五金店、水果摊、挂着褪色招牌的面馆。
出租车在一家店门口停下了。
我远远地把车停住，透过挡风玻璃看到那家店的招牌。
“忘川茶舍”。
一个挺文艺的名字，但开在这种地方显得格格不入。门面不大，玻璃上贴着一张手写的告示，太远看不清写了什么。
林婉推门进去了。
我在车里坐了很久，大概有二十多分钟。脑子里转过无数个念头——冲进去、打电话、继续等、掉头回家。最后我还是没忍住，锁了车，朝那家店走过去。
推开门的时候，一股檀香混着旧书的气味扑面而来。店里光线很暗，陈设古旧，像那种老式的算命馆，靠墙摆着几个博古架，上面放着些不知道什么东西。屋子正中间是一张长桌，林婉就坐在桌边。
她对面坐着一个中年女人，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棉麻褂子，头发盘得一丝不苟，正握着我老婆的手。
我一进门，两个人都抬头看我。
林婉的表情从惊讶变成慌张，从慌张变成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心虚，更像是一种极度的疲惫，像是被人撞破了藏了很久的秘密后的那种释然和解脱。
“你怎么来了？”她声音很轻。
“周姐是谁？”我站在门口，声音哑得不像自己。
那个中年女人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林婉，把手松开了，靠在椅背上没说话，表情很平静。
林婉垂下眼睛，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站起来，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那个叫周姐的女人，说了句“麻烦你了周姐”，然后转身朝我走过来。
“我们回家说。”
她没有拉我的手，径直从我身边走过，推开店门出去了。我跟在她后面，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周姐。她还是那个姿势靠在椅背上，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那个眼神里没有敌意，也没有看热闹的意思，更像是……同情。
到家之后她给我看了那个信封里的东西。
一份诊断报告。
胰腺癌，晚期，已经扩散到肝脏。预计剩余时间：三到六个月。
日期是四个月前。
我拿着那几张纸，手抖得连字都看不清了。她坐在沙发上，团着身子，把脸埋进膝盖里，肩膀一抖一抖的，但没有发出声音。
“周姐……是做什么的？”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
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但嘴角居然扯出了一个笑。那个笑看得我心都要碎了。
“忘川茶舍，”她说，“是一个帮人……做告别的地方。周姐会帮人录一些东西，视频、音频、信什么的，存在店里，等委托人走了之后，她负责交给指定的人。”
“那你每次去……”
“我在录视频。”她的声音开始发抖，“给我们女儿。一年一条，录到十八岁。还有给你的。”
“为什么不告诉我？”
她沉默了很长时间。
“因为我怕你受不了。”她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我知道你。你这人什么事都想自己扛，扛不住就失眠，然后第二天继续扛。我想等……我想等最后的时间再说。让你少煎熬一天是一天。”
我站在客厅中间，窗外的天已经黑了，我们的影子被灯光拉得很长。我想走过去抱住她，但腿像灌了铅一样动不了。我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死了，一个字都挤不出来。
最后是她先开口了。
“对不起，”她说，“那个‘我好想你’，是发给你的。我让周姐帮我存着，等我走了之后再转给你。”
我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三十四岁的男人，站在自己家的客厅里，哭得像个傻子。
她走过来，把脸贴在我胸口上，两只手环住我的腰。我感觉到她的身体在发抖，瘦了很多，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呢。
“你会陪我去吗？”她闷在我胸口问，“下次去录视频的时候？”
我说不出话，只能拼命点头。
窗外不知道谁家在放烟花，砰砰砰的，一朵接一朵炸开，亮光照进屋子里，照在她脸上。她在哭，也在笑，然后踮起脚亲了一下我的下巴。
“还有一个事儿，”她说，“视频我录了四个月了，但我一直没录最后一条。”
“什么最后一条？”
“给你的。”她看着我的眼睛，“我想了很久，想不出该说什么。好像什么都没法说完。”
……
三个月后，我签了放弃治疗的同意书。
护士把管子拔掉的时候她醒了一下。那时候她已经没什么力气说话了，嘴唇干裂得全是皮，但眼睛还是亮亮的，跟我十二年前第一次见她的时候一模一样。
她拉着我的手，在我掌心里划了四个字。
“别忘了我。”
我说好。
——
后来周姐给我打了电话，说东西可以取了。
我去了忘川茶舍。周姐递给我一个硬盘，用一块藏蓝色的布包着，打了一个很规整的结。我道了谢，没多说话，抱着硬盘回了车里。
但那天我没有打开它。
我把硬盘带回家，放在床头柜最下面的抽屉里。有时候晚上睡不着，会拉开抽屉看看那个藏蓝色的布包，然后关上。
一年零三个月了，我到现在都没看那些视频。
不是不想。
是不敢。好像只要我不看，她就还在那家叫忘川的茶舍里，对着镜头笑着，说些有的没的，等着周四下午我开车去接她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