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场辩论中，肯定得有正、反观点。
他的观点：“君主是不可被撤换的统治者，因此，阶级固化的现象，在君主制度当中不可避免。”
我的观点：“虽然君主不可被撤换，但君主之下的所有阶级，都是可以流动的，增强阶级的流动，有利于延长君主制度的寿命。”
围绕这两个观点，我们开始辩论。
他说：“官员的流动性太强，会引起朝局震荡，新上任的官员也会感到惶恐，生怕自己会在短期内就被君主撤换。如此，不仅办事的效率下降，也将增加他们发动政变的可能性。”
我说：“君主制度的权力结构本就类似一座‘金字塔’，各级官员之间的流动性不能太强，这一点我同意。”
“所以，我们谈论君主制度下的阶级流动性，应该更关注百姓，也就是甲户、乙户、丙户、丁户之间的流动性。”
“现在朝廷的问题就在于，百姓的等级结构，也类似一个‘金字塔’！这是不对的！”
“我的想法是，官员的等级结构可以是一座‘金字塔’，但百姓的等级结构是位于‘金字塔’的下部，所以，它的正视图应该近似于一个‘梯形’。”
“这个‘梯形’看起来越接近一个‘矩形’，我们的君主制度就会越理想。”
“因为，大多数的百姓在爬这座‘金字塔’的时候，上升的途径并不是顺着‘高’的捷径去爬，而是在边上顺着‘腰’的阶梯去爬。”
“换言之，这个‘腰’就代表了阶级之间的差距，这个‘高’就代表了社会中的捷径，它们的“长度”，就是百姓实现晋升的成本。”
“通过正常途径攀爬的晋升成本越高，就说明阶级之间的差距越大，所以，相对地，捷径对人们的吸引力就会越强，社会中就会出现更多的人，渴望自己能够走上捷径。”
“所谓的捷径，科举是一种，婚嫁也是一种；然而，犯罪却是另一种。”
“强调一下，我这里所说的‘犯罪’，只是人们在心理上的一种渴望，至于他们是否会真正付诸行动，还需要去衡量行动成本。”
“像科举这样的捷径，也同样有一个‘学习成本’。婚嫁，也同样有一个‘将就成本’，这些都属于晋升成本。”
我说到‘将就成本’的时候，他明显有些不高兴，但，他也没马上反驳我。
说句实话，如果他不是永祯王，我还真不一定会选择将就。
换做是别人，我估计真的会自杀。
所以，我便也没有停下，继续往下说道……
“所以，阶级的差距只是决定了人们有多渴望去走捷径，而不是代表他们一定会付诸于行动。”
“一般来说，他们还需要去衡量走捷径所需要付出的行动成本，才会真正付诸于行动。”
“我说完了。”
我本以为他要就“将就”这事，向我发难，埋怨我是不是在将就，或者是别的什么。
但，他这个“凤帝”，当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容易被“说服”。
毕竟，我们已经约定好了，在辩论时，不能谈论和辩题无关的话题。
当我说完这长篇大论之后，他居然直接妥协，说：“我同意你的观点，你说的都对。”
我有些不满，我本期待这是一场激烈的辩论。
“啊？你这就同意啦？你怎么能够这么轻易就同意？”
“我不同意，难道还要跟你继续辩论下去么？”
他想要宽衣解带，“我们该办正事了……”
我说：“你就是这样被我‘说服’的？”
他说：“那不然咧？既然你同意权力结构可以是一座‘金字塔’，那以此为前提，增强下层的阶级流动性，又没有伤害到我们作为君主的根本利益，我为何不同意呢？”
他说的对，始终，我也是君主，所以，我没法从根本上代表民权。
我说：“可是，我们讨论的是如何增强阶级流动性，这关键不是在于‘如何’吗？”
他说：“对啊！那你是想怎么办？”
我说：“我的想法比较理想化。”
“说来听听？”
“以‘劝人向善’为原则，在现有的户籍基础上，对百姓的等级进行再细分，比如，一等户，二等户，三等户……合共九等良民。另有第十等是普通平民。”
“这种等级制度，属于道德评级，它不能以个人财富作为参考标准，而是要以这个人的品行作为参考标准，也就是‘道德模范’。”
“在一年之内，如果能够做到按时纳税，同时，没有其他违反社会道德的行为，就可以提升一个道德等级。”
“也就是说，一户普通的百姓，从他们开始纳税起，需要一家人十年不犯任何事，才能升到道德一等户。”
“反之，家庭中任何一个人出现违反了道德的情况，甚至是犯罪者，则视乎情节轻重，降低该户的道德等级，并对犯事者予以对应的惩治。”
“朝廷也应该对高道德等级的百姓，予以对应的社会福利，比如，一等户的良民，可以享受到九成的退税，也就是他们只需要缴一成的税。”
“如此一来，无论百姓的个人财富有多少，高道德等级的百姓都可以在社会中切切实实地体验到建立在道德等级之上的优越。”
“关键是，不违反社会道德，听起来似乎不难，但要长时间维持住，却非常难。”
“我相信，社会中根本就没有几户人能够晋升到一等户。”
“这个方法，就是通过创造新的等级制度，来缓解原有的阶级矛盾，如果能够通过这个道德等级制度，对甲户予以惩治，同时减轻丁户的税收负担，就能够拉近阶级之间差距，增强阶级的流动性。”
“你觉得怎么样？”我问他。
他评价道：“的确就像你说的那样，非常之理想化，像这种过于理想化的制度，我觉得，真的很难实现！”
“首先是很难保证做到公平公正，其次，甲户在社会中的能量也不小，他们一定会成为我们改革的阻力。”
我说：“我也觉得绝对的公平公正很难实现，但相对的公平公正，应该是有可能做到的吧？”
他说：“反正现在不可能。我们现在积累资本的方式，就很不道德，要是按这个标准，我们就该是被惩治的对象——你见过拿刀来削自己的改革者吗？”
我说：“也是。但，我始终认为，合理的税收制度就是调节阶级矛盾的关键。”
他说：“关键是，如果要把‘退税政策’正式纳入社会福利的范畴，就必须先保证朝廷有足够的财政收入，朝廷都没有足够的钱，从哪里退税呢？”
我说：“唉！社会上有那么多不讲道德的人，甚至就连我们自己也不讲道德，要治理好一个国家，真的太难了。”
他说：“可不是嘛！根本就是无从下手的感觉，所以，很多改革者，到最后都选择了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