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辞的卧室朝南，整面墙都是落地窗。采光好得过分，早上六点半阳光准时铺满那张两米宽的法式雕花床，把她从梦里拽出来。她侧躺着，盯着窗帘缝隙里漏进来的一线金光，数灰尘在光柱里翻滚——三十二粒，三十三粒，三十四粒。数到差不多一百的时候，阿姨会敲门进来。
“小姐，该起了。”
阿姨的语气永远是那样——恭敬，平稳，像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姜辞有时候想，如果她今天说“我不舒服，想再躺一会儿”，阿姨会怎么回答？但她没试过。因为她知道答案：阿姨会出去打个电话，二十分钟后母亲就会出现在门口，不是来问她哪里不舒服，是来提醒她今天的日程——十点钢琴课，下午两点画廊开幕，晚上六点和陈家公子吃饭。每一项都安排好了，每一项都不容更改。她不舒服不重要，她得出席。
起床，洗漱，对着镜子里那张苍白的脸涂涂抹抹。梳妆台上摆着整套La Mer，旁边是上周生日时某位叔叔送的限量款口红，整整一盒六十四色，排成彩虹的模样。她抽了一支最浅的粉，涂完又擦掉了。不是不好看，是她忽然觉得涂不涂都一样——今晚坐她对面的人不是她自己选的，她穿什么、化什么妆、说什么话，都不影响结局。结局就是她会和某个“门当户对”的人结婚，生两个孩子，然后在某天早上六点半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母亲。
这个念头让她手指顿了一下。她把口红扔回桌上，发出很轻的一声响。
饭局在市中心最高那栋楼的顶层旋转餐厅。父亲坐在长桌那头和几位穿西装的男人谈“并购”“股权”，语速飞快。姜辞坐在母亲旁边，面前的盘子换了三道菜，每道她只动了最多三口。不是不饿，是她刚想夹第四口的时候，母亲的目光就扫过来了。那个目光很轻，落在她筷子上只停了不到一秒，但姜辞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第四口太多了，会胖。胖了拍照不好看。不好看就没有价值。
她放下筷子，端起面前的杯子喝了一口水。水是依云的，杯子是巴卡拉的水晶。光线穿过杯壁折射出细碎的虹彩，漂亮得不像话。她盯着那些虹彩看了两秒，忽然想：如果我现在把杯子摔在地上，会怎样？
她当然没有摔。她只是把杯子轻轻放回桌面，然后对母亲说：“我有点闷，去一下洗手间。”
洗手间的镜子比她还高，顶灯把她的脸照得一览无余。她看着镜子里那个人——香槟色丝缎长裙，腰线收得很窄，锁骨凹出恰到好处的弧度。好看，确实好看。可这张脸笑起来的弧度、走路的步幅、说话的音量，全部被校准过，像一件被精心维护的艺术品。艺术品没有脚，只能被摆在指定的位置上。
她打开水龙头冲了冲手指。水很冰，冰得指节发疼，但那股疼是真实的，是今天一整天里唯一由她自己制造的感觉。
晚宴回家已经快十二点。她脱了高跟鞋赤脚走到窗边，脚下是整座城市最昂贵的夜景，万家灯火密匝匝铺展开去，像一地碎金子。楼下花园里传来几声鸟叫，是喜鹊，隔着玻璃叫得又脆又亮。她循声望过去，看见一只黑白相间的喜鹊落在栏杆上，歪了歪脑袋，又扑棱棱飞走了。
她忽然想起小时候奶奶养过的那只喜鹊。翅膀受过伤飞不起来了，奶奶给它编了个竹笼子挂在廊下。笼子很大，有秋千有食盒，每天换新鲜的水和谷子。可那只鸟还是整天扑腾，用喙啄笼子的竹条，啄得嘴角都出了血。奶奶叹气说：“这鸟儿养不熟，它想走。”后来有一天笼子门没关严，喜鹊飞了。奶奶站在廊下看了很久，说：“也好，笼子再好看也不是它的家。”
她当时五六岁，奶奶说完就进屋去了。后来没过多久，父亲把奶奶送到了瑞士的疗养院，说那边空气好，适合养病。走的那天姜辞拉着奶奶的衣角不肯松手，母亲把她的手掰开，温和地说：“奶奶身体不好，你别闹。”然后蹲下来替她整了整衣领，语气更温和了：“以后不要这样了，不好看。”
那之后她再也没见过奶奶。隔年听说奶奶在瑞士去世了，她没去葬礼，因为母亲说太远了，小孩子折腾不起。她就在家里对着钢琴练了一下午的巴赫，琴键按下去，音符规规整整地流出来。她一个音都没弹错。
这些事她很多年没想过了。此刻站在三十层楼的落地窗前，身上是六位数的高定礼服，床头柜上摆着她连包装都懒得拆的生日礼物，她忽然觉得自己和那只喜鹊也没什么区别。只不过她的笼子更大些，竹条镶了金边，食盒里装的是鱼子酱。别人都说你命好，你自己也觉得该知足——可胸腔里那口气就是下不去，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一直按在你的喉咙上，不轻不重，刚好让你呼吸不顺畅，又喊不出声。
失眠是从入秋开始的。每晚躺在那张软得不可思议的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反复转着同一件事：明天和今天不会有任何区别。后天也不会。十年后大概也不会。
她试过挣扎的。高三那年她跟母亲说想学画画，不想考商学院。母亲没有反对，甚至微笑着说好，转头给她报了商学院的艺术管理方向。“学这个也一样接触艺术，将来对你父亲的公司也有帮助。”每一个字都挑不出毛病，每一个安排都为你好，你连闹的资格都没有。
后来她就不挣扎了。不是认命，是发现连挣扎的力气都没地方使。没有人打她，没有人骂她，没有人把她锁在屋子里。她只是被几十条看不见的丝线缠住了手脚，每一条都细得像蛛丝，可合在一起就挣不开。
生日那天来了很多人。父亲包了整座庄园给她办派对，灯光、乐队、香槟塔，来的人她有一半叫不上名字。许愿的时候她闭着眼站在蛋糕前面，脑子里翻来覆去想了很久——她竟然没有什么愿望。所有别人挤破头想要的东西她都有了，而那些她真正想要的，她从来没见过，所以连许愿都不知道怎么许。
蜡烛吹灭，掌声雷动。她笑着说了谢谢，笑得很好看。然后有人把切蛋糕的刀递到她手上，她低头看着那把刀——纯银的，刀柄上雕着繁复的花纹——忽然想，二十三年前我出生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把一把好看的刀交到我手上，然后说：来，切你自己的蛋糕，切得漂亮一点。所有人都看着呢。
派对散场已经凌晨。她回了自己的公寓，没有开灯，摸黑走进浴室。那瓶安眠药是上周让阿姨帮忙开的，理由是倒时差睡不好。阿姨没多问，因为阿姨知道这不是她该问的事。在这个家里，每个人都只做自己分内的事，没有人会多问一句。
她把药瓶攥在手心里坐了一会儿。浴室没有窗，很黑。黑暗中她听见自己的呼吸——很轻，很浅，像一只飞了太久终于落下来的鸟。她忽然觉得很安静。二十三年来头一回这么安静。没有日程，没有期待，没有“你该怎样”，只有她自己和她接下来要做的事。这大概是她这辈子第一件完全由她自己决定的事。
她把整瓶药倒进嘴里，就着自来水咽了下去。苦的吗？她没尝出来。只是仰头的那一瞬间，她好像又听见了那只喜鹊的叫声，又脆又亮。
她想，下辈子有翅膀就好了。
再睁眼的时候，屋顶漏着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