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水月品比我早到。
我推开教室门的时候，她已经坐在座位上了。麻花辫松垮地搭在胸前，有一绺从辫子里散出来，垂在锁骨前面，她没去管。左手握着自动铅笔，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右手搁在抽屉边沿，掌心朝上，空的。和昨天一样。和前天一样。
我在她旁边坐下。她没有抬头。自动铅笔在纸面上移动的声音很轻，沙沙的，像昆虫在纸背面爬行。
第一节课是数学。老师在黑板上写公式，粉笔灰飘下来，在从窗户照进来的光柱里慢慢旋转。前排有人在打呵欠。后排有人在橡皮上画脸。我把课本翻开，盯着例题，脑子里想的却是昨天看过的笔记本。
那本笔记本除了记录了两个和水月品相似的人，其他内容都是记录一些常识。
比如“和人交流要微笑。”
我不知道这是谁写的。可能是那个写笔记本的人。也可能是某个我不知道的人。但这行字的内容让我觉得，读它的人和写它的人之间有一种很具体的关系——不是在教导，是在传授经验。好像某个人把自己的生存技巧一条一条整理成了指南，留给下一个需要它的人。
午休。天台。
水月品已经在了。背靠铁丝网，坐在水泥地上。便当盒搁在屈起的膝盖上，盖子打开了，没怎么动。饭中间插着一双筷子，竖着。她的麻花辫今天比平时松散，有一绺散出的头发被风吹到嘴角边，她没有拨开。我走过去，坐在她对面。间距差不多一臂。水泥地被太阳晒得微温。
我打开便当。煎蛋。两道小菜。我吃了两口，把煎蛋夹到她便当盒里。她低头看了看煎蛋，没推。夹起来吃了。嚼完，咽下去。
“曾经有人问我。”她看了一眼太阳。“你为什么还活着？”
我的筷子停在半空。
“那个人说我十年前就死了，从楼上掉下来。他还说不是自杀。但他没有证据。”
“那你是怎么想的。”我问。
她想了想。她的右手在裙摆上轻轻握了一下。只是一下。然后松开。
“我觉得他在骗我。不是故意骗。是他在骗自己。他希望那个女孩不是自杀。因为如果是他杀，他可以恨凶手。如果是自杀，他只能恨她。”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和说“天生的”一样平。和说“我去过。什么都没有”一样平。但她把筷子竖着插进了饭里。然后拔出来。又插进去。
“我第一次在照相馆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她说，“以为是我自己。然后老板说不是我。那种感觉很怪。不是被否定。是被告知你在别处已经死过一次了。”
她说完就开始收拾便当盒。盖子合上，筷子和便当盒分开装进布袋。动作不快，但中间没有停顿。然后她没有站起来，而是把便当盒放在一边，背靠回铁丝网。
“我试着查过那个女孩的事。”她说，“但什么都查不到。好像她死了以后，所有关于她的记录都跟着她一起消失了。只剩下照相馆老板记得她。还有那张照片。”
她抬起左手，在半空中比了一个方框。不是对着我，是对着天空。
“他给我看了她生前的照片。不是橱窗里那张。是另一张。她站在海边，左手夹着烟，右手垂着，右肩比左肩低一点点。头发被海风吹起来，模糊了一片。”
她把左手放下，搁在膝盖上。右手还搁在裙摆旁边。
“他问我认不认识她。我说不认识。他说‘那你为什么和她长得一模一样’。”
沉默。风从铁丝网外面灌进来。她散出的那一绺头发被吹到嘴角边，这次她伸手把它拨开了。
“那你现在有答案了吗。”我问。“对那个问题——你为什么和她长得一模一样。”
她垂下眼。睫毛在颧骨上投下一小片影子。然后她把右腿从屈着的姿势放平，鞋尖轻轻碰了一下铁丝网的底框。
“没有。”她说。“那之后我又去过一次照相馆。老板说那个女孩以前每年都会来拍一次照，从中学开始，拍了大概五六年。最后一次来的时候头发剪短了，和橱窗里那张不一样。他说她剪完头发以后整个人变了很多，不怎么笑，也不怎么说话。拍完那张照片就走了。后来再也没有来过。”
“他记得这么清楚。”
“他说他时不时就会想起她。”
沉默。风灌进来，铁丝网发出细微的金属振动声。
“他说她以前总是一个人来。只有一次，是和一个绿头发的女生一起来的。两个人头发颜色一模一样，但长得不像。”她顿了顿。“他特别强调了这一点——长得不像。”
“那个和她一起来的女生，后来还出现过吗。”
“没有。老板说只见那一次。”
云移开了。阳光重新落下来，照在水月品的侧脸上。她的睫毛在光里变成浅棕色，瞳孔却还是酒红色，两种颜色叠在一起，像隔着茶水看琥珀。她转过头看我。
“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到一个人，绿发，长头发，低马尾。我追到下一节车厢，她已经下车了。然后我追了上去，但是我看到了黑色的发根。”她收回目光，低头看着自己的便当盒，盒盖上有一道划痕。“她的头发是染的。”
她说完就站起来，弯腰拿起便当盒。麻花辫在她弯腰时从肩上滑下来，悬在半空中，然后她直起身的时候它又弹回去。她伸手顺了一下。
“后来我站在月台上，看着她走了。”水月品尴尬的笑了一下。“自从照相馆出来之后，我变的有些敏感了。”
“这不是敏感。”我说。“如果你从照相馆出来以后什么都不想，那才奇怪。”
她看着我，那个笑还挂在嘴角，但没有继续扩大。然后她把目光移开，看着铁丝网外面的天空。
“我以前不会主动关注别人的。”
“以前也不会有人问你为什么还活着。”
她没有回答。但她的右手在裙摆旁边轻轻按了一下铁丝网。不是握拳。是按。像在确认自己此刻的位置。
“午休快结束了。”她说。然后转身走向天台门。麻花辫在她背后轻轻摆了一下。
放学后我去了图书馆。
是去借书。顺便去用电脑。
我在搜索框里输入“绿发 红瞳”。搜索结果是几个电影明星。我输入“抹茶绿 头发 天生”。结果还是电影明星。我输入“海 自杀 少女 绿发”。没有结果。我输入“绿发 长得一模一样 照片”。没有。
光标在搜索栏里闪。我坐在屏幕前，手指搁在键盘上，不知道该敲什么。水月品的存在没有在互联网上留下任何痕迹。那个死去的女孩也没有。好像有人特意把她们从记录中抹掉了。或者——她们从来就没有被记录过。哪个更可怕，我一时说不上来。
书架之间的走廊很长，尽头有一盏日光灯在闪。一闪一灭，一闪一灭，像一只闭不上的眼睛。
我抱着书走出图书馆时，水月品在等我，提着她的书包靠着墙。
“附近有什么副食品店吗？”她问。“我带来的糖吃完了。”
她把“吃完了”这三个字说得很快，像是承认一件不太好意思的事。
副食品店在校门口往左走两百米。我带路，她跟在旁边。
店的门发出叮咚一声。她环视了一周找到糖果货架，蹲下来，在从上往下数第三排的位置找到抹茶糖。拿了两包。然后把其中一包递给我。
“给你的。”
“我没说要吃。”
“试试嘛。”
我没有反驳。她把两包糖都付了，然后把找零的硬币一个一个放进钱包的夹层里，再拉好拉链。收银员说“谢谢惠顾”，她说“谢谢”。然后我们走出副食品店，站在门口吃糖。太阳已经落到副食品店对面那栋楼的后面去了。天空从橙黄色慢慢变成灰蓝色。她靠在自行车停放架的栏杆上，左手捏着糖纸，右手搁在栏杆上。糖在她嘴里慢慢化着。
“周末你有空吗。”她说。
“有。”
“我想再去一趟那个照相馆。”
“我陪你去。”
她点了点头。没有说谢谢。不需要说。
我们在副食品店门口分开。她往左，我往右。我走回家，经过那条种满樱树的路。樱树还没开花，枝条是光秃的，只有几颗很小的花苞鼓在枝头。今年冬天比往年冷，花期可能会推迟。但迟早会开的。等樱花开了，我想带她来这条路上走一次。不是为了做什么，只是让她看看——这些树每年都开花，每年都在同一个地方，从来没有变过。也许她需要一些不会变的东西。也许我也需要。
第二天是星期五。下午有一节伦理课。老师站在讲台上讲了很多，最后在黑板上写下“人是什么”。没来得及讲，下课铃就响了。
我在课本上画了一个太阳。不是我不想，是我已经知道答案了。不是从课本上学到的。是从天台上的午餐、电车上的追逐、副食品店门口的两包糖里学到的。也许对水月品来说，也许她能找到那个女孩为什么会死。也许找不到。也许找到之后她发现答案根本不是她想要的。但在那之前，她还在找。在找的过程中，她活着。她不是先定义自己是“人”再活着——她是先活着，然后决定要不要用这个词来定义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