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钟响的时候，窗外正飘着楼下王婶家煎葱油饼的焦香。六点四十七分，和记忆里分毫不差——如果那些模糊重叠的“记忆”算数的话。日光从米黄色窗帘缝隙挤进来，在木地板上投下一道边缘锐利的光带，光带里的灰尘缓慢旋转，像困在琥珀里的小虫。我盯着天花板，那上面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只歪着头的海马，第九十七次。
不对，是第九十七次。还是九十八次？
我翻了个身，右手去够床头柜上的玻璃杯。水是凉的，隔夜的味道，舌根泛起一丝铁锈似的涩。隔壁传来急促的咳嗽声，三声，停顿，又一声，然后拖鞋啪嗒啪嗒走向卫生间。每一步都踩在我神经的同一个位置上，发出空洞的回响。前九十六次，或者九十七次，我数过这咳嗽，这脚步声，这水龙头的开启和关闭。有时候我会跟着一起数，像参加一场只有我知道规则的祭祀仪式。
昨晚我又跳了一次楼。从天台的边缘坠落，风声灌满耳朵，像谁把整片海倒进我的颅腔。然后眼前一黑，再亮起来的时候，额头上的冷汗还带着夜里的凉意，闹钟正尖叫着六点四十七分。我摸了摸自己的胳膊，皮肤完好，骨骼完整，心脏在左侧肋骨下跳得沉稳而困惑。这已经是我试过的第七种死法。上吊留下过脖子上的红痕，割腕后浴缸里的水变成过深粉色，吞安眠药让我的梦变得黏稠而漫长——但睁开眼永远是六点四十七分，永远是这块水渍，永远是窗外王婶家的葱油饼味。
第一次发现循环时，我以为是梦。第二次我试着和楼下王婶多说了一句话，问她葱油饼里放不放糖。她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疯子，而第二天早晨，她的葱油饼还是那个味道，我站在窗边深呼吸，说不上来是失望还是别的什么。第五次我杀了邻居家的猫。那只橘色的肥猫总在凌晨三点叫春，声音像被掐住脖子的婴儿。我用一把水果刀，很干净。血溅上白色瓷砖的时候，我甚至没感觉到手在抖。然后早晨照常来了，那只猫照常在窗台上舔爪子，黄澄澄的眼睛瞥了我一眼，慵懒而傲慢。
第十二次我吻了楼下便利店的女收银员。她叫陈露，胸牌上写着，笑起来左边有一颗虎牙。我买了三年的关东煮，她记得我喜欢吃萝卜和鱼豆腐，多要汤。那天早晨我鬼使神差地绕到柜台后面，捧着她的脸亲了下去。她的嘴唇很软，带着薄荷口香糖的凉意。她尖叫，报警，我被关进派出所待了十四个小时。醒来的时候，闹钟还是六点四十七分，窗外飘着葱油饼的焦香。
从那天起我开始记录。用圆珠笔在小臂内侧画正字，每一笔都刻进皮肉里，墨水晕开像青色的血管。可第二天醒来那些字迹就消失了，皮肤光洁如初。后来我改用指甲掐，掐出血痕，结果一样。那些数字只活在我脑子里，像关在玻璃罐里的萤火虫，我数着它们微弱的光，不知道哪天会彻底熄灭。
第三十七次我去抢劫银行。拿了根棒球棍，站在柜台前大喊把钱交出来。保安扑过来的时候我甚至松了口气。监狱里的晚饭是土豆烧肉，油很大，隔壁床的老头打呼噜像拉风箱。我睡得从未有过的好，可睁眼又是六点四十七分。
第五十二次我不出门。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看它从海马变成骆驼再变成一团模糊的云。阳光从窗帘缝隙移过地板，爬上床脚，烫着我的脚心。然后暗下去，再亮起来，还是六点四十七分。饥饿感消失了，时间变成一种黏稠的液体，包裹着我缓慢流动。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闭上了眼睛，也许那十二个小时只是一次漫长的眨眼。
第七十一次我什么也不做。站在窗边看王婶收葱油饼的摊子，看穿蓝校服的中学生骑车经过，看邮递员往信箱里塞报纸。一切如常，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运行，只有我像个卡在齿轮缝隙里的异物，既无法前进也不能后退。那天傍晚我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脸，发现眼角有了细纹，下巴的胡茬比昨天长了一点。我几乎要笑出来——原来时间还在我身上走，只是不肯带我一起。
现在是第九十七次，或者九十八次，已经不重要了。我坐起身，脚踩在冰凉的木地板上，脚趾无意识地蜷了蜷。阳光里的灰尘还在转，水渍还是海马的形状，隔壁的咳嗽声刚结束第四声。但今天不一样。
今天我要煎一个完美的荷包蛋。
我走进厨房，从冰箱里拿出鸡蛋。冷藏室的灯亮了一下又灭，冷气扑在脸上，带着生肉和隔夜菜的复杂气味。平底锅架在灶上，火苗舔着锅底，蓝得透明。倒油，薄薄一层，晃动锅子让它铺均匀。蛋壳在碗沿轻轻一磕，裂纹像蜘蛛网般散开，拇指一掰，蛋清裹着蛋黄落进油里。
滋滋。声音清澈而明亮，像某种肯定的回答。蛋清从透明变成乳白，边缘开始焦黄，微微卷起。蛋黄还在轻轻颤动，饱满的橘色，像一只眯着的眼睛。我盯着它，什么也不想。前九十六次我试过所有能想到的事，杀人、自毁、放纵、沉默，每一次醒来都是失败。也许什么都不做才是答案。也许接受这个早晨，和这个早晨里的我自己，煎好一个蛋，吃掉它，再等下一个早晨。
蛋香升腾起来，混着油烟的暖意。我忽然觉得喉咙发紧，某种陌生而古老的情绪涌上来，像地底深处融化了的冰。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门铃就是在这时候响的。
丁零。
我的手指一颤，锅铲碰到锅沿，发出清脆的一声。门铃又响了，丁零，比刚才急促些。前九十六次——如果今天确实是第九十七次——前九十六次从未有人按过门铃。邮递员只会往信箱里塞报纸，王婶不会上楼，陈露的便利店九点才开门。整个早晨安静得像一场默剧，唯一的台词只有闹钟、咳嗽和水龙头。
我关掉火，蛋还在锅里，边缘已经焦得恰到好处，蛋黄还是溏心的。门铃响了第三遍。
一步一步走到门口。心跳很重，撞着肋骨，像一扇门被反复敲响。猫眼里没有人影，只有走廊对面那户人家的防盗门，和门把手上挂着的一袋垃圾。我伸手握住门把。金属的凉意渗进掌心。
门开了。
门外站着一个人。逆光，看不清脸，只看见一个轮廓，不高，瘦削，肩膀上落着细碎的光尘。她——或者他——往前迈了半步，嗓音沙哑，像从很远的地方走过来。
“你终于没再去死了。”
蛋在厨房里凉下去，油滋滋的声响渐渐平息。阳光从走廊尽头漫过来，把那个人的影子拖得很长很长，一直延伸到我的脚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