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天凌晨，洛希被一只手摇醒了。不是痕，不是厨子，不是管理员。是梅。她站在他的行军床边，手里拿着一只还冒着热气的搪瓷杯，眼镜片上凝了一层薄薄的水雾——是杯子里热水蒸出来的。“五点半了，”她说，“车六点出发。你没有多少时间。”洛希从床上坐起来，接过搪瓷杯。杯子很烫，烫得他手指一缩，但他没有松开。他低头喝了一口，是热水，没有茶，没有咖啡，只是热水。但在这个时间点，在这个温度里，一杯热水比任何东西都更像是一个约定。梅已经转身朝帐门口走去，走了两步又停下来，从白大褂口袋里掏出一块压缩饼干，搁在旁边的空行军床上。“早饭，”她说，“加了铁强化剂的。”洛希看着那块饼干，嘴角动了动。“所以还是很难吃。”“没错。”她掀开帐帘，晨光涌进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三分钟。”
运送物资的卡车车厢里装了一半的空箱子，剩下的一半空间挤着洛希、梅，还有一个不认识的年轻士兵。士兵大概十八九岁，抱着枪靠在车厢壁上打盹，脑袋随着颠簸一晃一晃，钢盔的帽檐几乎盖住了半张脸。梅坐在洛希对面，膝盖上摊着那份从长空市带回的数据文件，手指在纸面上缓慢移动，嘴唇微微翕动，似乎在默算着什么。车厢里很暗，只有顶棚的帆布缝隙漏进来几道光柱，灰尘在光柱里缓慢翻涌。洛希没有打扰她。他翻开笔记本，借着那几道光柱中的一束，开始记录昨天的测绘数据补充。颠簸让笔迹有些歪斜，但他没有停下来。
他在笔记本上写道：
前往第三研究所途中。车程预计四小时。梅在看数据。她的手指在纸上移动的速度比昨天慢了，可能是在复核结论，也可能只是没睡够。
目前为止，我已经在这个世界待了四天。感觉上更像是四周。
他停下笔，想了想，又加了一句：
但不是不舒服的那种。
车子猛地颠了一下，对面那个年轻士兵被震醒了，钢盔滑下来遮住了整张脸。他嘟囔了一声，把钢盔往上推了推，露出一双还没完全睁开的大眼睛。“到了？”他含混地问。“还没，”梅头也不抬地说，“继续睡。”士兵乖乖地重新低下头，三秒之内又响起了均匀的呼吸声。洛希看了他一眼，然后在笔记本上写道：
车厢里还有一个士兵。钢盔太大，不合头。
第三研究所位于一栋被临时征用的中学教学楼里。校门口的旗杆上还挂着原来学校的校旗，被风吹日晒褪了色，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得只能辨认出一个“学”字。旗杆下面停着两辆装甲车，车身上的灰尘很厚，看起来已经很久没有出动过。梅领着洛希穿过校门，穿过一条两侧堆满器材箱的走廊，穿过一个被改造成临时会议室的旧教室，最终停在三楼走廊尽头的一扇门前。门上贴着一张打印纸，上面印着“崩坏能基础理论组·第三研究所·临时办公室”，打印纸下面还贴着一张手写的纸条，纸条上只有四个字——
“进来敲门。”
字迹很潦草，但洛希认得那种潦草。和梅笔记本里的字迹一模一样。梅没有敲门。她直接推开门，走了进去。
办公室很小。两张办公桌拼在一起，占据了大半个房间。其中一张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书本和一台外壳发黄的电脑显示器，另一张桌子则相对整洁，只放着一盆已经枯了一半的绿萝和一盏台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正坐在那张杂乱无章的办公桌后面，拿着一把游标卡尺在量一块矿石样本。听到开门声，他抬起头，从老花镜的上方看过来。
“梅，”他说，“你出去的时候说要去两天。”“三天，”梅纠正他，“今天是第三天。”“哦，”老头放下游标卡尺，“所以你后面那一位就是你邮件里提到的那个年轻人？”“洛希，”梅说，“测绘员。”她侧过身，让洛希走进来。老头打量着洛希，目光在那件深蓝色的防辐射夹克上停了片刻，然后移到了他手里的测绘仪上。
“我是徐建辉，”他说，“第三研究所副所长。梅的直接上级。”他的语气没有敌意，但有一种审视的分量，像是他每天都要看几十份数据报告，而你正在被他当作一份报告来读。“您收到了我的邮件？”梅问。“收到了，”徐建辉从桌上翻出一个文件夹，打开，里面是梅发的那封邮件打印件，“申请调拨一名未经背景审查的外来人员，加入崩坏能行为学研究小组。推荐理由是——”
他低头念道：“‘该人员拥有逐火之蛾现有观测体系完全不具备的测绘方法论，其三天内的实地测量成果已对崩坏能行为学研究产生实质性推进。’”他合上文件夹，看向洛希。“三天，”他说，“你只用了三天就让我手下最不爱夸人的研究员写出了这样的推荐语。”“我只是画地图，”洛希说，“分析不是我的专业。”“你这句话说得很熟练，”徐建辉摘下老花镜，用衣角擦了擦，“但你们在中心点地下八米发现的那个能源信号，昨天夜里已经被第三研究所的遥感组确认了。”
洛希看向梅。梅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显然她也是刚刚知道这件事。“遥感组调用了第三次崩坏前的地下管网扫描记录，”徐建辉继续说，“那里确实有一个冷战时期的防空洞。但防空洞里不可能有独立电源，更不可能在崩坏能冲击后仍然持续输出信号。”他顿了顿。“所以，要么我们的管网记录是错的，要么那里有一个我们从未登记过的设施。这两种可能性都不太好。”
办公室里的沉默持续了大约五秒。然后梅开口了：“我需要调阅权限。”徐建辉看着她。“什么级别？”“至少二级，”梅说，“最好是一级。”徐建辉靠进椅背，椅子发出一声吱嘎的响声。他看着梅，看了很久。然后他又看向洛希。“你呢？”他问，“你要什么？”“一份临时工作证，”洛希说，“和一个能充电的插座。”
临时工作证是一张巴掌大的塑料卡片，上面印着洛希的名字、一张当场用打印机打出来的黑白头像、以及一个条形码。工作证的有效期是三十天。三十天后需要重新申请。“三十天之后怎么办？”洛希问。“三十天之后，”梅说，“要么你已经被正式聘用，要么你已经被赶出去。”她把工作证递给他，手指碰到了他的手背。她的手指很凉，指尖有薄薄的茧——是长时间握笔写字磨出来的。“那我们现在去档案室。”她说。
档案室在地下二层。这里曾经是中学的体育器材室，墙壁上还残留着以前贴的篮球明星海报，角落里堆着一摞落满灰的旧体操垫。档案柜是一排排金属架子，架子上码放着密密麻麻的文件夹，每个夹脊上都贴着编号和日期。梅站在第三排架子前，手指快速扫过一排编号，然后从中抽出三份文件夹，摞在手里。每一份夹子的厚度都不低于两厘米。
“这些是第三次崩坏前后，长空市地下设施的登记档案，”她将文件摞在桌上，第一份砸下去的时候扬起了一片灰尘，“民防工程，市政管网，通讯光缆，地铁隧道。”洛希看着那摞文件夹。他的第一反应不是畏惧，而是好奇。他伸手翻开最上面那份档案，里面的文件已经泛黄，有些页面边缘被水浸过，墨迹洇开成模糊的蓝灰色云朵，但仍能辨认出大致的结构图。“这个防空洞，”他用手指点着其中一张结构图，“入口在中心点往东大约八十米。如果信号来自更深的位置，可能是防空洞下方还有未被登记的结构。”
“地下九米。防空洞的登记深度是六米。差了整整三米。”梅将档案室的日光灯拉亮。洛希将三份档案在桌上排开，测绘仪对着每一页逐行扫描。屏幕上不断跳出新的数据——有些能对上，有些对不上。对不上的部分越来越多，在投影中形成了一片橙色的未知区域，像地图上被墨水洇掉的模糊角落。“如果地下九米有东西，”他抬起头，看着那片橙色的投影，“那它要么是在防空洞建成之前就存在的，要么是被刻意从档案中删除的。”梅凝视着投影，那双眼睛在屏幕的冷光里反射出一种不带温度的光泽。“那我们挖出来看看。”她说。
申请挖掘许可的过程比梅预计的要长。后勤部、安全管理科、历史档案组——每一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审批流程。梅填了三份申请表，被退回了两份。退回的理由分别是“申请区域仍有待清除的崩坏能污染”和“挖掘作业可能影响周边建筑的稳定性”。她在办公室里站了很久，久到外面的夕阳从窗户斜射进来，把她的影子投射在满墙的便签纸上。洛希坐在旁边，没有说话，只是将测绘仪的数据重新整理了一遍，在笔记本上画了一张更清晰的地下结构推测图。他画完最后一根线，撕下那页纸，推到梅面前。“这张图能用来补充申请吗？”梅低头看了一眼。图纸上，防空洞的下方被用虚线标注出一块从未出现在任何档案中的空间，旁边写着两个小字：“未知”。虚线下面还有一行更小的字：“但信号是真实的。”
梅拿起那张纸，走出了办公室。
她没有去填新的申请表。她直接去了徐建辉的办公室，把那张手绘结构推测图放在了他的桌上，然后说了一句话——“如果这个设施在我们申请审批的过程中被崩坏能彻底侵蚀，损失的将不只是数据。是对崩坏行为模式的观测窗口。”徐建辉看了她很久。然后拿起笔，在她的申请报告最后一页的“主管审批意见”栏里签了字。
回到临时分配给洛希的宿舍已经是深夜。宿舍在四楼，原来是一间教师办公室，现在摆了两张行军床。另一张床上没有人。床头贴着一张便签，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去仓库守夜了，明早回来。如果你饿了，抽屉里有一包饼干。”落款是“你的室友——听说是个测绘员，没见过你，但已经把饼干分你了”。
洛希坐在床边，借着台灯的光继续整理今天的记录。测绘仪放在枕头旁边，屏幕上滚动着他今天扫描的档案资料。窗外，那三颗亮星还在北偏东的方向，一点都没有移动。他在笔记本上写道：
第五日。抵达第三研究所。获得临时工作证，有效期三十天。
地下设施的档案存在系统性缺失。梅说，挖出来看看。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和说“那就让我们多留一些”时一模一样。
我从未见过一个研究员，在办公室里站那么久，只为了等一个签字。
我也从未见过一个签字，是在没有填完申请表之前就被写上去的。
他停了一下，又写道：
室友在抽屉里留了一包饼干。
我还没见过他。
但饼干比压缩饼干好吃。
他合上笔记本。窗外，有一颗流星从北偏东方向划过，转瞬即逝。他没有许愿。他只是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用很小的字，记录下了那颗流星的方位和时间。
笔记本的最后一页不是空白的。那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夜画下的星图。北偏东方向，三颗等距排列的亮星。旁边标注着日期和一个词——“暂定”。而在那个“暂定”的下面，是梅今晚在档案室里说过的一句话：“那我们挖出来看看。”他把这句话也记在了星图旁边。
同一时刻，三楼走廊尽头的办公室灯还亮着。
徐建辉坐在他的椅子上，面前摊着梅交上来的所有材料——第三研究所的标准申请表，被后勤部退回两次的挖掘许可，以及那张手绘的地下结构推测图。他拿起那张手绘图，对着台灯看了很久。图纸的右下角签着梅的名字。梅的名字下面还有一个他不认识的字迹，比梅的字更大，更用力，像是握笔的人不习惯用这种笔，但还是在尽力把每一笔每一划都写清楚。那个名字是“洛希”。
徐建辉放下图纸，摘下老花镜，揉了揉鼻梁。他在这间办公室里坐了十几年，签过无数份文件，见过无数个年轻人。但今天是第一次，有一个普通研究员在他的办公室里站了四十分钟，只为了说服他批准一份已经被退回来两次的申请。也是第一次，有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外来者，在不经意间画出了一幅连档案室都没有记录的、地下九米的结构推测图。他把老花镜重新戴上，拿起笔，在自己的工作日志上写了一行字：
第三天，梅带回来一个测绘员。
建议：密切关注。
理由：他们可能会挖出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窗外，那三颗亮星还在北偏东的方向，一点都没有移动。只是今晚，有一颗流星从它们旁边划了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