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喇叭里的声音消失后，整栋楼像被抽空了一样安静。
李明站在原地，背后冒出一层冷汗。他很确定，那个声音不是录音里偶然带出的名字，而是在叫他。它知道他来了，知道他站在广播室里，甚至知道他会听到这一句。
程浩第一个反应过来，冲到门边往楼梯方向看。脚步声没有继续上来，一楼也没有人影。陈锋则迅速拆开喇叭后的线路，发现它并不是直接连着磁带机，而是接到了隔壁墙体里的一根新线。
“远程触发。”陈锋沉声说，“有人在外面。”
“追吗？”程浩问。
陈锋摇头：“不追。对方既然敢触发，就一定准备好了撤离路线。现在追，只会被他牵着走。”
李明却还盯着那台喇叭。他脑子里反复响着那句话：欢迎回到东明。回到，意味着他曾经来过。可他不记得。父亲从没说过自己小时候来过东明，家里的相册里也没有这里的照片。
他们带走磁带和纸条后，没有继续深入旧工会楼。陈锋判断对方已经知道他们找到暗格，继续搜查只会增加风险。离开前，李明又回头看了一眼北墙。墙边有一道很浅的脚印，新鲜的泥印，鞋底花纹细密，像某种女式运动鞋。
凌月？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他压了下去。不能因为自己希望是她，就把所有线索都往她身上套。
回到旅社后，陈锋联系了徐枫，让警方暗中查旧工会楼近三个月的电费和周边监控。徐枫那边很快传来消息：旧工会楼名义上已经废弃，但每个月都有少量电费产生，缴费账户来自一家名为“东明康复器材服务部”的个体户。
店主叫何曼。
听到这个名字时，陈锋明显停顿了一下。
李明注意到他的反应：“锋哥，你认识？”
陈锋没有否认：“二十多年前，东明县人民医院有个护士叫何曼。赵磊第一次查黎光精神病院外围转运线时，曾经提到过她。”
“她是零一组织的人？”程浩问。
“不一定。”陈锋拿起外套，“有些人是帮凶，有些人只是被迫帮忙，还有些人直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运送的是什么。”
何曼的店在一条老街里，店面很小，门口挂着轮椅、拐杖、护腰和理疗灯。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坐在柜台后面看电视，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她看见陈锋进门，手里的遥控器轻轻一颤。
陈锋没有绕弯子：“何曼，旧工会楼的电费是你交的。”
女人沉默了几秒，把电视音量调小：“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们从罗垟村来。”陈锋继续说。
何曼脸色终于变了。她慢慢摘下老花镜，看向李明。那目光在李明脸上停了很久，久到李明觉得不舒服。
“你是李承远的儿子？”她问。
李明心里一紧：“你认识我爸？”
何曼没有回答，而是起身把店门关上，又拉下半截卷帘门。屋里光线暗了下来，电视屏幕闪着蓝光，把她脸上的皱纹照得很深。
“你们来晚了。”她说，“二十年前就该有人来了。”
陈锋声音低沉：“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何曼坐回柜台后，手指轻轻摩挲着一个旧药盒。她说，当年东明县确实接收过一批“特殊病人”。这些人没有正式病历，只有编号。他们有的从罗垟村来，有的从南平县其他地方转来，还有一部分来自临安市。名义上是心理康复，实际上全部被安置在旧工会楼和县医院旧病区之间反复转移。
“我那时只是护士。”何曼说，“上面让我们打针、登记体温、发药。药瓶没有正规标签，只有颜色。红瓶睡觉，蓝瓶清醒，绿瓶问话。我们不敢问。”
李明听得后背发寒。小房护工当初拿出来的淡绿色试剂，在这一刻和何曼口中的绿瓶重合。
“李承远呢？”陈锋问。
何曼抬头看了他一眼：“他不是一开始就在里面。他是后来来的，带着一个女人，还有一个小孩。”
李明几乎忘了呼吸：“女人是不是叫林知夏？”
何曼嘴唇动了动，却没有直接回答：“她很安静，眼睛很好看。她不像病人，更像是在保护谁。那个孩子总哭，哭起来就喊毛蛋要回家。”
李明手指发凉。
毛蛋。
这个小名从罗垟村精神病人口中出现时，他还能告诉自己那只是巧合。可现在第二个人说出来，而且说的是一个孩子。
“后来呢？”他问。
何曼没有看他：“后来旧工会楼出事了。广播误播了一段不该播的内容，很多观察对象同时失控。有人跳楼，有人自残，也有人趁乱跑了。那天之后，项目被紧急转移，资料被烧，参与的人被要求闭嘴。李承远带着孩子离开，那个女人……没有跟着走。”
李明猛地站起来：“为什么？”
何曼闭了闭眼：“因为她把自己留在了那里。”
屋里安静得只剩电视里模糊的广告声。
过了一会儿，何曼从柜台下面拿出一把钥匙。钥匙很小，挂着一个塑料牌，牌子上写着“17”。
“这是她让我保管的。”何曼把钥匙推到李明面前，“她说，如果有一天李承远的儿子来东明，就把这个给他。钥匙不是开医院的，是开照相馆的。”
“什么照相馆？”
“红星照相馆。”何曼说，“早拆了，但后院暗柜应该还在。那里有底片。”
李明握住钥匙，心里一阵发堵。他想问母亲后来怎么样了，想问父亲为什么从不提东明，想问自己到底被带到这里做过什么。可是何曼已经低下头，像一个终于交出重担的人。
临走前，她忽然叫住李明。
“孩子，有件事你要记住。不是所有忘记，都是别人害你。有时候，是有人拼了命，才让你忘掉。”
李明回头看她。
何曼声音很轻：“你父亲也许骗了你，但他未必是不爱你。”
何曼说完后，忽然起身去了里屋。里屋门关得很紧，半分钟后，她抱出一个旧药箱。药箱里没有药，只有几张发黄的值班单和一只玻璃针管。针管被棉布包得很好，里面残留着一点干涸的浅绿色痕迹。
“我留着它，不是为了纪念。”何曼说，“是为了提醒自己，当年我做过什么。”
她承认，自己曾给一些观察对象注射过绿瓶药剂。那些人被问话时会保持清醒，却很难分辨现实和引导。问话的人会反复描述同一个场景，直到被问者开始相信那是自己的记忆。何曼第一次意识到不对，是一个男人被问了三天后，突然坚持说自己杀过人，可她明明见过那男人被送来时的档案，他只是矿难幸存者。
“后来那男人死了。”何曼声音发抖，“报告写的是自杀，可我知道，是他们让他相信自己必须死。”
李明想起事务所里那个被逼自杀的陌生男人，胃里一阵发冷。原来这样的事从二十年前就已经开始。
何曼最后又交给他们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一串老电话号码。“这是林知夏留给我的。号码早停了，但后四位是她最常用的密码。她说，如果有一天你们打不开什么东西，就试试这个。”
纸片后四位是：0317。
李明把这四个数字记下。那一刻，他忽然觉得母亲并不是遥远的亡影。她像是在黑暗里走了很久，却一路把能留下的东西都留下，只等他有一天追上来。
离开何曼的小店时，雨水从卷帘门缝里吹进来。何曼忽然又叫住陈锋，说自己这些年一直帮旧工会楼交电费，不是因为受人指使，而是因为每年七月三日凌晨，旧楼都会自动耗电一次。她曾经试着停掉电费，可那一年，家门口出现了一张纸，纸上写着她当年注射过的三个人名。
“他们不是让我交电费。”何曼说，“他们是让我记得，自己没有资格忘。”
陈锋问她那三个人是谁。何曼只说，其中一个后来改名换姓去了临安市，另一个死在黎光精神病院，最后一个，可能就是喷泉暗门里被搬出来的尸体之一。
这句话让李明意识到，黎光精神病院不是独立出现的怪物。它只是东明旧实验失败后延伸出的新枝。一个地方被查封，另一个地方接着开花，像毒根埋在土里，只要没人彻底挖出来，就会不断长出新的黑叶。
何曼关门前，忽然问李明现在多大。李明说十九。她怔了怔，低声说：“那孩子竟然已经这么大了。”这句话比所有证词都更让李明难受。在何曼记忆里，他仍是那个被母亲抱着哭的小孩，而现实中的他已经站在旧案面前，试图理解那些大人当年为什么沉默。岁月没有抹平东明，只是把当年的孩子推回现场，让他替所有没能说出口的人继续问下去。
走出小店后，李明回头看见何曼隔着卷帘门缝望着他们。那目光里没有轻松，只有把秘密交出去后的空洞。她等了二十年，等来的不是救赎，而是审判终于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