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饭吃完，我背上书包出门。补习班在少年宫三楼，每个周末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午休一个小时。今天是周日，也是一周里补习班人最多的一天，因为加上了一个突击提高班——据说那个班的老师是重点高中的退休教师，讲课特别厉害，我妈费了好大劲才把我塞进去。
少年宫是一栋很老的楼，外墙刷着淡黄色的涂料，已经褪成了接近米白的颜色。一楼是幼儿园的活动室，周末不开门，玻璃窗上贴着褪色的卡通贴纸——一只兔子和一只熊，兔子的左耳朵已经少了一半。
二楼是钢琴班和书法班，偶尔能听到练琴的声音从楼梯间传上来，断断续续的，一辆永远修不好的音乐破车。
三楼是补习班的地盘，走廊里常年弥漫着一种说不清的味道，是旧书、粉笔灰、汗和消毒水混在一起的味道。
我每个周末都来这里，和三十几个同样被中考倒计时追着跑的初三生一起，听数学老师讲二次函数和二次函数，以及二次函数。我们像一群被关在同一个笼子里的仓鼠，踩着同一架转轮，用同一种速度奔跑。
今天来上课的人不多不少，和平时的周末差不多。有几个空位——大概是有的人已经放弃了补习，或者找到了更好的补习班。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窗户开着，风吹进来，带着少年宫楼下那棵银杏树的叶子沙沙响。
那棵银杏树很老了，比少年宫还老，树干粗得要两个成年人才能合抱。叶子还是绿的，但绿色已经开始从边缘往里泛黄——夏天的尾巴快被秋天踩住了。
老师姓周，五十多岁，戴着老花镜，镜片很厚，把他眼睛放大了差不多一倍。头发花白，梳得整整齐齐，穿一件灰色短袖衬衫，口袋里永远插着一支红笔。
他讲课的声音匀速而稳定，每一个字之间的间隔都像是用尺子量过的，不多不少。像一台永远不坏的老式座钟，走了一辈子，误差不超过一秒。
“……所以，这道题的解法，我们先把已知条件代入二次函数的顶点式——”
已知条件。代入。顶点式。
我的笔在本子上画着。画了两条线，一条弯的，一条直的。弯的是抛物线，开口向下，像一个倒扣的微笑。直的是——
直的是金箍棒。从上到下，贯穿了整个坐标轴。
我猛地回过神，把那一页翻了过去。翻页的声音在安静的教室里显得很突兀，坐在旁边的张小圆转过头看了我一眼。她是个戴眼镜的女生，比我矮半个头，皮肤白白的，说话声音小小的，笑起来有一颗歪掉的虎牙。我们补习班认识的，虽然不同校，但住得很近，放学经常一起走。
她戳了戳我的胳膊，小声说：“你发什么呆呢？周老师盯你三次了。”
“没睡好。”我小声回。
确实是没睡好。但不是因为失眠。是因为睡着之后发生了太多事，比醒着还累。
周老师的目光从老花镜上方投过来，在我脸上停了两秒，然后推了推眼镜，继续讲题。他没有点名批评。周老师从不点名批评人，他用的是更高级的方式——盯。
那个眼神翻译过来就是“你以为你坐在窗户边我就看不到你在走神吗”，但比直接说更让人心虚。
中午休息时间，下课铃响了。那是一个老式的电铃，声音很刺耳，在走廊里炸开，把所有人的困意都炸飞了。同学们纷纷站起来，有的伸懒腰，有的收拾东西去楼下买饭团。
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和张小圆一起去楼下便利店。我找了个借口，说肚子不饿——其实肚子很饿，早饭只喝了几口稀饭——然后一个人背着书包往楼上走。
少年宫的楼梯是老式的水磨石地面，被几十年的脚底板磨得发亮。扶手是铁的，漆成了绿色，漆面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了，露出下面黑褐色的铁锈。楼梯间很空，脚步声踩上去会有回声，蹬蹬蹬的，像有人在很远的房间里拍球。
我一直往上走，走到四楼。四楼不是补习班的地盘，是少年宫的杂物层。走廊尽头有一扇门，门没锁——它从来不锁，因为里面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推开那扇门，外面是一个天台。
天台不大，比楼下教室的面积小一半左右。地面是灰色的水泥地，有些地方裂了缝，缝里长着几株瘦瘦的野草。角落里堆着几个废弃的桌椅——四张课桌叠在一起，桌腿朝上，像四只翻过来的死虫子；几把缺了腿的椅子，椅面被太阳晒得发白。
还有一台报废的饮水机，桶已经没了，机身侧面有个凹坑，不知道是被谁踢的。天台三面有围栏，围栏上晾着的不是衣服，是一层鸟屎，白花花的一片。
我找了一张缺了腿但还能坐的椅子——它只有三条腿，第四条腿用几块砖头垫着，坐上去会微微摇晃，但不会倒。我坐在上面，掏出手机，翻了翻相册。
相册里最新一张照片是前天拍的——我生日那个处理价的蛋糕，裱花歪掉了，奶油做的玫瑰花往左边斜了大概十五度。我妈拍的，她拍完之后说“这个蛋糕歪了，要不要再买一个”，我说不用，我已经对着歪掉的裱花许过愿了。
再往前翻是暑假和张小圆一起出去吃冰的照片，她点了个抹茶口味，我点了个芒果的，两个人都吃得太慢，冰沙化成了水，最后一勺一勺喝掉的。
没有任何关于昨晚的照片。
我把手机屏幕往下滑，一直滑到最底部，确认没有漏掉什么。没有。昨天是周六，按理说我应该拍点什么——补习班的午饭、路边看到的好笑的招牌、回到家之后窗外的晚霞——但昨天一整天我一张照片都没拍。
昨晚发生了那么多事，我竟然完全没有想过要拿手机拍照。哪怕只是对着窗外那轮月亮拍一张照片，哪怕只是对着筋斗云消失的方向抓拍一张模糊的光影。
我昨晚太傻了——不过就算拍下来，大概也只能拍到一圈模糊的光影。孙悟空的存在，筋斗云的存在，那个灰蓝色毛茸茸的存在——这些东西可能根本不会被镜头捕捉到。
它们是另一个世界的居民，可能根本不在人类的光学规律里。就算拍到了，发出来别人也只会说“这张P得不错”。
我把手机收起来，闭上眼睛。
风很大。四楼的风比地面大很多，吹得我的头发打在脸上，有点疼。几根头发丝飞进嘴巴里，我吐了一下没吐出来。这风和昨晚筋斗云上的风不一样。筋斗云上的风是软的，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像被云过滤过，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暖意。
现在的风凉飕飕的，已经有秋天的味道了——不是秋天本身，是秋天的预告。它从遥远的北方一路跑过来，带着西伯利亚草籽和沙尘的气息，吹过城市的高楼间隙，被挤压成了更细更尖的形状。风吹在我脸上，干燥而急切，像在催着夏天赶紧走。
“你是不是也在想——”一个声音突然在我身后响起。
我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
那张只有三条腿被砖头垫着的椅子剧烈地晃了一下，我整个人往前一倾，手在空中乱抓了一把，什么都没抓到。最后是脚踩住了地才稳住身体。心跳一下子飙了上去，比昨晚看到窗外那个影子的时候还要快。
站在天台门口的，是张小圆。她手里拿着一个饭团和一瓶橙汁，饭团是便利店的包装，透明塑料纸包着，上面贴着“吞拿鱼蛋黄酱”的标签。她把饭团往前递了递，走过来在我旁边坐下。她没有找椅子，直接坐在了水泥地上，书包放在脚边。
“你今天不对劲。”她把饭团塞到我手里。
“没有。”我看着手里的饭团，没有拆。饭团被她的手握得有点温了，包装纸上有一层薄薄的水汽。
“你从上课开始就在发呆，周老师盯了你起码十次——我数了的，”小圆推了推眼镜。她的眼镜框是粉红色的，但粉红色已经褪成了浅粉色，镜腿上有她用荧光笔画的几个小星星。
“而且你居然不吃饭团——你最喜欢便利店的吞拿鱼饭团了。上次你为了抢最后一个吞拿鱼的，跟隔壁班一个男生差点吵起来。”
那件事是真的。上个月便利店的吞拿鱼饭团只剩最后一个了，我和隔壁班一个姓周的男生同时伸手，我和他对视了五秒钟，最后他松手了。不是因为我凶——是因为我眼睛瞪得比他大。
我接过饭团，没有拆。把饭团在两只手之间倒来倒去，像在暖手。其实天台上的风吹得手很凉，饭团的温度正好。
小圆是我补习班认识的朋友，我们在不同的初中。她在三中，我在七中。她成绩一般，数学尤其不好，每次模拟考完都会抱着我胳膊说“林夕今你救救我吧”。
她听我讲过很多事——包括我爸在外地工作、我妈每天念的“要努力”、我对自己能不能考上重点高中的恐惧。那些事我跟别人讲不出口，因为别人只会说“加油啊你一定能行的”，而张小圆会说“那我们去吃校门口那家麻辣烫吧，吃完心情就好了”。
但我从来没跟她讲过孙悟空的事。
从来没有。不知道多少次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比如她问“你文具盒上这个猴干嘛的”，我说“没什么，贴贴纸好看”。比如她看到我房间墙上那张海报，说“好旧啊你怎么不换一张”，我说“懒得撕”。
每一次快说出口的时候，都怕她笑。我不怕同桌笑，她笑的话我可以翻白眼。但怕张小圆笑。因为小圆是认真的那种人，她很认真地对你好，也很认真地觉得你应该现实一点。如果她笑了，我会难过。
那是我的秘密。我把它藏在心里最深的一个抽屉里，抽屉上贴着封条，写了几个字：“十五岁和七岁共用的房间”。
“小圆，”我突然开口，声音在天台上的风声里显得很小，“如果你能实现一个愿望——随便什么愿望——你会许什么？”
她认真地想了想。真的认真——她把下巴搁在膝盖上，手指无意识地绕着鞋带，眼睛看着天台那头那棵银杏的树冠。她每次认真想事情都会绕鞋带，这是一个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现的小习惯。每次她绕鞋带，我就知道她在想事情。三十秒后她松开鞋带，开口。
“我想当面包师。”
“面包师？”我愣了一下。
“对。不考试的那种，”她笑了一下，歪掉的虎牙露出来。那颗虎牙是歪的，和她笑起来弯弯的嘴角正好配在一起，像一套专门设计的徽章。
“我妈说面包师没出息。她说面包师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如公务员的公积金。但我做的面包真的很好吃——你什么时候来我家我烤给你吃。我上周刚学会了一个新的，蒜香黄油面包，烤出来整个厨房都是香的，我妈都说好吃，但她还是要加上一句‘当爱好可以当职业不行’。”
“好。”我说。这个字我说得很快很重，像在顶嘴。但不是跟她顶嘴，是跟她妈。虽然她妈不在这里。
她把饭团拿回去，帮我拆开包装纸，又递回来。“吃。再不吃真的凉了。虽然它本来就是凉的。”然后她把橙汁也递给我，“你喝吧，我不渴。”
我把饭团拆开，咬了一口。吞拿鱼和蛋黄酱混在一起，有点腥——不是变质的腥，是罐头鱼本身的那种味道。但能接受。米饭已经冷了，颗粒分明，有几粒粘在嘴角上。我嚼着饭团，看着远处的天际线。四楼的天台能看得很远，能看到城东那些新建的高层住宅楼，再远一点就是山了。
“你呢？”小圆问，“你会许什么愿望？”
我嚼着饭团，没有回答。吞拿鱼的腥味在嘴里慢慢被米饭的甜味盖过去。我咀嚼的速度很慢，因为我在搜索一个答案。不是搜索我想说什么——我知道我想说什么。是搜索我能不能说。
我不能说。我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但我说不出口。说出来她会信吗？她可能会觉得我又在开玩笑。而且这个愿望保质期太长了，放了八年，突然说“它实现了”，就像是人家问你早饭吃了没、你说“我八年前点的外卖到了”。
“算了，不说拉倒。”小圆没追问。她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灰，把手伸向我。“走啦，下午还有模拟卷。周老师说今天下午的卷子特别难，你准备好了没？”
我把手递给她，她把我从缺腿的椅子上拉起来。她手劲比我小，拉我的时候整个人往后仰了一下。我们俩往天台门口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回过头看了一眼天台角落那台报废的饮水机。
“你说那台饮水机是不是喝过的人太多了，自己渴死了？”
我笑了。小圆有这种本事，能用一个很冷的笑话让你忘了自己在天台想什么。
下午的课还是数学。周老师发了三张模拟卷，让我们当堂做。卷子是复印的，油墨有点重，手指摸上去会沾上一点黑色。卷子刚发下来的时候是热的——是复印机刚印出来的那种热度，带着一股碳粉的味道。
我每次闻这个味道就会联想到周老师一个人蹲在办公室复印机前面，一张一张地印，印完还要拿订书机订好，三张卷子的订书钉永远钉在左上角，不歪不斜，角度完全一致。
教室里安静得只剩下翻卷子和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翻卷子的声音是脆的，哗啦一下。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是闷的，沙沙的。偶尔有人叹气——叹气的大多是坐在最后两排的男生，叹完之后继续写。
我做完选择题，翻到填空题，脑子又开始飘。笔还捏在手里，但手指不动了，笔尖停在第一道填空题的括号前面，一滴墨水从笔尖渗出来，在纸上洇了一小圈。
孙悟空说，每个窗户里都住着一个以前的小孩。
周老师以前也是小孩吗？他小时候也信过孙悟空吗？
我试着想象他七岁时候的样子。
周老师，七岁。不是眼前这个头发花白、表情刻板、穿灰色短袖衬衫口袋插红笔的老教师。而是另一个周老师——瘦瘦小小的男孩，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衣服，蹲在院子的泥地上。院子很大，是农村那种夯土的院子，地上有鸡走过的脚印和干掉的鸡屎。他手里捏着一根树枝，在泥地上画猴子。
画的是孙悟空。不是电视上那种精致的孙悟空，是小人书上那种线条简单的孙悟空——头上两根翎子画得太长了，比身子还长，像一个比例失调的火柴人。但脸画得很认真，眼睛是两个圆圈，圆圈里还点了两个小点。
画完歪着头看一会儿，不满意——嫌金箍棒不够直，嫌脸不够圆，嫌两条腿一条粗一条细——然后用脚抹掉，重新画。脚是光着的，脚趾缝里嵌着泥。
那个画面出现得很突然，然后突然又消失了。
我眨了眨眼睛。周老师还是周老师，坐在讲台后面，手里拿着一支红笔正在改上一批卷子。头发花白，胡茬也是花白的，嘴唇抿成一条直线，红笔在卷子上飞快地打着勾和叉。和幻觉里那个在泥地上画猴子的小男孩毫无关系。
但那个画面过于清晰了。
清晰到我能看见他脚趾缝里嵌着的泥的颜色——是那种黄褐色的、有点沙的泥，不是黑土。
清晰到我能看见他画猴子时伸出舌尖、舌尖顶在嘴角的小习惯——那个习惯和他现在批卷子时咬着笔帽的习惯如出一辙，只是换了一种表现形式。
清晰到我觉得那不是我的想象。不是想象的画面，而是某种被塞进我脑子里的记忆回放。就像一台信号不太好的老电视突然收到了一小段来自几十年前的画面，画面里有雪花点，有变形，但内容是真的。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我的手指上沾着墨水，指纹在白色的卷子纸上印了几个黑色的圈。刚才那个画面是什么？是我的幻觉吗？还是和苹果一样，是“门开了”之后的某个副作用——不是副作用。
我说不上来。但那个东西像苹果一样，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它不是砸在我头上，是砸在我——脑子里？
我摇了摇脑袋，把那个问题暂时放到一边，继续做填空题。第二题是二次函数图像平移的问题，然后往下看第三题。
下午四点钟，下课铃准时响了。那个老式电铃在整栋楼里炸开，学生们条件反射地开始收拾东西。卷子没做完的还在埋头赶最后一道题，已经做完的开始往书包里塞文具盒。教室里又热闹起来了，椅子腿刮过地板的刺耳声响成一片。
坐在我旁边的张小圆拉了拉我的袖子。她收拾东西比别人都快，书包已经拉上拉链了。她书包上挂着一个毛绒挂饰——是一只灰色的猫。
“你待会儿直接回家吗？”
“对。”
“那……”她欲言又止，嘴唇抿了一下。她每次想说什么又不敢说的时候，都会抿嘴唇，然后歪掉的那颗虎牙会咬住下嘴唇的边缘，像一个小小的锚。她的手里捏着什么东西——一张折得四四方方的纸条。“算了，下次再说。拜拜。”
“拜拜。”
我没有追问。不是不关心——是我知道她。她想说的事要等她自己准备好。别人追着问，她反而会缩回去。她会自己准备好的，然后突然发一条消息，或者突然在一个放学的下午递过来一张折得四四方方的纸条，假装不经意地说“那个——你看看这个”。我认识她一年了，这一年里她每次有重要的事都这么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