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员的袖珍日记
十月二十五日，夜深。
今天的开水比列车先到。
我在原定过桥前把水烧好，按着车厢的床号，把三十四只药杯并排摆在木柜上。广播先说前方检查十分钟，后来改成一小时。再后来广播停了，壶里的水也从烫手凉到了能直接喝。
车厢里有刚换过药的，有被截掉小腿去复诊的，还有两个肺炎病人和一个押送病历的文书。有人在木板床上疼得发抖，有人只是困，没人知道外头的桥上发生了什么。
按着表发镇痛药，下一次吃药就会卡在半夜过桥的时候。要是现在不发，几张下铺的重伤员就得干熬。
我没等全车广播。我端着杯子去找随车军医，请她逐床改了吃药的时间。
端杯子的时候手滑了一下，第一只杯子碰翻了。半杯凉开水顺着木地板的缝隙流了下去。
我拿一块棉布把水吸干。那块布本来是用来擦伤口的，现在沾了地上的黑泥，不能再用了。
我把原定给重伤员的整点给药表贴在车门边。旁边又贴了一张新表，上面按着她们清醒和喊疼的时间，把给药点往后延。
我没擅自给谁加药。我只把她们几点拒药、几点吐了、几点补喝了凉水，全写进同一个格子里。免得下一班接手的时候，把疼得昏睡过去当成了病情平复。
傍晚的时候，桥外头传来一声爆炸。
玻璃被震得发响。靠门那块玻璃上有一道旧裂纹，这会儿顺着边框扩大了。
我让能弯腰的人都趴低，不能动的重伤员，就拿床垫和行李包挡在窗侧。谁也没拖着担架跑下车。
一个新兵以为是炮击。她伸手去够门边的步枪，被押车的军士一把按住了。
我们就听见了一声爆炸。没机枪，也没别的动静。军士把新兵的手掰开，说等车站指令，谁也不许朝看不见的桥头开枪。
爆炸和刚才那脚急刹车，把三处旧玻璃给震碎了。
碎玻璃飞过去，划破了一个通讯兵的手背，擦过一个勤务兵的眉骨。还有一个下铺伤员的脚踝外侧也被划了道口子。
三个人都是被玻璃划破的。这是新伤，得开新伤票，不能写成是被炸药直接命中的。
我拿了三张新的黄色伤票。在原因栏里先留了“桥区事故待核”。
要是现在就图省事写上敌军炸伤，后头调查要是查出别的，这伤票上的因果就改不回来了。
我在附页上把她们仨的座位号、车厢号和碎玻璃落下的位置分别抄了一遍。后来清扫车厢的人，在附页的反面签了名。
以后查问起桥震和伤口是谁先谁后，有纸有字，用不着靠伤员各自的脑子去拼凑。
白桦站的人顺着轨道推来一辆检修车。
车上放着木夹板、提灯，两只铁桶里装着砂子，还有一副临时担架。
我顺着门缝往外看。桥侧的工作台上落了一层木屑。
我没看见桥墩倒塌，所以在本子上只写了“工作台受损迹象”。
站台上送来一个受了枪伤的女人。
她是个森族，说自己叫塔娅。子弹擦过了她的上臂。除了这处外伤，爆炸还让她的一只耳朵持续耳鸣。
她被押着，一直追问同伴是否还活着。我只负责洗伤口和问听力，不负责审问。
我剪开她上臂沾满泥水的袖口，用净水把砂粒冲掉。
用纱布盖好后，我在伤票上写了“桥头枪击擦伤”。这张票和耳鸣的记录分在了两栏。
它们是两码事，不能混成一个笼统的“桥区轻伤”。
塔娅盯着伤票，问我这枪伤最后会不会也被写成是爆炸擦伤。
我把分栏指给她看，又把伤票上的编号读了两遍。
我说：“我能保证这张票上是分开写的。但我做不到保证谁会因为这个受处分。”
我们做医疗的，仅能保证伤口被原样记下来。我们裁决不了开枪的人。
站台上还有三个人被控制着。
离得最近的那个叫莱达，她的手指上沾着旧的铁路油污。另外那个叫珀尔的，靴子上带着灰黑色的矿泥。
我能看见这些，但我不能凭这个去断定她们到底是破坏者、还是被胁迫的。
过了没多久，车站广播响了。
广播里说，桥下发现了四组装药。
四组装药，不等于四声爆炸。A组和B组被拆了，D组和线路隔离了，只有C组炸了。
C组的炸药毁坏了木制工作台，还有两根枕木。
桥的主体还在，这并不说明我们的列车就能马上开过去。工务员得一段一段去查钢梁、量轨距。
我没去催司机开车。桥没断，车厢也不能立刻过——得等工务员把钢梁和轨距一处一处量完。
爆破组的人交代，原本的计划是要阻断军运。
可现在停在这里的，有我们这辆伤员车，后头还有一列平民撤离的车。她们到底知不知道时刻表换了，那是审问的人该操心的事。
车厢里有个断了腿的伤员在骂，说敌国人都该吊死。
还有人在问，要是桥真修不好，后头的车该怎么办。
我把两节车厢间的门关严。
我走到那个骂人的伤员跟前，说：“这里是病车。你想讨论判决，等退了烧再说。现在，先报你几点吃过药。”
我不想在这儿讲大道理。我只要这节车厢别跟着吵起来。
那一枪是桥头的年轻哨兵开的。
名叫米拉。她没等口令，子弹擦过了塔娅的上臂。
我没亲眼看见开枪。车站的通报、两个工务员的说法，还有我自己洗伤口时看见的样子，我都分别标上来源记下来。
我不去猜子弹是按什么角度飞过去的，也不去猜哨兵开枪时脸上是什么模样。
塔娅的伤不重，这不等于米拉的那一枪可以从纸上抹掉。
枪声让爆破组停了一下，也差点让我们车厢里的人以为打起来了。值班官已经收走了米拉的武器，记了档。
至于怎么罚，那是后续的事。
反过来也一样。爆破组带了真炸药进桥区，这件事也不能因为米拉开错了枪就被抵消。
两边都有错，两件事得分开算。谁犯了规，都不能自动证明另一方就是对的。
车里有士兵问，既然哨兵的枪被收了，为什么不拿来发给车上的人防身。
押车的军士没同意。按纪律，要调查的武器必须封存放好。不能因为这会儿缺枪，就把证物又发下去用。
平民撤离列车在后方的道岔上停着。
那车上装了老人、小孩，还有几只笼子里的鸡。白桦站的水塔水不够了。
伤员车上的水得留着冲洗伤口，剩下的开水，让站务员拿推车送去了平民车厢。
我把刚才那半壶凉透的开水交了出去，自己拿小铁锅重新烧水。
我没看见平民车上的孩子喝水。但等空壶送回来的时候，壶口留着一圈黏糊糊的糖渍。
是有人把发下的硬糖块化在壶里了。
有个伤员看见空壶，抱怨说凭什么我们先来，水却给了后车。
我把手里洗伤口用的半壶水，和那个带糖渍的空壶一起端到她面前。
“这壶是喝的，送走了。这壶是洗血迹的，不能喝。”
“你要是现在渴，我杯子里这口给你留着。但等下一轮发药，你就少一口温水。”
她听完没再说话。只拿棉签沾了点水润了润嘴唇，偏过头去。
那辆平民列车，最后晚了四个小时。
这四个小时，不光是一张运行表上的数字。它是婴儿少喝的奶，老人少吃的药，还有那些鸡在笼子里的乱叫。
随车文书开始给那三个轻伤的人腾床号。
被玻璃划破手背的那个，包扎完了还能帮着发东西。伤了眉骨的那个，得留神看着会不会头晕。脚踝外侧被划破的，让她靠着下铺坐着。
她们三个没占重伤员的担架位。
我把原本的给药时间表整张往后挪，每改一处，就在旁边签个字。
我不能只在总表上写一句“晚四小时”。四小时对消炎药和镇痛药来说是不一样的，一句话概括不了这些零碎活。
有人嫌麻烦，说那三个人都能自己走，不如别算在伤员数里了。
军医没答应。轻伤也是伤。事故调查的时候，得知道这车急刹车到底震坏了多少人。
那三张黄色的伤票上没有印花。
明天她们还是得接着往前走。但这三个名字，今天就该老老实实待在记录的这三行里。
工务员清完了桥面的碎木头，又换了两根新枕木。
他们没让伤员车先走。一辆空的检修车先用低速压了一遍桥，测了轨距和梁。
伤员车不该被拿去当试桥的重物。
司机接了限速命令。我把柜子上的水壶、药箱全拿绳子重新绑了一遍，又把那三个轻伤员的脚凳卡死。
列车慢慢往前挪。所有人都被叫离了受损那侧的窗户。
车轮碾过接缝，哐当哐当响。没人知道哪个声音是对的，哪个是不对的。
我盯着窗外，心里默数。一直数到最后一节车厢也离开了桥区，我才在纸上画了个勾，写了“通过”。
桥没毫发无伤。工作台坏了，枕木换了，那组隔离的炸药还得拆。
但这桥也没塌，还能用——能用和受了伤，两件事同时成立。
半夜交班重新点名。
原来的伤员一个没少。新增了三张轻伤票。没人死。
塔娅她们留在了站里。我跟着车走了，不知道后头会怎么判她们。
走之前，我听见外头的军械员在收枪。
伊芙琳的旧步枪里，十发子弹一颗没少。
那是军械员报的数。她今晚去干了什么，跟谁说了话，我不知道。
那把被糖水泡过的水壶底，留着一圈白色的水垢。
列车开动了，那晚掉的四个小时没法倒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