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着我的船只从热闹的马赛港起程。那里特有的普罗旺斯风味让我印象深刻，可以说法兰西从她革命的那一刻开始，就与马赛这个港口城市有着很深刻的关系。
大仲马的小说《基督山伯爵》便是从这儿开始写的，而大革命中的马赛曲亦是源于此地。
载着我的船是一艘海军的“冥河”级驱逐舰，它叫“阿拉伯的羚羊号”，船长柯文顿上校是一个十分风趣的人。上船时我问他“船长先生，听说您的船名字叫‘阿拉伯的羚羊’，我想问一下阿拉伯真的有羚羊吗？”
“啊，年轻的准将阁下，您太难为我了，不过我现在倒是知道阿拉伯有一只羚羊，它正载着我们在海面上以二十五节的航速前进呢。”
在地中海平稳的海面上，我远远的望见了科西嘉岛，法国的那位曾经打遍了欧陆的名人就出生在那儿。
不过不久后我就发现我这种旱鸭子在海面上并不好受，即使我坐过几次船，但是我仍然没有习惯在船上的生活。在去北非的路上我的脸色铁青，肚子里在翻江倒海。这使我不得不在甲板上走来走去，试图压制住这种感觉。
甲板上的船员们友善的笑着看着我，一个站在桅杆旁的大副向我喊道:“喂！来自陆地上的先生，快去左舷那儿吐吧！”
而后又有一个海员说:"对，没人会嘲笑您的，先生，您依旧是个绅士！只是因为您从来没在军舰上呆过。”
我终于压制不住了，于是我站在船弦旁吐了个痛快，一个好心的船员还递给了我一杯水。
总之，我的地中海之行并不是十分娱快的，它使我一直没有胃口去吃饭，我就这样饿着肚子到了北非。
亚历山大港先进的让我大吃一惊，在我的印象里埃及就是狮身人面像、金字塔和无边的沙漠，但是在亚历山大我竟然见到了有轨电车！
那些说着阿拉伯语的、印度和澳洲英语的、法语的以及本土英语各种各样的人们使得这座千年城市焕发了一种近代文明的曙光。
港口前各种各样的船在进进出出，小摊贩们在露天的地方叫卖着他们的商品，从高处望去，可以看到城区内那些星罗棋布的具有阿拉伯(十分清真233)特色的小房屋。
真的，这一片“清真”的气氛让我想起了后世的那些喊着某些口号的恐怖分子们，我不由得警惕的望着那些戴着头巾的阿拉伯人。
终于，我到了亚历山大的总督府，并且找到了在那儿的汉密尔顿公爵。
“您好，上将阁下，我是卡梅伦，是刚被陆军部调来参加里波利计划的。”
“哦，您真年轻！卡梅伦阁下，我认为您在西线战场的表现佩得上您现在的军衔。”伊恩上将客气的与我握了握手。
“谢谢您，上将，另外我想问一下现在我们在北非已经集结了多少军队？”
见我的表情十分严肃，伊恩上将也用一副认真的表情说:“我们现在集结了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五个师与来自印度的两个师一共八万人。但是伦敦方面根本没有任何关于进攻达达尼尔的计划，国内几乎像是异想天开一般，什么都没准备便让我来这儿指挥军队攻下伊斯坦布尔。”
我们俩互相看了一眼，纷纷叹了一口气，这仗不好打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