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天后，乡政府院子门口停着一辆破旧的中巴车，漆皮脱落了好几块，露出底下的铁锈。李德厚站在车门口抽烟，看见陈虎来了，把烟头一扔，冲他招手。
“上车，坐前面。”
车上已经坐了四个人，都是生面孔，看起来二十岁上下，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或夹克，脚上是解放鞋或者黑布鞋。看见陈虎上来，有人点了点头，有人低头继续看手里的小册子。
《党章》。
陈虎也有一本。昨晚翻了一宿，上辈子背过的东西，这辈子再看，感觉完全不一样。不是背不下来，是没那个必要。他要做的不是背，是理解——理解每一句话背后的人心和权谋。
车开了。颠簸的土路把窗外的农田晃成一幅模糊的画。陈虎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耳朵却没闲着。
“听说这次培训是刘委员亲自抓的。”
“可不是嘛，人家是省党校毕业的，有水平。”
“考试难不难啊？我听说去年刷下来两个。”
“刷就刷呗，反正咱们这批都是政审过的，怕啥。”
说话的是前排两个人，一个戴眼镜，一个留着小平头。戴眼镜的那位说话文绉绉的，像是读过几年书；小平头嗓门大，说话带股冲劲儿。
中巴车在乡政府门口停下。院子不大，一栋两层的砖楼，墙上刷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红漆有些褪色了。楼前种着两棵梧桐树，叶子落了大半，光秃秃的枝丫戳在灰蒙蒙的天上。
刘委员站在一楼走廊上，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里夹着一根烟。四十出头的样子，方脸，浓眉，看着确实像那么回事。
“下车，跟我来。”
他们跟着他上了二楼，走进一间会议室。长条桌，铺着白布，一圈硬木椅子。桌上摆着搪瓷茶杯，杯身上印着“为人民服务”的红字，有几个杯口还缺了瓷。
“坐。”刘委员把烟掐灭在窗台上，在主位坐下，扫了他们一眼，“人都到齐了？”
小平头立刻开口：“刘委员，还差一个。”
话音刚落，楼梯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个人气喘吁吁地跑进来，二十三四岁的样子，穿着军装，脸晒得黝黑，额头上全是汗。
“对不起对不起，路上车坏了，我跑了三里地过来的。”
刘委员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指了指角落里一个空位：“坐。”
那人嘿嘿一笑，赶紧坐下。陈虎看了他一眼，心里忽然一动——这个人的眉眼，有点眼熟。
一时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他压下心里的异样，把注意力转回刘委员身上。
“你们六个人，”刘委员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是今年全乡从六十多个积极分子里选出来的。政审过了，不代表你们就能入党。这五天培训，每天上午讲课，下午讨论，最后一天考试。考不过的，明年再来。”
他顿了顿，目光从每个人脸上扫过。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培训嘛，走个过场。但我今天把话说清楚，这次培训是严格按照上头新发的细则办的，考不过就是不行。谁要是觉得无所谓，现在可以走，我不拦着。”
没人动。
“那就开始。”
这一讲就是一上午。刘委员讲得不差，但也不算好。不过陈虎的重点不是听课，而是观察——观察刘委员看每个人的眼神。看那个戴眼镜的，他多停了两秒；看小平头，他皱了皱眉；看那个迟到的人，他略过去了。
这些细微的表情，前世陈虎用了十年才学会捕捉。现在它们在他眼里，就像白纸上的黑字一样清晰。
中午吃饭，食堂里只有馒头、白菜汤和一小碟咸菜。六个人坐在一起，开始互相认识。
戴眼镜的叫张志远，高中毕业，在乡里的农技站上班。小平头叫赵铁柱，退伍军人，现在在村里的治安队。另外两个，一个叫孙建国，一个叫周明，都是附近村里的，一个在供销社，一个在小学当代课老师。
迟到的那个叫马国良，在县里的化肥厂上班。
“你呢？”张志远问陈虎，“你叫什么？”
“陈虎。”
“你看着年纪不大啊，多大？”
“十八。”
“哦，那你最小。”赵铁柱咧嘴一笑，“叫哥。”
陈虎笑了笑，没接话。
最小的。上辈子他也是最小的，被人叫“小陈”叫了十几年。这辈子，这个“小”字不会跟他太久。
下午的讨论课上，陈虎做了一件小事。
刘委员出了个题目：“结合实际，谈谈你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解。”
六个人轮流发言。张志远说得头头是道，但听完记不住他说了什么。赵铁柱说得简单直接：“就是要对老百姓好。”孙建国和周明都差不多，中规中矩。
马国良说得最差，磕磕巴巴的，脸都憋红了，最后说了一句“反正就是不能坑老百姓”，就坐下了。
轮到陈虎了。
他没急着开口。先看了一眼刘委员，他正低头翻笔记。
“我举个例子，”陈虎说，“我们村有个李大爷，七十多了，腿脚不好。去年冬天他家的水管冻裂了，村里没人帮他修。后来是李叔——就是我们村的支书，自己掏钱买了水管，大冷天趴在地上修了两个多小时。”
他停了一下。
“李叔跟我说过一句话：老百姓的事，你看着小，他觉得大。你不当回事，他就寒了心。”
刘委员的笔停了一下。他抬起头看了陈虎一眼。
陈虎没再说下去。六十分刚好，不必多一分。
散会后，陈虎走到院子里透气。马国良跟了出来，递给他一根烟。
“抽不抽？”
“不抽，谢谢。”
马国良自己点上，吸了一口，吐出一团烟雾。夕阳照在他黝黑的脸上，把那些晒斑照得分明。
“你刚才说得挺好。”他说。
“随便说的。”
“不像随便说的。”他看了陈虎一眼，“你在村里待过？”
“嗯。”
“我下乡插过队，待了三年。后来进了化肥厂。化肥厂效益一年不如一年，我琢磨着得换个地方。”
“想进机关？”
“谁不想进？”他苦笑了一下，“但没门路，难。”
陈虎没接话。他也没再说，把烟掐了，转身往回走。
陈虎看着他的背影，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又涌上来了。前世他的秘书不姓马，但他记得，化肥厂后来出了一个人，给某位副县长开车，再后来那位副县长出事，那人也跟着进去了。
材料上签的名字是——马国良。
陈虎站在院子里，十一月的风从脸上刮过。不是他。但这条线，搭得上。
培训进行到第三天的时候，出了一件小事。
那天下午讨论，赵铁柱说着说着就开始发牢骚，说村里的干部不管事，说乡里的政策不落地。声音越来越大，刘委员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赵铁柱。”刘委员打断了他，“你说的这些，有具体事例吗？”
赵铁柱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
“没有具体事例，那就是情绪化的抱怨。”刘委员看着他，“党员，不是用来发牢骚的，是解决问题的。”
赵铁柱脸涨得通红。
这话说得漂亮。陈虎在心里给刘委员记了一笔。这人虽然有毛病，但脑子是清楚的。
晚饭后，陈虎找到赵铁柱。他一个人蹲在院子角落里抽烟。
“铁柱哥。”
赵铁柱抬头看了他一眼，往旁边挪了挪，给他腾了个地儿。
“你说的那些事，是真的吗？”
“真的。”他闷声说，“我亲眼见的。”
“那你想当那个敢说的人？”
赵铁柱转过头看着他，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亮了一下，又灭了。
“我算老几？”
“你现在不算老几，”陈虎说，“但你以后会算。”
赵铁柱没听懂。没关系，现在不需要他听懂。只需要他知道，有一个人站在他这边。
第五天，考试。
考场就在那间会议室。题目不难，填空、选择、简答，都是党章里的内容。但最后一道论述题有点意思：“结合你所在单位的实际情况，谈谈你准备如何履行党员的义务。”
这是一道送分题，也是一道送命题。
陈虎提起笔，在第一行写下：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从小看着父辈们在黄土地里刨食，知道一袋化肥对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我入党，不是为了当官，是为了让种地的人不再为了一袋化肥发愁。”
我们村有个王老四，种了十二亩地。去年春耕的时候，化肥涨价，一袋涨了八块钱。他咬牙买了十袋，结果钱不够，底肥没上足。秋天收成的时候，他家一亩比别人家少了二百斤。十二亩地，两千四百斤。王老四蹲在地头，哭了。
没人看见他哭。他是在夜里哭的。第二天天不亮，他又扛着锄头下地了，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不怕苦，也不怕累。我怕的是，种地的人吃了苦挨了累，到头来连哭都不敢让人看见。
在村办厂干了一年，我见过两种干部。一种人，老百姓找他办事，他坐在椅子上动都不动，抬抬下巴说“把材料放那儿吧”。然后那份材料就永远“放那儿”了。另一种人，像我们村的李支书，水管子裂了自己趴下去修，路塌了自己带头去挑土。老百姓不傻，谁把他们当人，他们心里有杆秤。
我今年十八岁，没什么大本事。但我会算账。不是算自己能拿多少，是算怎么让种地的人多收两百斤。
如果我能入党，我会做到三条：
第一，老百姓找我办的事，三天之内给回话。办得成，告诉人家怎么办；办不成，告诉人家为什么。
第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谁给我送东西，我给谁退回去。一次退不回去，第二次再退。退到他不送为止。
第三，不说假话。对上不说，对下也不说。做不到的不承诺，承诺了的拼了命也要做到。
这三条，我现在就能做到。以后，也能。
既不高调，也不空泛。既说了真话，又踩在安全线上。
交卷的时候，刘委员接过他的试卷，扫了第一段，停顿了两秒，然后把试卷翻过去，扣在了桌上。
没说话，也没表情。
但陈虎知道，他在看。
培训结束那天下午，刘委员把六个人叫到一起，宣布考试成绩全部通过。他顿了顿，忽然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话：
“今年这批，素质不错。尤其是——有几个人的卷子，写得不错。”
他没点名，但陈虎感觉赵铁柱看了他一眼，张志远也看了他一眼。马国良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散会后，中巴车已经等在院子门口。陈虎最后一个上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看着乡政府那栋两层小楼慢慢往后移，缩成一团灰白色的影子，消失在土路的尽头。
李德厚在村口等他。
看见陈虎下车，他咧着嘴笑了：“咋样？”
“过了。”
李德厚拍了拍他的肩膀，没再多问，转身走了。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陈虎推开家门，屋里亮着灯。他爹坐在堂屋的方桌前，面前摆着一碟花生米和半瓶老白干。看见他进来，往对面的碗里倒了半碗酒。
“坐。”
陈虎坐下来，端起那碗酒。
“过了？”
“过了。”
他爹端起自己的碗，跟他碰了一下，仰头灌了一大口。
陈虎把那碗酒也喝了。烈，辣，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
窗外，十一月的风吹过光秃秃的树枝。1990年11月11日，星期日。
培训结束了。
一切，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