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不说“恶”这个字。那是个属于诗人的、腐烂的、毫无效率的形容词。
我是谁？我是观察者，是统计曲线的绘制人，是给人类这个物种做全身检查的病理科医生。
我叫浅野 哲也，鸢尾花生物科技的创始人，东京大学脑科学研究所出身，专攻共情回路的生理阈值。
我至今仍记得那个定义了我的瞬间。
在实验室的脑波监测屏前，我看见“利他行为”在大脑里仅仅是一簇微弱的电信号，脆弱得像雨夜的烛火，而“攻击掠夺”几乎占满了整个前额叶的血氧地图。
那一刻我明白了：所谓的“善”，不过是进化在生存溢出期赐予我们的临时补丁；所谓的“恶”，才是写进基因底层的、从未被删除的原始代码。
你问我是如何创办鸢尾花的？
不是因为仇恨，更不是因为疯狂。而是因为我做了无数人不敢做的减法。
在那个政府资助的难民心理干预项目里，我负责对被判定为“社会边缘体”的流浪者进行镜像神经元活性测试。
数据极其刺眼：他们的共情阈值普遍低于常人37%。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当他们站在饿殍面前时，大脑产生的生理波动，和看到一块路边的石头几乎没有区别。
他们无法“连接”——他们本身就是人类神经网络里的坏死突触。
当时我的资助方撤资了，他们说“没有商业前景”。
但我笑了。
我对他们说：“你们搞错了。这不是慈善，这是进化手术。既然他们已经被系统判定为‘异我’，无法产生共情，那我们为何要花费昂贵的食物和医疗去维持这些坏死的节点？不如将他们重新编码，让他们成为刺激‘正常人类’共情能力升级的培养基。”
这就是鸢尾花的雏形。
我不认为我在作恶。我只是将“自保”与“资源争夺”这两项原始本能，从被道德遮盖的阴影下挖出来，摆在了手术台上。
那些被你们称为“弱势群体”的人，在我的坐标轴里，是可量化的生物催化剂。
当社会把他们丢进遗忘的角落时，我看到了他们唯一的剩余价值——在痛苦中释放的神经信号，可以激活另一个健康人类的镜像神经元，从而让“共情”这种稀缺资源实现工业化生产。
我的员工都穿着灰色西装，因为灰色是不带立场的颜色——是介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量子态。
我不需要他们拥有同理心，我只需要他们听懂指令。
因为当理性抑制功能被刻意强化时，攻击性就不再是失控的野兽，而是精准的手术刀。
所以，那个雨夜我找到那位医生，递上那份计划书。
不是因为我想拉他入伙，而是因为我看中了他眼底的“断裂感”。
一个对“连接”抱有执念的人，最适合做切割的工作。就像用最锋利的刀，去治疗最怕疼的伤口。
鸢尾花从不宣称自己“消灭痛苦”，我们宣称的是“管理痛苦”。就像上帝从不消灭死亡，他只是让死亡成为生命循环的一部分。
欢迎来到鸢尾花。
在这里，没有善恶，只有数据。
而我们，正在为人类这个濒危物种，写下一个更理性的……进化脚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