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命，半为径，是人贪得无庆。满江红，调名来源说法不一。一说调名咏水草。满江红是一种生长在水田或池塘中的小型浮水植物。秋冬时节，它的叶内含有很多花青素，群体呈现一片红色，所以叫作满江红。
一说调名咏江景。唐代诗人白居易《忆江南》词有“日出江花红胜火”之句，描绘太阳出来光照江水的美丽景象。一说调名咏曲名。清毛先舒《填词名解》和清冯金伯《词苑萃编》等书记载，唐朱庆余志怪小说《冥音录》中载有“上江虹”曲名，后转易“上”“虹”二字得《满江红》调名。
满江红（税官之扬州任）
离却京华，到这里、二千八百。穷醋大、齐齐整整，岂无贷揭。随地平章花与柳，为天评品风和月。只留得、一管钝毛锥，一丸墨。
初不是，丝绵帛。又不是，茶盐铁。更有苏州破砚，兔园旧册。一领征衣半尘土，两头蒻笠几风雪。问栏头、直得几多钱，从头说。
这首《满江红》以“税官之扬州任”为题，却非一般送别颂圣、歌吹扬州的熟调，而是把“税官”这一向来被视作“肥差”的关津小吏，写成一介“穷醋大”的酸寒书客。词人先以“离却京华，到这里、二千八百”一句，劈空掷出空间距离：从帝都到扬州，恰好两千八百里。数字的冷静换算，把“宦游”的浪漫想象一下压扁——不是“烟花三月”，而是“二千八百”里的风尘；不是“下扬州”的潇洒，而是“到此”二字的沉重。七个字便奠定全篇骨格：自嘲，自怜，兼带一点自傲。
“穷醋大、齐齐整整，岂无贷揭。”一句尤妙。“穷醋大”是宋人市语，指寒酸秀才，本带讥讽；词人却偏要把它缀以“齐齐整整”，仿佛破袍方巾，也要浆洗得周正；更接一句“岂无贷揭”，索性把“穷”字坐实到借贷度日。自嘲得狠，便见出骨头硬：我虽穷，却偏要整齐；虽靠赊借，却不乞怜。下两句忽作飘逸之笔：“随地平章花与柳，为天评品风和月。”把“税官”写得像“天地闲人”，管领烟霞，平章花柳。其实正是反跌：官小无权，只能以山水作衙署，以风月当赋税。一庄一谐，一热一冷，把“仕途经济”与“诗人本色”的尴尬处境，写得栩栩欲活。
上片歇拍“只留得、一管钝毛锥，一丸墨”，把“权力”缩到极小，把“文人”缩到极纯：所谓“税官”，只剩一支秃笔、一块残墨。毛锥“钝”，墨仅“一丸”，既写清贫，亦写“无锋”——无权力之锋，也无杀伐之锋；然而唯其“钝”，反见坚持：钝笔尚能记账，尚能写词，尚能刻下这一段“酸寒”的自供。
过片以四个排比句，一口气把“丝绵帛”“茶盐铁”“苏州破砚”“兔园旧册”悉数驳回：既非炙手可热的盐铁专卖，也非苏杭精美的丝帛，连“苏州砚”也是“破”的，连“兔园册”（旧时村塾课本）也是“旧”的。四样东西，皆与“利”无关，却与“士”有缘：破砚旧书，恰是寒士图腾。排比之后，镜头忽然拉远：“一领征衣半尘土，两头蒻笠几风雪。”只十字，便是一幅“风雪税吏图”：身穿官家发放的“征衣”，却半是尘土；头戴遮雪的“蒻笠”，又屡经风雪。尘土与风雪，把“税官”从纸面推向千山万水，也把“二千八百”里的长途，化作可以触摸的粗粝。
结尾最突兀，也最冷峭：“问栏头、直得几多钱，从头说。”——把词笔突然变成账簿，把“风月平章”的豪气，一下捺进“一钱一文”的算盘。词人仿佛拨开算盘珠，向读者、也向自己，一笔笔清算：这趟远差，这身风尘，这支钝笔，到底值几个钱？问得无情，却答得无声：通篇没有数字回答，只剩“从头说”三字，让读者自去清算。所谓“当头棒喝”，至此竟成“当头算账”：算来算去，不过一领破衣、半肩风雪；算来算去，不过“一丸墨”的黑白世界。
通篇艺术张力，全在“热题冷写”。扬州本是“雄富冠天下”的金银窝，税官更是“近水楼台”的肥缺，词人却偏把“肥”写成“瘠”，把“金”写成“墨”，把“花柳繁华”写成“风雪破笠”。越是“肥”的背景，越显出“瘠”的人格；越是“千金”的扬州，越衬出“一丸墨”的坚守。于是，一首小词，便成一幅“士与官”的尴尬肖像：在“官”的体系里，他不过微尘；在“士”的天地里，他仍要“平章风月”。
那支“钝毛锥”戳不破体制，却还能在纸上留下一声“问栏头”的自嘲。这一声，既是对铜臭的揶揄，也是对清贫的骄傲；既是对“税官”身份的解构，也是对“文人”底线的守护。千载之下，我们仿佛仍看见那个戴蒻笠、衣半尘的瘦影，在风雪扬州的关口，把一笔谁也看不懂的“账”，从头细说。
若把宋人词集比作一条浩荡长河，其间“红牙拍板”与“铜琶铁板”之声，往往喧阗耳目：或写“金鞭骏马”，或写“舞榭歌台”，连“宦游”也常带“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轻肥之想。而此词却像河底一块冷冽的沉铁，不随波光鳞影而闪烁，反以幽暗的寒芒，照出官场的另一面——“税官”的另一面。
词人用“二千八百”的里程，首先拆穿“宦游”常被涂抹的浪漫油彩：在交通端赖舟马的宋代，两千八百里意味着无数次晓渡寒江、夜泊荒驿；意味着要穿过淮河、长江的浊浪，要忍受三月梅雨、九月秋霖；更意味着一路过关、一路完税——而他自己，恰恰成了“收税”的人。讽刺与宿命，在起句便已叠影：一个被“税”驱赶的人，去“税”别人；一个被体制押解的人，却要去执行体制。数字的冷静，反而成为命运的炽痛：千里迢迢，不是“宦游”，是“流放”的变奏；不是“升迁”，是“磨勘”的别解。
“穷醋大”三字，尤须放在宋人市井语境中体味。《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里，所谓“醋大”常指“措大”，即穷书生，而冠一“醋”字，更取其寒酸“咬菜根”而“酸”味四溢之意。词人却偏把这顶“酸”帽自戴，且加“齐齐整整”四字，便如破袍上又缝一条新领，寒伧中透出倔强：我虽穷，却穷得有款式；虽“醋”，却醋得有骨气。
下句“岂无贷揭”再补一刀：连“齐齐整整”的袍子，也是赊来的。自嘲到此，已近乎自虐，却正是宋人“打诨”艺术的精髓——“打”得越狠，越见骨头生棱；谑得越辣，越显胸襟扛鼎。于是，读者在失笑之余，忽觉鼻尖一酸：原来“官服”不过借来遮羞，“官威”亦须举债方能撑起；而“威”与“羞”之间，隔着一纸会期的借券，风一吹就要簌簌作响。
“随地平章花与柳，为天评品风和月”两句，表面是“雅”，骨子里却是“愤”。宋代税官，掌榷酤、榷茶、榷盐之任，例有“课额”：年终若完不成“岁课”，要“填赔”甚至“刺配”。词人却说自己无权可弄，无课可征，只能把一腔“考课”的热情，拿去“考”山川花柳，“课”风月晴雨。
幽默的背面，是权力被抽空后的失重：当“官”被摘去“税”的利爪，便只剩“诗人”的闲手；而“诗人”之手，又偏偏被铐在“税官”的枷上。于是，他只能在“风月”里做一场无期徒刑的“假释”：白日，在关津口验货、称重、盖章；夜里，回到孤馆，把未用完的“权力幻想”挥洒在花柳之间。两句“平章”“评品”，用字极重，本属宰相、史官的职掌，却被他偷来按在“花柳”“风月”之上，便见出“以小搏大”的滑稽，也见出“以大观小”的悲凉：宰相可贬，风月难欺；税官虽微，亦欲替天行道——哪怕只道于一朵柳絮、一缕月光。
上片歇拍“只留得、一管钝毛锥，一丸墨”，是全词最瘦也最硬的一笔。毛锥即笔，唐人已呼“毛锥子”。“钝”字下得狠：笔锋钝，便不能“笔落惊风雨”，只能“笔落算税钱”；墨仅“一丸”，便不能“泼墨成江海”，只能“点墨登账簿”。
然而，唯其“钝”，反见“顽”；唯其“少”，更显“贵”——在“税关”这个以“斤两”“锱铢”为计量单位的世界里，笔与墨，成为他仅剩的“非卖品”；也成为他最后的“自我签证”：你可以拿走我的车马、我的俸银，甚至我的“征衣”，却拿不走我“一丸墨”的黑白分明；你可以把我的“毛锥”磨钝，却无法阻止它在纸上“沙沙”地刻下“穷醋大”的签名。于是，这一笔，既收束上片，又暗启下片：既然“墨”与“笔”成为“剩余价值”，那么下片便索性把“价值”连根翻晒，看看到底“值”几文。
过片四个排比，像四记闷棍，把读者从“风月”打回“柴米”。“初不是，丝绵帛。又不是，茶盐铁。”两句先作“负负”之势：既无炙手可热的“茶盐铁”专卖之利，也无苏杭“丝绵帛”贡舶之饶。排比用“初不是”“又不是”的重复，形成“层层剥笋”之势，把“税官”常被艳羡的“油水”一路否定。
第三句“更有苏州破砚”，忽作“正正”之跌：唯一与“苏”这个富贵温柔乡沾边的，竟是一块“破砚”。“破”字与首句“钝”字遥映：笔钝、砚破，恰好成对，便把“文房四宝”写成“残兵败将”。第四句“兔园旧册”再补一刀：“兔园册”乃村塾蒙学课本，内容浅陋，为士人所轻；词人却把它与“破砚”并列，便见出“文化资本”的彻底贬值：连“圣贤书”也沦为“旧册”，与“破砚”一起，成为“税官”行囊里的“压舱铁”。四样东西，无一可“税”，亦无一可“卖”，却偏要带着上路，便见出“士”的固执：你可以把我放逐到“税关”，却无法把我放逐出“书香”；你可以把我剥夺得一文不名，却无法阻止我把“一文不值”的“破砚旧册”当作家珍。
“一领征衣半尘土，两头蒻笠几风雪”两句，镜头由“行囊”推向“人身”：写“衣”只写“半尘土”，便见出“半”新“半”旧、“半”官“半”客、“半”生“半”死；写“笠”只写“两头”，便见出“来”也风雪，“去”也风雪，中间千里，尽是风雪。宋制，官员赴任，例给“征衣”一袭，以示“王化”加身。然而“王化”之衣，却被尘土半掩；朝廷之“笠”，又遭风雪屡侵。
于是，“征衣”与“蒻笠”这两个“权力符号”，在自然的风雪尘土中，被剥去神圣，只剩“半死半生”的惨淡。两句用“半”“几”两个模糊量词，便见出“风尘”与“风雪”之无尽：尘土只“半”领，却随时可加；风雪只“几”番，却循环无已。一个“半”字，一个“几”字，便把“税官”置于“未完成”的永恒磨损之中，仿佛他的一生，都要在“半尘”“几雪”之间，反复被揉搓、被吹打，直至“尘土”淹没领子，“风雪”穿透斗笠。
结尾“问栏头、直得几多钱，从头说”，是全词最峭拔的一转。前文所有自嘲、排比、铺陈，到此处忽然被压缩成一句“市侩”的询问，仿佛词人把笔一抛，变成算盘，把词一收，变成账簿。“栏头”即“阑干”“栏干”，此处借指税卡、关卡，亦暗含“栏”住去路、“干”扰行人之意；“直得”即“值多少”，纯是市井口吻。
一句“从头说”，像把算盘珠推到读者面前：你且替我清算，这一领征衣、两头蒻笠、一丸墨、一块破砚，连同“二千八百”里的风尘、风雪，到底“值”几文？若按市价，当然“不值”；若按“官价”，或许“折价”；若按“心价”，却又“无价”。于是，这句“问”，便成“天问”：问的不是“钱”，是“值”；不是“价”，是“命”。
在“税关”这个一切都要被“税”、被“称”、被“估”的世界里，他偏偏要把“士”的尊严、人的悲欢，也拿来“估”一“估”，而“估”的结果，却是“无从估价”——因为“从头说”三字，根本没有给出数字，只给出一片沉默。沉默，便是回答：当“市场”无法给“人格”定价时，人格便获得超越；当“税关”无法为“风雨”征税时，风雨便成见证。于是，这一句，既是对“铜臭”的当头棒喝，也是对“清贫”的蓦然回首；既是对“税官”身份的终极解构，也是对“士人”底线的最后坚守。
综观全章，词人用“数字”与“物件”的冷静罗列，反衬“命运”与“人格”的炽烈燃烧；用“自嘲”与“反讽”的层层剥笋，构建“酸寒”与“峥嵘”的奇妙共生。它让我们看到：在“扬州”这个被历史反复涂抹的繁华背景里，也曾有人用“一丸墨”的黑白，对抗“万金”的彩色；在“税关”这个被欲望反复咀嚼的齿轮里，也曾有人用“钝毛锥”的沙沙，刻下“穷醋大”的签名。
于是，这首词不仅是一篇“税官的自供”，更是一份“士人的遗嘱”——它遗嘱我们：无论世界如何“估价”，都要留得“一丸墨”的黑白；无论风尘如何“折旧”，都要留得“从头说”的倔强。
所以还是，欲知后词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