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罗马帝国的政治框架崩溃开始到10世纪的这段时期一般被人们称为“黑暗时代”，但在西方世界的发展上，这是一段非常丰富且极具创造性的时期。因此对这一时期更中性也更公允的描述应当是“中世纪早期”。这一时期究竟始于什么时候呢?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地中海西部的一些古典社会依然保存得很好，直到6世纪晚期才发生决定性的改变。连年战乱已经彻底粉碎了意大利的罗马贵族阶层，讽刺的是，这主要是因为拜占庭皇帝努力想收复原来由他统治的意大利。类似的灾难也严重摧残了北非地区的传统生活方式，使其在7世纪的穆斯林进攻之前就被削弱了。或许最为意义重大的是，550年之后的几十年里，拉丁文化已经命悬一线。这场危机的见证者就是留存下来的可确定时间的手抄文稿。抄写手稿是一件十分繁重的工作，千百年知识积累的脆弱成果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传承下来。此时抄写活动完全终结，直到两个半世纪之后的查理大帝时代才得以延续，在此期间许多古典文学作品对我们来说是永远失去了。
在政治层面上，前布国的班域转变成了一系列的“蛮族”王国，绝大多数统治者都是阿里乌斯派哥特人，他们保留了自己的阿里乌斯派信仰，借此标志自己与拉丁旧世界公教会基督徒的文化差异。这两套文化体系就这样古怪地并存着：拉丁精英可以免除兵役，向哥特领导者进贡，还能以所谓“主人”的身份保有不甚可靠的财产权，尽管他们的“客人”一直赖着不走。’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在4世纪晚期马丁主教发动的先驱修道活动中，年轻的高卢-罗马贵族在全体参与者中占了很大的比例，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了主教。由于帝国的行政系统已经崩溃，公教会主教往往成了拉丁权威的最后残余。人们难免怀疑，那些既有能力又有精力，此前原本会为帝国服务的人，或者那些一开始确实担任帝国官员的人，此时之所以加人教会，是因为教会对他们而言成了仅存的职业选择；与此同时他们在东方依旧可以选择加人帝国官僚体系。西方教会一直以其教士队伍中存在大量对明确的规则和整齐的文档系统感兴趣的人而闻名。早在12世纪的系统化整理之前，西方教会法(canon law)就是西方的主要智力成就之一。西方神学的一个特点就是思维整齐，这反映了拉丁语的官僚式精确性：这对其属灵特性而言并不总是好事。
西方拉丁教会作为一个整体要如何应对当前的新局势呢?它是否会投向讲希腊语的东方并且全身心赞同拜占庭收复失地的企图呢?它是否会像旧帝国的其他机构一样消失呢?它是否会顺应新的权力结构，融人一系列阿里乌斯教会，分散到一系列西方占领者的多个族群中呢?事实上，西方教会的领导层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这条路线深切影响了西方教会的未来。西方教会继续远离哥特人的阿里鸟斯主义，但与君士坦丁堡进一步拉开了距离，而且愈发以罗马主教为中心。493年，阿里乌斯派东哥特军事领袖狄奥多里克(Theoderic)占领了位于亚得里亚海顶部的拉文纳，西部帝国皇帝最后的首都，此时西方教会应对新世界的审慎策略也变得很明显。狄奥多里克在当地建立了自己的统治，表面上作为拜占庭皇帝的附属，实际上却是一位完全独立的君主——他非常有才华和能力，甚至就连后来的拜占庭编年史作者都不得不不情愿地赞扬他。”狄奥多里克接纳了自己发现的成熟文化，如今拉文纳依旧保留的几座卓越的建筑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其中有一座是他自己宫殿的小堂，最早是敬献给救世主的，后来公教会又将其重新敬献，使之成了“新”圣亚波里拿留教堂(Sant?Apollinare Nuovo，此前在拉文纳附近还有一座教堂，也敬献给了据称是这座城市首任主教的亚波里拿留）。这是修建于意大利的用于非公教的基督教信仰的最宏伟的教堂，因为这位阿里乌斯派君主意图将其用于阿里乌斯派宗教活动。步人教堂内部之后，人们第一眼就会发现这座建筑遵循了基督教巴西利卡的经典形制。显然，这座建筑不是由一位不尊重既定的基督教传统或认为自己的信仰才应当居于中心的领袖委托建造的。但是如果看得再仔细一点，还能发现一些有趣的特征。
新圣亚波里拿留教堂中有一部分马赛克镶嵌画是在6世纪早期教堂建成时制作而成的。其中有两幅画描绘了狄奥多里克的宫廷与他的港口城市克拉西斯的重要人物，今天这两幅画完全看不出个所以然，因为其中的人物形象被拙劣地用抽象的马赛克图案取代了。这座教堂已经成了公教建筑，因此这些对异端国王及其随员英雄式的描绘不可能被允许存在。不过还有一部分原始马赛克画作得以保存，这部分画作位于墙壁的最高处，距离人们的视线非常远，因此尽管贯穿了教堂正厅的两侧却依旧安然无恙。画作似乎强调了阿里乌斯派对基督本质的看法。画作内容是耶稣基督在尘世的生平：教堂北侧画作中的行奇迹者与讲寓言者被描绘成一个白净无须的年轻男子，南侧的受难与复活场景中，他看上去则更加年长且蓄了胡子。因此救世主就像真正的人类一样生活、成长并且成熟，他像人类一样受苦，又为了我们的缘故而复活。狄奥多里克就这样利用基督教艺术与建筑资源向全世界宣扬了阿里乌斯派的信仰。尽管在两次大战期间拉文纳都遭受了轰炸，但是新圣亚波里拿留教堂以及其他几座东哥特建筑还是幸存了下来，成了阿里乌斯文化与文学为数不多的见证。其他阿里乌斯派的遗迹几乎全都被有意识地从历史记录中抹除了。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一瞥阿里乌斯基督教的光彩壮丽和丰富多彩、其他地区的同类建筑全都被中世纪西方拉丁教会非常成功地清除掉了。
狄奥多里克对阿里乌斯派教堂极其慷慨，同时也允许公教会繁荣发展，还将许多罗马和公教会贵族出身的人才纳人了自己的政府。其中最杰出也是最博学的一位名叫波爱修斯(Bocthius)，他也是这些人中最不幸的一位。他的宫廷生活结束于524年，当时有人指控他与拜占庭勾结，最终他因此遭到了处决。但是他对于西方基督教文化未来的成形起到了重要作用。波爱修斯的希腊语很流畅，这一点在西方教会中正变得愈发难能可贵：他对于希腊文学有着广泛而深人的了解。他曾经计划将柏拉图与亚里土多德的著作翻译成拉丁语，最终他仅仅完成了几篇亚里士多德关于逻辑学的论文的翻译，但这些能够提供清晰思考结构框架的书，在西方愈发稀少的学术资源中显得特别珍贵。同样重要的是波爱修斯在身陷图圄等待处刑的时候写的论文：《哲学的慰藉》(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哲学的慰藉》中并没有多少基督教元素，这部作品的作者的思想来源是新柏拉图主义。但这正是其部分价值所在。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它和奥古斯丁的著作（以同样的方式与柏拉图本人的思想隔了一层）一样，把柏拉图深深地嵌人了西方思想之中。它在死亡面前流露出来的宁静，有力地提醒着西方教会的教士与未来的学者：哲学家们的声音值得用心倾听，哪怕他们对基督一无所知。
狄奥多里克以及其他不如他这么炫耀的“蛮族”统治者都可以被看成西方公教会面对拜占庭皇帝时的保护者。从5世纪中期开始，拜占庭皇帝频繁地疏离和惹怒西方公教会领袖。451年的卡尔西顿会议将罗马与拜占庭的关系从破裂边缘拉了回来。并非巧合的是，大约在同一时期，处境艰难的教宗利奥一世开始经常性地使用一句对自身职位的描述，这句措辞谦卑的描述坚定地确定了教宗所继承的历史性权威：蒙恩彼得不相称的继承人(indignus haeres beati Petri)。这个称谓有一个很有用的附带效果：就算某位教宗确实不相称，他也依旧享有来自使徒传承的神授遗产。后来教宗们不得不为某些不光彩的行为辩护时，这一点非常有用。在卡尔西顿会议之后，后继的拜占庭皇帝不顾一切地试图安抚自己的一性论臣民，不惜危及在卡尔西顿会议上与西方艰难达成的和解。伴随着482年与519年之间的阿卡修斯分裂，东西方之间的关系也陷人了新的低谷。
在分裂期问，教宗基拉西乌斯一世(Gelasius 1，492-496年任职）是卡尔西顿方案的激进抑护者，在他那短暂却充满活力并为世人所牢记的教宗任期内，他试图沿袭安波罗修恐吓狄奥多西皇帝的传统，将君士坦丁堡拉回正道上来。在他的各种宣告中，494年基拉西乌斯在一封给东罗马帝国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的信中称，上帝为人世间提供了两套权威，即君王与主教。他们有责任同心协力促进上帝对其子民的意旨的实现。但是“其中教士的责任更重，因为在神圣审判中他们要在上帝面前为了凡人的国王之所作所为负责”。教宗对于皇帝的世俗权威表现了分内应有的尊重—与后来几个世纪中的他的一些继任者们不同—但他同时也坚称，在一切信仰问题上皇帝都应当顺从教士。”在分裂期间这些宣告应对的直接问题外，基拉西乌斯还建立了一条原则，在西方受到了君主们的尊重，并被后来的教会领袖所利用和推广，而在东方这条原则从未获得同样的地位。只有在偶尔的情况下，东方的宗主教才会不受惩罚地对皇帝说类似的话。
在分裂期间还有另一件深刻影响西欧未来的大事：前西罗马带国境内一位势力强大的蛮族国王转而效忠大公基督教。他的权力基础位于高卢北部，名字叫克洛维(Clovis)，他和他的继位者们从他祖父墨洛维(Merovech)获得了家族姓氏，被称为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s)。481年，克洛维成为日耳曼民族的一个分支法兰克人的国王。他是个很成功的军阀，将家族的势力扩展到了曾经的高卢行省全境——此后人们就将这一地区称为法兰克王国(Francia)，差不多就是今天的法国的区域。就像其他日耳曼领袖一样，他随意信奉着阿里乌斯派基督教，他的家庭成员无疑也选择了阿里乌斯派。”但是他本人婴了一位公教妻子，并且开始崇拜公教会的圣徒，土兵出身的图尔主教马丁。就像两个世纪之前上帝曾经青睐过君士坦丁一样，马丁的上帝也为克洛维赢得了许多军事胜利。对罗马及当地圣洁的信仰捍卫者的着迷使克洛维的信仰偏向了他妻子那边。
当时的图尔主教格里高利是一位了不起的高卢-罗马贵族，他不仅是马丁的继承人，还是这位圣徒的忠诚追随者与传记作家。根据他的记录，拜占庭皇帝阿纳斯塔修斯将克洛维封为了执政官，而克洛维则在马丁的图尔城为自己获此殊荣举行了盛大的庆视活动—由于格里高利的记录的一些解释上的问题，这件事的具体日期很难确定，有可能是在493年或503年。。授予执政官头衔并不能真正确立那占庭在当地的权力，但表明拜占庭皇帝渴望与这位意料之外的公教会盟友结盟，以对抗西方的阿里乌斯派统治者，而执政宜的尊严依旧是新老世界之间的强力纽带。在克洛维改宗之后大约一千三百年的时间里，总共有18位法国君主以他的名字受洗。克洛维的拉丁语拼法是Lodovicus，在法语中的变体是Louis（路易）。现在西方教会拥有了一位军力强大的庇护人，既不是在正统性上非常可疑的东方皇帝，也不是狄奥多里克这样的阿里乌斯异端。还要再过一个世纪，西班牙的西哥特国王们才会彻底放弃祖先的阿里乌斯派信仰，投向在他们治下大多数基督教臣民一直大胆坚持着的公教信仰。后来的公教基督教讲述自身历史的方式模糊了当年阿里乌斯派差点儿就在西欧大行其道的事实。假如蛮族君王们的信仰偏好最终由西班牙的西哥特人而不是法兰克的克洛维决定，欧洲基督教可能会一直是松散零落的阿里乌斯派而不是罗马式的君主制，其后果是无法估量的。难怪克洛维仍然如此受人尊崇。
公教会获胜的核心是已故的主教圣徒图尔的马丁，现在他是墨洛温王朝的招牌圣徒。他已经成为公教会远在拜占庭治下的意大利以及拉文纳的晚期东哥特王国战胜阿里乌斯派的有力象征。6世纪50年代，拜占庭皇帝没收了拉文纳的了不起的阿里乌斯派王室小堂（也就是今天的新圣亚波里拿留教堂）并将其用于公教会敬拜。拉文纳大主教在庆视这一事件时将这座建筑献给了高卢圣徒马丁，尽管大主教的君士坦丁堡帝国主人能够提供很多反阿里乌斯派的圣洁的信仰捍卫者。这个小姿态意义重大；这表明，即使在获得收复拉文纳这样的对拜占庭军事强权与公教会基督教而言都意义重大的胜利之后，西方教会依旧不会被吸收进东方基督教。在这座教堂的大厅马赛克壁画中，图尔的马丁依旧骄傲地走在一队男性圣徒的前列，引领他们走向救主，尽管今天这座教堂已经被不经意地重新献给了当地的圣徒亚波里拿留。
与之前蛮族中的任何阿里乌斯派或异教对手相比，法兰克墨洛温王削的存续时间都要长得多。尽管后来也未能免遭政治分裂与灾难，但是墨洛温王朝依旧在法兰克王国领土范围内推进了一种政治联合意识，这是由3位公教会圣徒加以圣化的。除了图尔的马丁，还有一位3世纪德西乌斯皇帝时期于高卢北部殉教的主教，名叫丢尼修[Dionysius，在后来的法语里是Denis（德尼）]，他是巴黎前身售特西亚城的第一位主教，后来克洛维在该旧定居点的岛屿上重建了自己的首都。除了这两位，还有一位与克洛维同时期的杰出女性，名叫吉罗费华[ Genovefa，在法语中是Geneviève（吉尼费维）]，这位修女为殉教者德尼修建了坟墓，据说她还组织了鲁特西亚的抵抗力量来抗击5世纪中期人侵当地的匈人。”在吉罗费华的晚年，她对克洛维产生了很大的个人影响，当时鲁特西亚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向其军队投降。她在克洛维改宗公教会并尊奉德尼的过程中很可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512年吉罗费华逝世时，墨洛温王室为了确保她能够迅速提升至圣徒的地位，将她安葬在了一座新建的巴西利卡中，俯瞰着岛上的都城。这座巴西利卡被献给了彼得和保罗，这表明了他们对罗马的新的效忠。吉尼费维的声名最终使得这座教堂被重新奉献给她，这座教堂在18世纪的接替者的恢宏肃穆如今被世俗化了，成了巴黎的先贤同，一座奉献给启蒙时期法国完全不同的知识和文化成就的圣所。
因此，法兰克王朝的3位公教会主保圣人中有两位主教，其中一位是行伍出身的修士，还有一位在当时或任何其他时期都很不常见的女性圣徒，她不仅在修道生活方面进行了开拓，而且还显示了许多军人品质。作为国王顾问的吉尼费维将会在14世纪为另一位同样奇异的女性圣徒提供榜样：圣女贞德，农民出身的异象者，法国宫廷中令人望而生畏的存在，对抗英军的令人敬畏的军事领袖。这些圣徒与法国基督教公教君主制间的联合直到19世纪都是基督教在西欧的重大政治现实之一，后来的法国君主也以“笃信王”(The Most Christian King)这个头街而自豪。与之并列的还有另一个在墨洛温王朝覆灭之后产生的强力头衔：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千百年来，这两个神圣的基督教君主国之间的明争暗斗反复扰乱着欧洲的和平。直到活生生的记忆中，人们依然能够强烈感受到教会与王权在法国的古老联盟，这种感受影响了法国政治并使之困扰。墨洛温王朝的名声仍然让许多人着迷，他们宁愿通过云山算翠的阴谋论来构建过去，而不是关注基督教历史的精彩现实。
另一个王权也正在罗马成形。阿卡修斯分裂在519年的结束再次强化了教宗的属灵权威。此时，出生于西方的度诚的查士丁皇带在他的外甥和继承人查士丁尼的鼓励下，特别想与罗马达成和解。而查士丁尼本人已经在考虑联合东西方，重建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统一带国。时任教宗的何尔米斯达斯(Hormisdas，514-523年在位）决心为了使带国教会的两个部分再度共融而极力讨价还价。他要求东方教会的主教们同意一份协议方案，这将赋予罗马不可动摇的地位：
基督以圣彼得为基石建立了教会，因此公教信仰通过使徒宗座而一直保持了纯净无瑕。罗马宗座定义了这一教会，在这教会中我希望在所有事上都追随使徒宗座，也确定使徒宗座确定的所有事情。
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设法回避了完全同意这份象征着彻底投降的声明。但这份声明在罗马主教的武器库中注定将会有一段漫长的未来。后来罗马方面将会使用这件武器来迫使实力衰弱的拜占庭教会重新与自己联合，还将会用它来塑造自身形象：没有这个基础，1870年的第一届梵蒂冈会议是不可能通过“教皇永无谬误”(Papal Infallibility)的。
西方公教会的领袖很清楚，东方人对何尔米斯达斯的方案很冷淡，而且查士丁尼皇帝依然试图修改卡尔西顿决议。此时公教会精英与阿里乌斯派的西方君主以及信奉公教的墨洛温王朝之间有很多合作，因此当查士丁尼在533年开始着手重新夺取意大利，又在536年宣布要在拜占庭的统治下重新统一地中海地区时，西方人的反应并不算太兴高采烈。教宗何尔米斯达斯的儿子西尔维留斯(Silverius)于536年借助接连几任拉文纳东哥特国王的支持成了教宗，于是教宗就无可挽回地卷人了拉文纳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军事对抗中。后来查士丁尼羞辱了东哥特人并将拉文纳定为他的西部首都时，现任教宗的执事长维吉里(Vigilius)一心想着接班并且等待着替代西尔维留斯。结果这位新任教宗就成了拜占庭皇帝的傀偘—实际上，在帝国邀请他前往君士坦丁堡之后不久，他事实上变成了皇帝的囚徒。
维吉里发现新近得来的尊严给他带来的不是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度假时光，反倒将他领进了陷阱，因为查士丁尼依然在试图推出一套足以平抚一性论的方案，而皇带需要他批准该方案。在547年到548年之间，不幸的救宗不情愿地同意了皇家救令《三章》( Three Chaplers)中的内容，其中包括对3名已故神学家的谴责，他们的观点无疑是二性论，但卡尔西顿会议特别宣称3人为正统，其中就有了不起的摩普绥提亚主教西奥多。553 年君士坦丁堡召开的一次教会会议支持了《三章》中的谴责性内容，同时不冷不热地重新肯定了卡尔西顿会议的决议，并充分利用了维吉里坚决不参加审议的机会。这样一来维吉里陷人了困境，一边是西方教会的怒火，另一边则是被皇帝的打手们暴打一顿的真实可能性。可悲地摇摆了一阵之后，他在554年再度肯定了《三章》以及其中的遣责性条款。他只是因为死在了从君士坦丁堡返回罗马的途中，才躲过了罗马城内等待着他的可怕后果。基拉西乌斯对于教土权力的肯定以及何尔米斯达斯对于使徒宗座纯洁无瑕的主张全都无济于事：在皇帝的胁迫下，一位教宗附和了一份异端的重要声明。
因此，自君士坦丁一世以来，教会领导层对于皇帝的态度首次发生了分裂。高卢与西班牙等更西方的地区特别不愿意与拜占庭接触：西方古典世界的幸存者愈发感到，假如他们还想保存传统文化，只能依靠那些曾经被他们不屑一顾地称为“蛮族”的人。阿里乌斯主义被削弱了：拜占庭重新占领意大利，使它受到了沉重打击。但是查士丁尼在意大利与北非所取得的军事胜利最终在6世纪晚期的毁灭性战争中化为乌有，也为教宗留下了更多的空间来主张罗马在西方教会中的地位。在东方，各个大城市的教会都有着相互竞争的主张，相比之下，西方教会中没有任何一座城市的教会能够对抗教宗的地位，尤其是在曾经坚持已见的北非拉丁语教会于7世纪遭到阿拉伯人人侵的打击之后。教会坚持不懈地寻找一个权威来源来解决其争端，也鼓励了这种倾向。尽管尼西亚会议与卡尔西顿会议这样的普世会议受到了非同一般的尊崇，但是会议造成的冲突后果以及553年同类会议导致的烂排子还是暴露了这种决策方法的缺陷。
罗马主教受到重创的声望在教宗格里高利一世(590-604年在位)时期得到了恢复与扩大，他也经常被后人尊称为“大格里高利”。就像两个世纪以前的安波罗修一样，他也出身于富有的传统行政管理阶层，在罗马城里成为修土之前曾担任过罗马城长宜。格里高利是第一位担任教宗的修士，尽管他的修道生活不是帕科缪甚至马丁所热悉的那种：格里高利资助了他所进人的修道院，修道院建立在他在城内的家族地产上。后来的传说声称他的母亲西尔维娅(Silvia)习惯性地拿银盘子到他的修道院给他送蔬菜。”这位罗马贵族对于处境艰难的罗马皇帝的声明毫无兴趣。格里高利曾经担任了六年罗马教会在拜占庭宫廷的外交官；尽管如此或正因为如此，他对希腊没有很大的好感，也没有很高的评价。6世纪末期，意大利地区的拜占庭势力遭到了中欧民族伦巴第人的粉碎性打击。不像很多人看待410年阿拉里克洗劫罗马那样，格里高利无疑没有将伦巴第人的胜利看作让人困惑的大灾难。恰恰相反，他在592—593年与伦巴第人单方面达成了和约，忽略了拉文纳的拜占庭皇家代表。他强烈反对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在上个世纪里一直在使用的普世牧首(Oecumenical Patriarch)头衔，尤其是因为这个头衔的依据仅仅在于宗主教是“普世之城”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而“普世”是因为它是帝国的首都。或许是为了突出普世牧首头街所体现的傲慢，格里高利特意为自己选取了一个极其自我贬抑的头街并被他的继任者们沿用至今：天主众仆之仆。
在担任教宗期间，格里高利感觉到了强烈的紧迫感，因为他相信世界末日近在眼前。他会这么想也很自然，因为为他的家族带来声望与财富的社会此时正处在政治动荡与衰败中。”假如末日即将来临，那么不仅是修土们，而且全体基督徒都应当做好准备，改变他们的生活。而教士们，特别是他自己，应该积极地帮助他们。在有著作存世的作者中，格里高利是第一位花费了大量时间来讨论教土应该怎样提供牧灵关怀、应该怎样对平信徒布道的；与修士的沉思修行相比，这些是完全不同的教土职责，而格里高利在当选教宗之前就脱离了修道生活。前修士格里高利认为，与修道院的生活相比，积极人世进行事工活动可以使教士们有机会获得更大的灵修进步，原因恰恰在于人们难以在日常生活的混乱中维持沉思的平静与阐释福音的能力：“当巡到分割与折裂的心灵被卷人如此众多且沉重的事务之后，这心灵何时才能回归自我，将自身收拢在布道词中，同时又不放弃言语布道的事工呢?”随着教会愈发强调修士的灵修英雄主义，这是一种宝贵的肯定：堂区神父们也有自己的灵修挑战需要面对。
欧洲北部地区的传教活动(500-600年)
格里高利很关心能否在世界末日之前使世界尽可能达到完美的境界。可能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会在597年向罗马帝国曾经的岛屿前哨派出传道人员。在两个世纪以前的洗劫罗马城之后的动荡中，罗马最终失去了这座岛屿。410年罗马军团离开这座岛屿的时候，这里包括上不列颠与下不列颠两个行省。但是尽管罗马人在这里驻扎了四百年，他们的文化还是迅速地消逝了。现在岛上的主要势力是日耳曼民族——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他们自罗马统治末期就开始向岛上迁移，此时已经极大地改变了这片岛屿的特质。格里高利向不列颠英格兰地区派遣传教人员的举动是西方拉丁教会转变方向的关键阶段，西方教会将会逐渐远离拜占庭，转向西方与北方。西方教会曾经是希腊教会的穷亲戚，在教众规模与神学成熟程度上都远不如后者。西方教会曾经与一个愈发失序的帝国捆在一起，饱受国运起伏的折腾，接着面对的是有着异类基督教信仰的统治者。现在西方教会超越了罗马帝国世界的疆域。自称彼得继承人的罗马主教为这座古城赋予了崭新的重要性：罗马将要获得一个思想帝国，比耶稣基督时代屋大维依赖武力所创造的任何东西都要伟大。
英格兰传教活动是罗马主教扩展基督教现存疆界的最初尝试。有趣且很可能意义重大的是，此前的主要基督教传教活动几乎全都是由帝国卡尔西顿教会眼中的异端教派发动的，例如尼科米底亚主教尤西比乌斯以及“阿里乌斯派”乌尔菲拉对北方“蛮族”的传教，叙利亚一性论者雅各·巴拉底乌在中东地区的传教，以及叙利亚二性论者在阿拉伯地区、中亚地区还有（最初在）埃塞俄比亚的传教。唯一的主要例外就是不列颠凯尔特人，在充满活力的高卢公教会的强力影响下，他们也全都成了公教基督徒。就像高卢基督徒一样，不列颊基督徒也决定在文学与礼拜中使用西方公教会的神圣语言拉丁语，这对不列颠基督教生活的未来造成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从4世纪晚期开始，这些凯尔特基督徒穿越了日渐崩坏的不列颠行省边境，进人了希伯尼亚（即爱尔兰）以及哈德良长墙以北的服域与岛屿，日耳曼民族对这些地区尚未造成什么影响。前文中我们已经见识过了这些人中的一位，也就是怀特霍恩的尼尼安。不过，与另一位名叫帕特里克的传教士相比，尼尼安的生平记载要含混得多。这位帕特里克是个古怪的不列颠人，干劲十足且满心苦恼，他可能是比尼尼安年轻的同时代人。在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担任希波主教期间，帕特里克与尼尼安很可能都还活着并从事着基督教传教活动。与尼尼安不同，帕特里克因其自传为我们所知晓，尽管传记的拉丁文粗陋混乱，但依旧是极其珍贵的存世文献。
很难确定这份文献以及帕特里克职业生涯的时间，不过看起来大概是5世纪上半叶，图尔的马丁死后一代人左右，当时西方教会依然因为伯拉纠的争议而分裂：帕特里克的存世文本中充满了冲突。他是一位神父的孙子，根据他的说法，他的家乡名叫“班纳凡穆塔博尼亚”(Bannavemtaberniae)，这个地名的具体所指有很大争议，不过很可能就是哈德良长墙边上的众多小型定居点之一。”少年时他遭到了爱尔兰劫掠者的俘虏与奴役，后来游荡到了高卢地区，最终回到了自己的族人中间。此后他愈发强烈地感到自己应当返回爱尔兰担任主教，承继一位之前的主教帕拉狄乌斯(Palladius)留下来的传道工作。这份文本及一封之后的信件表明，帕特里克在不列颠、苏格兰南部以及爱尔兰地区碰到了许多令人苦恼的反对意见，其中有很多来自其他基督徒，但是日后的传说中并没有提到这股反对力量。帕特里克将成为爱尔兰的使徒，并且最终通过爱尔兰人遍及全世界的足迹成为当代天主教会中饱受尊崇的圣徒。但是他身后的影响力还远不止如此：他在大海另一边论为奴隶的经历（以及他将蛇类驱逐出爱尔兰的声誉）日后将会激励无数惨遭欧洲人奴役的非洲人。
帕特里克以及他在爱尔兰的继任主教们面对着一个裁然不同的社会，甚至带国解体之后的分崩离析的欧洲大陆也不能与之相比。爱尔兰岛上没有中央权威，人们也不记得此类权威曾经存在过（这一点也很重要)，只有一大帮由世袭领袖所学管的祥落(tuatha)。这些领袖统治亲族和附庸的权力来源有两个，其一是他们抵御其他领袖的能力，其二则是他们与超自然力量进行沟通从而保证庄稼苗壮、性畜兴旺的能力。将这些首领称为国王难免有些误导，因为这些首领在爱尔兰岛上任何时候都有 150到200人之多。自从教会与有权势者结盟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位主教应对过这种状况。在苦心思索如何才能在这种环境中取得成果时，主教们意识到，教会可以通过建立修道院与修女院在爱尔兰社会扎根。”
帕特里克曾经自豪地谈到过“苏格兰[爱尔兰]首领的儿女们……都成了基督的修士与处子”。这种与首领们的联系提供了一种奠定修道生活基础的方式：在爱尔兰的法律习俗下，修道院不可能遵循帝国时期的惯例，依靠独立的庄园来维持修道生活，因此修道院成了多个地方大族的联合庄园的一部分。于是基督教群体与各个地方世袭族群密切交织在了一起，形成了一张日渐增长的大网。由于修道院与各个群落的自豪感以及前基督教传统牵扯极深，基督教生活在爱尔兰岛上也愈发壮大。许多群落没有固定和持久可言，教会也发展出了流动教会家庭的特别现象，反映了当时大部分爱尔兰社会的流动性特质，在这些家庭中，教士身份与服务教会的传统会代代相传。他们在迁徙时会带上创始圣徒的故事一起上路，将同一种宗教传遍岛上相互隔离的各个地区。
今天在爱尔兰西部以及偏远的大西洋岛屿上依旧存在着数量惊人的早期基督教建筑，绝大多数都是修道院——聚集在围栏内的用石块堆砌而成的散乱屋舍和厅堂，形制上很像供养修道院的当地首领的住宅。同样令人欣喜的是，存世的艺术品数量众多且富丽精巧，它们被用在这些群体的宗教生活中：装饰精美且拉丁字体独具一格的手稿、青铜钟、金属权杖。尽管爱尔兰后来的历史充斥着暴力与破坏，这些物品依旧得到了妥善保护，因为它们成了与早期圣徒有联系的圣髑，和圣徒的遗骨一样重要。凯尔特基督教文化在宗教敬礼中非常重视这些圣髑。12世纪好奇心重且热爱小道消息的历史学家成尔士的杰拉尔德( Gerald of Wales)特别提到了这种重视态度。根据他的记录，在苏格兰、爱尔兰以及威尔士，人们更害怕违背指着大钟与权杖之类物品发的暂，而不是指着福音书发的督。
从属灵层面来看，凯尔特修道生活就像埃及沙漠或者中东地区的任何道活动一样严肃认真。每年的复活节，饥肠辘辘的修士们都要顶着强风蹲在斯凯利格群岛的山崖最高处，直面水天相接的壮美景象，看着太阳在大西洋海面上喜悦地跳舞，仿佛在复活节上庆祝基督的复活。事实上，他们能与叙利亚或者埃及的基督徒们取得联系，尤其是通过出品于拜占庭帝国最远边疆并被一路运到西方来的图书。在凯尔特圣典手稿中画有惊人的复杂人物图案，其中的代表是一套名为《杜若经》(The Book of Durrow)的福音书文本，同时期的凯尔特雕塑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形象。人们认为这些图案很可能源自一套流传到苏格兰与爱尔兰并早已佚失的叙利亚四福音合参手稿。在这些6世纪晚期的艺术品之前，凯尔特艺术很少描绘人的形象，因此人像的突然出现暗示着外部刺激的存在。同一套在叙利亚的修道飞地图尔阿布丁地区装饰而成的另一份四福音合参抄本后来流落到了佛罗伦萨，尽管在成书时间上比《杜若经》晚了好几个世纪，但是书中好几幅人物画都摆出了与《杜若经》关键插画中一样的特色姿势。其他凯尔特基督教艺术特征，甚至是最具象征意义的凯尔特十字架，在科普特基督教艺术中都能找到先例。
中东与欧洲最西部之间就这样产生了意料之外的联系，这种联系所产生的凯尔特神学呼应着遥远的奥利金与艾瓦格里欧斯传统。凯尔特修道院也采取了与修士同伴约翰，卡西安和勒兰岛的梵尚相同的路线，反对希波的奥古斯丁的恩典观：他们希望强调人类竭力争取达到完美的重要性。有一位爱尔兰评论家在哲罗姆《《诗篇》序言》(Preface to the Psalms)的手稿空白处写下了一段话，总结了他们在这些狂风呼啸的凄凉斗室之中进行属灵战斗之后的乐观主义立场：“行善且避免作恶是每个人的天性。”这种道德斗争的神学产生了一种特有的爱尔兰宗教实践，后来又成了西方教会的主要特色之一。爱尔兰的教士为自己开发了一系列“价目之书”(tariff books)。它们基于如下理念：世人不仅可以通过悔罪来赎罪，还有可能搞清楚什么样的罪需要什么样的悔罪，即宽想的价目。他们认为灵修生活就是一系列持续的小挫折，在下次犯错前努力地加以补偿。他们用他们的价目之书来帮助被罪恶感与羞耻感所压抑的平信徒。
爱尔兰与苏格兰的传教士7世纪在欧洲北部与中部传播信仰时，他们也随身携带着价目之书；这是神职人员应对教众所使用的最早的赎罪书(penitentials)或者说悔罪手册。这个想法很受欢迎——如果能通过具体且明确的行为（无论多么艰苦）来摆脱罪的重负，有谁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呢?这种思想为西方教会接下来几百年间的悔罪体系奠定了基础。这套体系的具体做法如下：人们要向教士反复坦白自己的罪行，而教士则通过查书或者凭记忆告诉他们必需的悔罪方式。尽管这套体系在教会的教牧实践中得到了广泛接受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但是却直接违背了奥古斯丁的恩典神学。我们会看到，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中，这个系统将会成为造成西方教会永久性分裂的问题之一。
欧洲的偏远角落居然对整个西方教会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这一事实彰显了凯尔特基督徒的无尽活力。对他们来说，大海是前往邻近地区以及更遥远文化地域的通路。他们十分珍视圣布伦丹(St. Brendan)向西出航探寻新陆地的传说，因其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先驱而长久激发着爱尔兰民族的自豪感，而且还体现了凯尔特社会对于此类可能性的开放态度。在6世纪后期，最伟大的凯尔特修道领袖之一哥伦巴(Columba，爱尔兰语中是 Colmcille，意为“教会之鸽”）不仅在爱尔兰中部与东部的杜若与德里(Derry)建立了修道院，还在远在北方的爱奥那岛(Iona)上修建了修道院，这座建筑至今依然是大西洋诸岛上最知名的宗教圣地。他经常走海路往来于各个修道院之间。4但是尽管哥伦巴富有冒险精神，他依旧还是在盖尔语凯尔特世界内部活动。他有一位较为年轻的同代人也叫哥伦巴（传统上为了方便起见人们都将他称为哥伦巴努斯，Columbanus)，他为自己的旅程找到了一个新的且更富有挑战性的愿景图画：他要遵循圣经中亚伯拉罕的榜样，前去寻找陌生的民族，来完成上帝的意旨。
哥伦巴努斯最早的出行（时间大概是在6世纪80年代）是前往基督教高卢地区，他在当地建立修道院的努力受到了当地主教不是那么全心全意的感激之情。凯尔特公教会与非凯尔特公教会之间存在着一个反复出现、让人烦恼的礼拜仪式问题：双方无法就庆祝复活节的具体日期达成一致，这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基督教节日。这些紧张关系促使哥伦巴努斯继续向东前进，来到了今天的瑞士。这些紧张关系也表明，他主要不是在向异教徒们传教：这个更广阔、更古老的基督教世界孕育了爱尔兰基督教，我们最好把他的行程看作他意欲在这个世界里重振基督教的努力。当然，他能这么做，是因为凯尔特基督徒们最初决定采用拉丁语作为公共崇拜与圣经的语言。自然，当哥伦巴努斯来到非基督教习俗依旧盛行的地区时，他也会采取行动。此前的马丁已经做出了榜样，演示了基督教上帝高于一切低级竞争者的力量。这些事迹或许很有效地分散了哥伦巴努斯的传记作家们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再关注他与法兰克主教们的对抗。哥伦巴努斯最杰出的功绩之一是在布雷根茨(Bregenz)取得的，当地人为了祭拜他们可怕的神灵沃登(Woden)而准备了一个巨大的酒桶并装满了啤酒，他被这个场景激怒了。哥伦巴努斯并不反对饮酒，但是他不想看到这些啤酒浪费在一个伪神身上，于是他抢先给了酒桶重重一击。酒桶爆炸了，沃登的啤酒没了。哥伦巴努斯的上帝的强大破坏力给围观人群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传教活动也因此得以顺利展开。之后哥伦巴努斯又从瑞士出发继续前进，来到了西方基督教的腹地，也就是意大利北部地区。在那里，615年他在博比奥(Bobbio)新建的修道院中去世。
哥伦巴努斯建立了爱尔兰及苏格兰发起的传教活动的模式。其他凯尔特修士们进一步推进了他的初步工作。他们穿过了曾经的旧帝国边境，将基督教传播到了欧洲北部地区。不过，与此同时另一场来自相反方向的传教活动也已经启动了。这场传教活动来自罗马城，发起人则是教宗格里高利一世。597年，哥伦巴在遥远的爱奥那岛上去世的那一年，一队教士与修士在教宗的授命下离开了罗马城，前往大西洋诸岛。团队领导人是来自格里高利的圣安德鲁修道院的奥古斯丁修土。这次针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传教活动有一丝匆忙和临时的意味，表明格里高利很可能是突然燃起了对英格兰的热情的。传教团出发时全体成员没有一个人会说任何一种盎格鲁-撒克逊语言，而格里高利的建议也不怎么可靠，他认为传教团可以在沿途收纳几位法兰克译员，借助他们与潜在的教众打交道。“ 盎格鲁-撒克逊人保留了一则自我恭维的轶事，可能仍是解释格里高利为何对英格兰产生兴趣的最有名的记录。据说他在罗马城的市场里见到了几位来自英格兰的少年奴隶，并被他们的俊美面容所折服。他询问这批少年来自哪里，被告知他们是盎格鲁人(Angli)。教宗说道这些拥有天使般(angelic)面孔的人很适合这个名字，之后他又以一连审拉丁文双关语进一步表达了这个有意思的想法。传统上，格里高利的言论被总结成了一句错误但却很恰当的引语：“Non Angli sed angelï”(“不是盎格鲁人，而是天使”)。这个令人偷快的故事为教宗的冲动行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动机，所以这个故事在根本上可能是真的。
格里高利显然对于传教团前往的岛屿没有多少了解。根据他的设想，教会应当重建罗马时代的上不列颠与下不列颠行省区划结构，并且在旧殖民地的原首都伦底纽姆(Londinium，伦敦）与艾伯拉肯（约克）部署都主教，各自再下属十二个主教，象征着十二使徒：这一切都整齐有序，可惜落伍了二百多年，因为此时的英格兰已经分裂成了好几个盎格鲁-撒克逊王国，而伦敦城正处于低谷。相反，新主教奥古斯丁认清了这一形势并且将自己的根据地设立在了肯特，这里位于英格兰的东南端，也是距离欧洲大陆最近的王国。肯特的异教国王埃塞尔伯特(Ethelbert)娶了一位名叫伯莎(Bertha)的基督教法兰克公主，而且在那里，人们对罗马历史的重要性仍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肯特的首都是一座前罗马城市，现在叫坎特伯雷。当后来政治权力从肯特转移时，继承了奥古斯丁的历届盎格鲁一撒克逊主教与大主教都发现，与威塞克斯或者麦西亚的专横君主保持一定距离是有好处的，于是就留在了坎特伯雷。直到很久以后的12世纪，安茹王朝将重振之后的伦敦城当作了首都，并且立刻在伦敦以西的威斯敏斯特修建了一座官殿。这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才开始研究移至新近在伦敦中心地区获取的一处地产的可能性，这块地是今天圣玛莉里波(St.Mary-le-Bow)教堂的所在地。但是他们很快就改变了方向，认为更明智的做法是在朗伯斯(Lambeth)置办一处小型地产。这里与威斯敏斯特仅仅隔着一条泰唔土河，可以借助驳船快速往来。于是朗伯斯的新建宫殿取代了坎特伯雷，成了大主教们实际上的运作中心。12世纪晚期的一位大主教甚至还试图实现格里高利的计划，将自己的座堂也搬到朗伯斯来。
不过后来他死在了十字军东征途中，这项计划也就钢浅了。
我们之所以有幸对格里高利的英格兰传教所知甚多，是因为一位名叫比德(Bede)的诺森布里亚修士据写了一部非常了不起且引人人胜的《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比德（约672-735年）生活在奥古斯丁传教之后一百年左右，他是当时全欧洲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或许在他之前之后几百年间也是最伟大的。他在区分各种信息来源时的诚实态度令人钦佩；人们经常能清楚说出他的材料来自哪里。比方说，坎特伯雷的修土们为他提供了大量官方文献，这些材料在他记述格里高利与奥古斯丁的事迹时起到了核心作用。他频繁地告诉我们信息的来源与状态，人们完全可以想象他对今天所谓“口述史”的东西的热切追求——“最为可信的···德达(Deda)神父……告诉我，当地最为年长的一位居民曾经对他说…”，等等。”比德在这方面完全可以与修昔底德相提并论，而且他远没有希罗多德那么轻信。
尽管比德对格里高利的传教充满热情，但他还是很诚实地透露奥古斯丁并不是来到了一片没有基督徒的土地上。在奥古斯丁到来之前，坎特伯雷就已经有一位主教了，他是伯莎王后的法兰克专属神父，那里还有一座正常运转的教堂，由法兰克人或早期不列颠基督徒敬献给了图尔的圣马丁。今人造访坎特伯雷的时候会注意到这座教堂的部分结构依然残存，位于古城的边缘，与另一座形制简朴的中世纪教堂融为一体。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主教并没有被人视为纠纷调解员或者巡回大使；他们在那里的原因是有一群教众需要领导。同样，这位利奥德哈德(Liudhard) 主教的布道对象恐怕也不只是一小群法兰克移民，任何人在读过了比德保存的格里高利写给奥古斯丁的信件之后都会意识到这个有趣的事实。在这些信件中有几段关系到改宗问题的华丽段落经常得到引用，但是事实上格里高利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谈论性的问题上——更具体地说、是仪式不洁。在他们的同时代人中，有些人对什么构成了性不洁有很强烈的意见，这困扰了奥古斯丁，格里高利花了很大篇幅来驳斥这些人。这些严格派们想援引旧约里禁止参与圣殿礼拜仪式的条款，并把它们应用到怀孕妇女和已婚夫妇的性关系上。
显然这些麻烦制造者也是基督徒，因为非基督徒大概不会对旧约感
兴趣，恐怕也不会知道旧约。罗马传教士们之所以面临困难是因为他们遭到了一大帮见多识广的当地基督徒的反对，这些人有一套和他们不同的标准。引就在奥古斯丁到来之前的几十年里，低地英格兰的权力平衡依然倾向不列颠凯尔特人而不是撒克逊军阀。无疑，不列颏原住民并没有像从前的历史学家们猜测的那样被彻底消灭或者驱赶到遥远的西部，而是留在了原地。而且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相比，他们更有能力且更有意愿学习对方的语言（变得越多，越是同样的东西)。这些不列颠人有很多在某种程度上都会成为基督徒：对597年的低地英格兰居民来说，基督教并不是什么前所未见的新事物。那么奥古斯丁的传教与此前相比有什么不同呢?最主要也是最关键的在于，奥古斯丁强调对罗马的服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