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艾琳·哈里斯，鸢尾花生物科技公司第三实验区，样本管理部，二级技术专员。工号：IS-TA-7342。
工牌上印着这些信息，足够了。
三年前，我在西雅图的港景医疗中心当注册护士。那是公立医院，走廊里永远挤满了无家可归者、瘾君子、非法移民——那些被医保系统筛掉的、像沙粒一样从社会指缝间漏下去的人。
我记得他们的脸。记得一个叫米格尔的男孩，十二岁，在枪击案中失去了左臂，他妈妈每天在候诊室用西班牙语念玫瑰经。
记得深夜急诊室里，一个流浪老妇人紧紧攥着我的手腕，指甲掐进肉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
后来医院削减预算，我被裁员。再后来，我在LinkedIn上刷到鸢尾花的招聘广告："高薪诚聘生命科学专员，提供全套培训，优厚福利。"
面试是视频进行的，穿灰色西装的男人问我："你能接受'情绪中立执行标准流程'吗？"
我说能。当时我以为他说的是医护专业主义——那种我们被训练了多年的、在病床前不能落泪的职业素养。
入职第一周，我被带进地下三层。没有窗户。通风口发出恒定的低频嗡鸣。
同事递给我一份操作手册，封面印着《IS系列样本维护规范·第七版》。翻开第一页："样本"——指经合法合规渠道获取、纳入科研监管体系的生物资源。
我们从不叫他们"人"。我们叫他们"IS-XXX"。我负责IS-207到IS-289，八十三份样本。
每天清晨，我推着药剂车穿过白色的走廊，照着平板上的指令依次操作。红标"诱导剂"，蓝标"调节剂"，黄标"连接增强剂"。每种都有精确到毫升的剂量、注射速率、时间窗口。
如果偏离参数，系统会弹出红色警报，同步抄送给我的绩效评估档案。
我没有见过他们的脸。实验舱是单向玻璃，从外面只能看到数据投影：心率曲线、脑电频谱、皮质醇浓度。
有一次，IS-251的脑电突然坍缩成一条直线，又剧烈反弹。
按规程，我追加了镇静剂量。
事后我才从值班日志的聊天记录里得知，那天浅野博士亲自进行了一次"极端共情激发实验"，那个样本在舱内持续了六小时峰值痛苦。我追加的镇静剂只是确保"生理载荷不超出安全冗余"。
我的职责是什么？
确保样本存活率不低于87%，按时填报生物消耗品库存，每周五将采集的"神经反应分泌物"打包送分析科。
我从没亲手伤害过任何人。我只是按照屏幕上的指令，推车、连接导管、按下注射键、在终端上点击"确认"。就像亚马逊仓库的拣货员，只管扫描、装箱、贴标签，不管箱子里装着什么。
去年感恩节，我轮到夜班。
系统显示三份样本"数据衰减至阈值以下"，需要勾选"终止维护"并通知后勤组回收生物材料。
我照做了。
关掉终端，去食堂加热了一份火鸡三明治。开车回贝尔维尤公寓的路上，我在I-5公路的匝道口看见一个裹着锡纸毯子的女人，旁边立着纸板："需要一份热饭"。
我踩了刹车。然后我看见了她的眼睛——那种眼神让我想起IS-251的波形。
我踩下油门开走了。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职责"这个东西，最可怕的不是它让你做什么，而是它让你不必想。
我不需要是恶魔，我只需要是艾琳·哈里斯，一个每周按时还车贷、在Safeway买有机鸡蛋的普通女人。
系统把八十三个人的全部存在压缩成八十三串波谱，又把每串波谱拆解成几百个标准操作步骤。
每个步骤单独看都干干净净，毫无破绽。但所有这些"干净步骤"堆叠起来，就是地下三层那八十三面从不熄灭的数据屏，和屏上那些无人辨认的曲线。
偶尔——非常偶尔——凌晨四点在休息室对着自动贩卖机的蓝光发呆时，我会想起米格尔母亲的手指拨动念珠的声音，会试图想象IS-251那张脸。
但总是一片模糊。
不是因为我冷血，是因为我的记忆已经连同我的工牌一起，被系统重新编码了。
齿轮不需要良心。齿轮只需要继续咬合。 而我仍在咬合。每天打卡，每天推车，每天对着数据屏执行下一次"确认"。
这就是我在鸢尾花的故事。
没有哭泣，没有觉醒，甚至没有值得陪审团传唤的高潮。只有一间没有窗的地下室，一张工牌，和永远在刷新的……下一步操作指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