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天生就是当官的命。熬走了三任书记，送走了两任市长。
全市的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只有我始终坐在综合二科那把椅子上。
他们都说我厉害，说我深不可测，说我会看人、会办事、会站队。
其实我什么都不会，就是命硬。
噢~
或许我还会一点，那就是经营好自己的名声……新市长上位，我就被查出了贪腐。
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最信任的秘书……背叛了我，9074万8000元……被查出来的时候连我都被吓了一跳。
我知道，这个罪名一旦坐实……我便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
可惜树倒猢狲散……直到枪抵在头上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也怕死。
闭上眼睛许久，想像中的枪响和疼痛并没有传来。
反而是一阵阵虫鸣，让人感觉回到了30年前的春天。
我尝试着睁开眼…不是冰冷的刑场，而是一间看似90年代的小屋子
“这里是…哪？我…还没死？”一种17 8岁的少年感声音响起来，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我摸到床头的一张塑封的卡片，上面贴着自己年轻时候的黑白照片，姓名、住址全是手写的。编号15位。1972年。
“这是我18岁的时候？！我重生了！不是梦吧？”我狠狠捏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我被自己捏得痛的斯了一声
“这…这不是梦？！”我的声音充满惊讶
我第一时间去翻看日历，日历上面写着1990年11月6日星期二这几个大字
突然间，门被敲响了，紧接着是一阵着急的中年大叔声音：
“小虎！你的政审过了！！快开门！”
一时间我没反应过来。上辈子，已经很久没有人叫我小虎了。
我打开门，一张熟悉的面庞撞进眼里——是我们村的村支书，李德厚。
上辈子，他六十岁不到就死了。肝癌。死之前还在为村里修路的事跑前跑后。
”李叔？”我试探性的开头
李德厚黝黑的脸，中山装的上衣口袋里别着一支钢笔说话带着浓重的乡音，笑起来满口黄牙
“你这娃子，平时不是很机灵的吗。怎么关键时候就有点傻傻的了…你的政审过了！”
他扬了扬手里那个皱巴巴的牛皮纸信封，‘乡里寄回来的，调了你家三代的，都清白！’
我侧身让他进来。李德厚也不客气，一屁股坐到床沿上，把那牛皮纸信封往我手里一塞。
“拿着。这可是你爹妈盼了多少年的东西。”
我接过来，信封沉甸甸的，折痕处都快磨破了。打开一看，里面是几页纸，最上面那张盖着乡党委的红章，写着“经审查，陈小虎同志……家庭历史清白……符合入党条件”之类的字。字是手写的，钢笔字，一笔一划都很工整。
“李叔，喝茶。”我转身去倒水，其实是在掩饰自己的情绪。上辈子，这张纸我等了两年。这辈子，它来得这么早，这么轻易，让我有点不真实的感觉。
“不喝了不喝了，说完就走。”李德厚摆摆手，黝黑的脸上带着笑，“乡里刘委员说了，你是咱们村这些年第一个政审过的年轻人，以后好好干，别给咱村丢人。”
刘委员。
我愣了一下。上辈子，刘委员后来当了副县长，再后来因为一桩土地出让的事进去了。判了十二年。我在综合二科的时候，还经手过他的材料。
“李叔，刘委员全名叫什么来着？”我随口问。
“刘建国啊，你忘了？上次乡里开会你不是还见过他？”李德厚说着，从兜里摸出一盒皱巴巴的大前门，抽出一根点上，“这人年轻，有干劲，以后前途无量。”
前途无量。
我在心里默念这四个字。上辈子，刘建国确实“前途无量”，只不过那个“前途”是往监狱方向量的。
“李叔，”我试探着问，“刘委员……平时为人怎么样？”
“挺好一人啊，对老百姓客气，也不收东西。”李德厚吸了口烟，又补了一句，“就是偶尔爱喝两口，不过那也不叫事。”
爱喝两口。
我记下了。上辈子倒他的人，就是从饭局上下手的。
“行了行了，我得走了。”李德厚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碾灭，“你爹还在场里等着我回去搭手呢。对了，政审过了，下周五乡里还有个培训，五天，你收拾收拾，到时候跟我一起去。”
“培训？”
“入党前的培训啊，细则上写的。”李德厚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刘委员说了，这是今年的新规矩，所有发展对象都得参加。你那批一共六个人，培训完考试，过了才开支部大会。”
新规矩。
我想起来了。1990年8月那个细则，里面确实有这一条。上辈子我入党的时候，这个培训也是有的，只不过我当时没当回事，应付一下就过去了。
这一世，不一样了。
“行，李叔，我知道了。”
李德厚走到门口，忽然回过头，看了我一眼。
“小虎，”他的声音低下来，“你现在还小，有些话我说了你可能不懂。但李叔活了五十多年，见过的事比你多。机关里那些弯弯绕绕，能不碰就不碰。你爹妈就你一个，别让他们操心。”
他没等我回答，转身走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口。中山装，黑布鞋，走路有点跛——那是早年在采石场落下的毛病。
上辈子，李德厚死于2005年。肝癌晚期。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最后一期，他谁也没告诉，撑着病体把村里的路修完了才去的。追悼会那天，大半个村的人都来了，哭声一片。
我在市里，没回来。
不是回不来，是不想回来。那时候我已经是综合二科的副科长，正忙着站队，觉得村里这些事跟我没关系。
这辈子，不会了。
我关上门，回到床前，把那几页政审材料又看了一遍。
1972年生，1990年，今年十八。我还有三十年。那颗子弹，还不够格来找我。
我闭上眼，把前世那些碎片理了理。
首先是时间线。1990年11月6日，这个日子我印象很深。上辈子这一天，我刚进厂当临时工，连入党的门都没摸着。眼下，政审过了，下周参加培训，之后就是支部大会、预备党员、转正——这一整套流程走下来，到明年下半年，我就正式入党了。
比前世早了整整两年。
两年。在仕途上，两年可以拉开多少距离，我太清楚了。
其次是人。李德厚、刘委员、乡里那批干部——这些人上辈子的结局我都知道。谁靠得住，谁靠不住，谁什么时候出事，谁手里有什么把柄，这些信息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筹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个秘书。
我睁开眼，盯着头顶的天花板。水泥剥落，露出里面的红砖。这间屋子是八十年代初盖的，墙皮已经泛黄，窗框上的绿漆起了一层皮。
上辈子背叛我的那个人，现在在哪里？
我想了想。前世他跟我的时候是1998年，那时候他刚从省城毕业，分到我们单位。他说他是临安人，父母都是农民，家里还有个弟弟。
临安。
离我们县不远，坐大巴两个小时。
1998年他毕业，按二十二岁算，他应该是1976年生。今年十四岁，还在上初中。
一个十四岁的孩子，现在还不知道，二十多年后他会亲手送自己的领导上刑场。
我深吸一口气，把这些念头暂时压下去。不急。八年时间，足够我做很多事。当务之急，是先把手头的事办好。
下周的培训，我得认真对待。不是走过场的那种认真，是真的做出点东西来。刘委员这种人——爱喝酒、有点权力、自以为精明——上辈子我应付过太多类似的了。这辈子，我不需要讨好他，只需要让他记住我。
怎么记住？
培训五天，六个人，总有个考试。前世我考了多少分早忘了，但大概记得题目不难，无非是党章、党史、政策文件那一套。问题是，同样的题目，考六十分和考满分，在领导眼里是两回事。
考满分。
我在心里定了这个目标。不显山露水，不张扬，但要让刘委员在评分的时候多看一眼。一眼就够了。机关里，机会都是从这一眼里长出来的。
我又想起李德厚刚才说的话：“别学那些歪门邪道。”
李叔，你不懂。
上辈子我也没想学，但那个位置、那个环境、那些推不开的人情和躲不过的饭局，逼着你一步一步往下走。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抽屉里已经塞满了不该收的东西，账户上已经趴着不该有的数字。
9074万。
这个数字我一辈子忘不了。它是我前世用了二十年攒下的“身家”，也是送我上刑场的铁证。
这辈子，我不要这笔钱，也不要这个数字。
但我要那个位置。
我要坐上去，坐稳，坐到最后——干干净净地坐到最后。
窗外传来一阵狗叫，把我从思绪里拉回来。天已经大亮了，阳光透过那扇旧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片斑驳的光影。
1990年11月6日，星期二。
上辈子，这一天什么也没发生。我照常在厂里干活，晚上回家吃了碗面条，看了会儿电视就睡了。
这辈子，这一天，我重生了。
我站起身，推开窗户，十一月的风灌进来，带着点凉意，但不算冷。远处是连片的农田，稻子已经收了，只剩下光秃秃的茬子。再远一点，是县城的轮廓，几栋五六层的楼房稀稀拉拉地戳在那里，和三十年后那片钢筋水泥的森林完全不沾边。
三十年。
足够高楼从平地拔起，也足够一个人从巅峰摔到谷底。
我对着那片天空，慢慢地、慢慢地笑了。
好官？
上辈子我没当好，这辈子，我再来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