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森科醒了。
炮火早就停了，他是被引擎声吵醒的。
他身在车厢的残骸里，右腿被形变的铁棒卡住，血在他身上冻成了硬壳，他认为自己会死在这里，变成战场上的无名小丘。
光线灌了进来，压在身上的残片被掀开了。冰冷的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他伸手用掌心挡住了上方的光。然后一个半长的长矛映入眼帘，他看了好一会儿才明白那是头盔的装饰。在头盔的正面刻有翼骑兵的浮雕。
“幸存者！”那人回头喊，用的是俄语，口音有点重，“他还能喘气！”
他们把他从废墟里抬了出来，就在大腿与座椅分离的时候发出了一声脆响。
他的骨头折了，惨叫在雪原回荡。翼骑兵们把他抬上了一款他没见过的步兵战车上，舱里铺着苏军的大衣，上面印着“机动军”的字样，在领口还能看见长矛与背翼组成的领章。翼骑兵在战前就是精锐，在战后似乎成为了快速反应部队。
“通讯兵？”一个军官模样的人问他。“会用电台吗？”
他点了点头，因为疼痛他一个字说不出来。
“好！”军官把一块硬邦邦的巧克力塞到他手里，“从现在开始你就是翼骑兵的一员了，腿断了没关系，只要你还能说话。”
森科含着那块巧克力，嚼起来像蜡烛一样，甜，而且甜得发苦。看着飞速后退的雪原，他不知道谢廖沙是不是还活着，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被异族人俘虏。他只知道自己身下的战车，正载着他与谢廖沙他们渐行渐远。
2
他在翼骑兵待了八天了。
腿还好不了多少，军医给他打了根钢钉，拄拐走路时会发出轻微的摩擦声。他负责修电台、守频段、翻译电报。在这段时间里波兰语技术进步了很多，但他还是很少说话，被战友调侃为“哑巴技术员”，他也没反驳。
不知过了几天，翼骑兵穿插到维克布斯克境内配合侧翼攻势。森科被留在了后方的一个废弃农庄内，农庄的谷仓被改成了临时通讯站。
那天凌晨，他听到了7.145MHz上的信号。
是一段断断续续的童声广播，一个孩子在数数字，带着乌拉尔山脉以西特有的卷舌音。
他想起谢廖沙说过的话：“我妻子和孩子在新西伯利亚。”
森科开始每天守听这个频率。其他人睡着的时候，他就躲在角落里，把耳机贴在耳边。他听到了很多：绿区边缘在移动，一个老人播报着黑市的价格。但小队其他人的声音——从来没有出现过。
他不敢呼叫，他不知道自己该用什么身份说话。逃兵？俘虏？还是其他身份？
3
那天森科与战友前往前线送补给，顺便测试缴获的电台。他们在穿过一片麦田的遇到了一支混编队。那支编队的指挥官似乎是一辆坦克的驾驶员，年龄看起来不小。他正给手下的步兵讲防线分布图。
“这片地区就是我们需要进攻的主攻方向”他从兜里掏出来半块巧克力吃了起来，吊在地图上的碎渣引来了一堆蚂蚁。
“等等”他指了指地图上的蚂蚁“这是什么图标？我怎么没见过？”
一旁的其他战友哈哈大笑，拍起他的肩来。
“哈哈哈瓦……瓦西里，那是他妈的蚂蚁。”
森科记住了这个名字。他看了一眼那名驾驶员身旁的坦克，是一辆t72，侧面还涂上了大大的“V”和“Z”。没得停留多久他们就离开了。
他们之后穿过了一片麦田，麦子尖蓝色的结晶像碎玻璃。在麦田的尽头，他们遭遇了敌人的装甲巡逻队。
两辆主战坦克，主炮对步兵战车的统治力是无敌的，而步兵战车的机炮连装甲漆都打不掉。
森科所在的步战被一发穿甲弹贯穿了，车组成员与步兵只能弃车逃命。森科也下来了，他趴在雪坑里，静静的看着坦克将主炮与机枪口对准自己。
他认为自己又要死了，像上个月一样。就在这时从侧面窜出来一台t72。
那辆坦克打滑了。坦克在结冰的麦茬地里侧滑，车身横在了翼骑兵小组和豹2的炮口之间。炮弹击穿T-72的侧装甲，金属射流灌进驾驶舱，像一把烧红的刀捅进黄油。坦克没有爆炸，而是开始围着森科打转，履带碾出一个又一个圆，把死亡圈在里面，把生路挡在外面。
敌人的车组显然被这样疯狂的举动弄懵了，两辆车开了六炮才让那辆T72彻底报废。森科看向侧面的装甲，上面印着同样的“V”和“Z”
敌人的坦克撤退了，他们不敢赌附近有没有反坦克步兵。森科爬出了雪坑，一瘸一拐的向坦克的残骸走去。
驾驶舱里已经没有人形了。只有一只手，还卡在操纵杆上，手指被烧成了焦炭，但关节还保持着握持的姿势。森科掰开那只手，从焦黑的口袋里掏出两样东西：
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是歪歪扭扭的字迹：“暖气修好了，我走了，别找。”以及一枚优秀坦克兵勋章。
森科不知道瓦西里是谁，但是他知道纸条上是长辈对晚辈说的话。“我完成了我的任务，现在该你了”的意思。
那天晚上，他在谷仓里守听7.145MHz时，第一次按下了发射键。
“这里是……这里是7.145MHz。”他的声音在发抖，他不知道该报什么呼号，只能报频率，“新西伯利亚……暖气修好了。”
4
2040年1月，农庄被放弃了。
翼骑兵接到命令，向西撤退，准备回国休整。森科被留了下来，腿断了，跟不上部队，带上他是个累赘。他们给他留下了一箱罐头、一台手摇发电机、一台还能用的短波电台，还有半瓶伏特加。
“如果你想回去，”那个曾经把他从车厢里拖出来的翼骑兵说，“往北走，三百公里，能碰到边境哨所。”
森科没有往北走。他留在了农庄的地窖里。
地窖很矮，他直不起腰，只能坐着或躺着。墙壁是夯土和碎麦秸，冬天渗着寒气，夏天返着潮气。他用手摇发电机维持电台的电力，每天凌晨四点准时开机，在7.145MHz上呼叫。
“这里是7.145MHz。新西伯利亚……暖气修好了。”
他重复这句话，像念咒，像祈祷，像一种强迫性的神经症。他不知道谢廖沙能不能听见，也不知道谢廖沙是不是还活着。他只知道，只要他还在说这句话，那个在火车上把《电子学原理》抱得像盾牌一样的人，就还有家可回。
地窖的墙上贴满了他从各个频段截获的纸条。有梁赞的物价，有奥廖尔的死亡名单，有一段走调的《喀秋莎》手风琴谱。最中间的位置，他贴上了那张从T-72驾驶舱里掏出来的纸条，和一枚优秀坦克兵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