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二月初一寿，诗三百，三十六寿乎。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流传着一部古老的诗集，它被称为《诗经》，包含了三百多首诗歌，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在这部诗集中，有一首特别的诗，它不仅仅是一首诗，更是对生命、对时间的赞歌——“诗三百，三十六寿乎”。
“诗三百”指的是《诗经》中的三百零五首诗，而“三十六寿乎”则是对其中一首名为《寿》的诗的引用。这首诗在《诗经》的“大雅”部分，表达了对长寿的祝愿和对生命的尊重。它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祝福诗，它蕴含了深厚的文化意义和对生命的深刻思考。
《寿》诗的开篇便是“寿比南山，福如东海”，这句诗通过夸张的比喻，表达了对长寿的美好愿景。
在古代，南山和东海常常被用来象征永恒和无限，因此这句诗也寄托了人们对于永恒生命的向往。而“三十六”这个数字，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有其特殊的含义。它代表着完整和圆满，是吉祥数字之一。因此，“诗三百，三十六寿乎”不仅仅是对《诗经》的赞美，也是对生命圆满和长寿的祝愿。
在《诗经》中，诗歌的创作背景多样，有的是宫廷的颂歌，有的是民间的歌谣，还有的是战争的呐喊。这些诗歌记录了周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政治到文化，从宗教到日常生活，它们是那个时代人们情感和思想的真实写照。而《寿》这首诗，虽然简短，却如同一扇窗，让我们窥见了古人对生命和时间的敬畏之心。
通过对《诗经》中《寿》诗的解读，我们不仅能感受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还能体会到《诗经》作为文学源头的深远影响。它不仅是文学的瑰宝，更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在今天，虽然时代已经变迁，但《诗经》中的智慧和情感依然能够触动现代人的心灵，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找到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沁园春（寿许宰二月初一）
三百篇诗，三十六篇，以祈寿言。惟上天所佑，锡之君子，中心岂弟，盖有仁存。允矣我公，韦平世胄，学问于兹有本原。临民处，看精神秋彻，气宇春温。
由来淑景中分。第一日桑弧挂左门。是赋受不凡，仁而宜寿，笑渠谄子，徒费辞繁。命匪在天，算非由数，我只把公心地论。从今去，管及登槐棘，福仿乾坤。
这首《沁园春》寿词，以“三百篇诗，三十六篇”起笔，看似突兀，实则暗藏玄机。作者把《诗经》的“三百”与自家提前选出的“三十六”并列，既点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儒家传统，又暗示：在浩如烟海的经典里，他单单筛出三十六章作“寿”之佐证，等于为许宰量身定做了一部“微缩版庆典礼经”。于是，祝寿这一世俗行为被抬升到“诵诗—祈福—立德”三位一体的境界，一开笔便见高古厚重。
“惟上天所佑，锡之君子”一句，用《书》《诗》常见的“锡”字，把“天”写成亲手馈赠的王者，既保留“天命”色彩，又添几分亲切；紧接着“中心岂弟，盖有仁存”，将抽象的“佑”落到具象的“仁”，完成由“天”向“人”的过渡：天佑源于君仁，君仁又返照于天，逻辑回环，把寿域与德域牢牢捆在一起。
下片“由来淑景中分。第一日桑弧挂左门”，是全篇的转轴。“淑景”本指春和景明，作者却偏要“中分”，一刀划破，留出“第一日”的特写；而“桑弧”即桑木之弓，古俗男子出生，以桑弧蓬矢射四方，象征志在天地。词人把“悬弧”典故嵌进“二月初一”这一真实生辰，使典与事、古与今、礼与情猝然相逢：仿佛千年前那支“桑弧”穿越时空，正挂在许宰家门，替古人亦替今人高悬祝嘏。于是，生辰不再是简单的“又添一齿”，而成了“志于四方”的再出发。
“是赋受不凡，仁而宜寿”八字，可视为全篇纲领。作者先以“赋受”二字把“命”与“德”拆开：命虽天授，能否“不凡”却靠人成；而“仁”则是人所以“宜寿”的充分条件。由此，他顺手把“笑渠谄子，徒费辞繁”的俗客抹倒——那些堆金积玉、聒噪满纸的谀词，不过“繁”而无当；真正的寿辞，只须“把公心地论”。一句“我只把公心地论”，既是对“谄子”的当头棒喝，也是对寿词本身的“自我救赎”：它不再依附于“松鹤”“南山”之类固定意象，而转为主客间的心证。
篇末“从今去，管及登槐棘，福仿乾坤”，以“管”字作保票，以“仿”字作比拟，把对未来的期许推到极限。“槐棘”是三槐九棘的省称，宰相之位的代名词；“乾坤”则包举天地。词人不说“愿公登台辅”，而说“管及”，仿佛把天机一把攥在手中；不说“福如江海”，而说“仿乾坤”，让“福”与“宇宙”同大。其笔势之阔，正与上片“三百篇诗”的厚，下片“桑弧”的古，形成由厚而古而阔的递进，收束得气吞八表。
若再向深处潜行，可见三大审美特征：
一曰“以经寿人”。汉魏以来，寿词多借松椿、鹤鹿、海屋添筹之典，易落俗套。此篇却直探《诗经》，把“诗三百”当成一座“寿域”武库，随手掇拾，便成金谷玉屑；于是“经”与“寿”互证，既提升了寿词的品格，也激活了经典的当下生命。
二曰“以志代祝”。传统寿词侧重“祝”，重心在“愿你如何”；此篇却用“论”“管”“仿”等动词，把“祝”变成“断”，把“愿你”变成“你必”。表面是祝，内核是志；表面是客套，内里是不由分说的信任。这种“以志代祝”，使寿词获得一种“预言—实现”的仪式张力。
三曰“以春摄秋”。上片“精神秋彻”，下片“气宇春温”，一秋一春，看似相反，实则相成：秋彻者，澄澈明审，是宰官治民的刀尺；春温者，涵育化被，是君子待物的炉锤。两者交融，遂成“秋中有春，春中寓秋”的温润峻拔之境，也正是“仁而宜寿”的人格气象。
扩而之，这首词其实写了一部“微型政治哲学”：开篇“三百篇诗”是经典世界，中段“我只把公心地论”是道德世界，结尾“福仿乾坤”是宇宙世界。经典—道德—宇宙，层层递进，逻辑链却是可逆的：因宇宙在乎乾坤，乾坤在乎人心，人心在乎经典之教化，于是“寿”不再是个体生命的时间延长，而是“个体—经典—天地”三者的同频共振。一旦共振达成，寿命便与文明等长，与天地同久。
于是，三十六章《诗经》不再是冷僻的符号，而被锻造成一叶“寿”之方舟，载着许宰，也载着词人自己，驶向“槐棘”之高、“乾坤”之大的无限时空。读罢掩卷，仿佛仍闻那支古桑之弓，在二月初一的晴光里，嗡然作响；其声也，清越如秋彻，温润如春温，久久回荡在后世每一个愿以“仁”自寿、以“志”寿人的灵魂深处。
所以还是，欲知后词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