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下学期开学第一天，我是被窗外的鸟叫声吵醒的。
不是夏天那种嘶哑的知了声，是春天那种脆生生的、一小串一小串的啁啾。我睁开眼，发现窗台上停了两只灰褐色的小麻雀，歪着脑袋往屋里看。窗帘被风吹得轻轻鼓起来，空气里有湿润的泥土味和新割的青草香。
我躺在床上深吸了一口气，感觉整个肺都被洗干净了。
“弗老师，”我盯着天花板，嘴角自动往上翘，“春天来了。”
“春天早就来了。”弗洛伊德飘在窗户旁边，朝阳把他的轮廓染成一层淡淡的金色，“今天是开学第一天。”
“不要提醒我这件事。”
我从床上弹起来，从衣柜里翻出洗好的校服。这学期学校改了校服版式，把原来的运动款换成了更修身的西装款，深蓝色的小西装配白衬衫，女生配格子百褶裙。我对着镜子转了一圈，裙摆轻轻扬起来。
“好像有点好看。”我有点不太确定地说。
弗洛伊德目光扫了我一眼，微微颔首，没说话。但我注意到他的嘴角往上翘了一点。这个老头的表情管理一向很严，能让他嘴角上扬，说明我也许真的还行。
走在上学路上，街边的玉兰花开得正盛。白色的大朵大朵的花瓣像瓷碗一样朝天张开着，偶尔落下一两片，摔在人行道上发出轻微的啪嗒声。阳光穿过梧桐树刚冒出来的嫩芽，在地上筛出一片碎金。风吹在脸上不冷也不热，带着一点点花草的甜味。
弗洛伊德飘在我旁边，难得地没有问任何关于现代事物的问题。他也注意到了路边的玉兰花，目光在那些白色花朵上停留了好一会儿。
“维也纳的春天也很美，”他突然开口，“多瑙河边的栗子树开花的时候，整条河都是香的。”
我偏头看他。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有点远，像是透过玉兰花看到了别的东西。我没追问。有些话不是让人接的，是让人听的。
到了学校，我发现空气不太对。
不是天气不对，是人不对。早自习铃响之前，走廊上就有人吵架——两个女生为了谁打扫卫生的事争得面红耳赤。其中一个把手里的扫帚啪地摔在地上，转身就走，马尾辫差点甩到另一个的脸上。教室里也有人趴在桌上不肯抬头，有人不停地抖腿抖得桌子直颤。班长陈晓云在教室前面贴座位表，贴了半天贴歪了，低声骂了一句我听不太清楚的词。
苏苏坐到座位上以后把书包往抽屉里一塞，整个人咚地趴下去，脸埋在胳膊里。我把她的肩膀推了一下。
“怎么了？昨晚没睡好？”
“不是。”她的声音闷闷的，“我妈昨天突然问我期末能不能考进前十。我说不知道。她就说——你不知道那谁帮你知道——然后给我报了个寒假补习班。”
“寒假？”
“对，下个寒假。”她把脸抬起来，眼下有淡淡的黑眼圈，“我连这个学期都还没开始上，她就把下个寒假给我安排完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只好从书包里摸出一颗薄荷糖放在她桌角。她看了一眼糖，又趴下去了，但手伸过来把糖收进了口袋里。
早自习铃响了，语文老师进来让大家拿出课本。我翻开书，眼睛盯着课本上的字，但一个字都没读进去。我注意到教室里很多同学——眼神发直，肩膀僵着，桌面上的手紧攥成拳。他们什么也没说，但什么都写在脸上。
春天明明来了，但教室里的空气却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了。
这种感觉在接下来的几周越来越明显。
不是某一件大事，是一件一件小事情积在一起。周三有个男生因为篮球被撞了一下跟人打了架；周四课间两个女生从卫生间回来就互相不说话；周五有同学因为作业被老师随口批评了一句，当场摔门出去了。
我和苏苏去小卖部买水，遇到两个女生蹲在围墙根边扯纸巾。一个边哭边说我妈说了这次考不进，以后就没有周末寒暑假。她旁边那个揽着她的肩膀，嘴巴张了几次也不知道说什么。
班主任姓高，是一个戴金丝眼镜的四十岁男人。他教物理，平时上课一套一套公式一个语调波澜不惊，但最近大家的躁动好像连这个稳重的班主任也感受到了。我发现他常常在教室后门站好一会儿，手里拿着教案迟迟不推门。他在看我们。他一定在看我们。
终于在一次班会课上，这件事被摆到了台面上。
那天下午最后一节，高老师进来的时候手里没拿教案。他推了推金丝眼镜，双手撑着讲桌边缘，表情比往常更严肃。
“今天不讲卷子，”他扫了一圈教室，“我们来聊点别的。”
全班停笔。这是新消息。高老师上课从不迟到，下课从不拖堂，知识点从不夹带个人观点。现在他要聊别的事？
“最近这段时间，”高老师说，“我观察到一些情况。”
他顿了顿。教室里的空气像是一根被压弯的琴弦。
“同学们压力很大。有因为成绩的，有因为家庭的，也有来自同学之间关系的。这些压力让大家变得急躁、敏感、容易产生误会。这不能全怪你们。”
被理解比被批评更让人破防。他这番话一说出来，教室里细微的骚动反而安静下来。没有人交头接耳，大家都望着讲台上难得说软话的班主任。
“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高老师把眼镜往上推了推，“我们班需要成立一个心理咨询小组。”
咨询小组。这四个词像小石子投进池水，泛起一圈圈涟漪。前排的一个男生微微坐直了；苏苏偏头的角度告诉我她在听；就连一直低头翻漫画的同学也抬起了眼皮。
“不是摆设。是真的一个小组，有心理老师，有心理委员，由对心理学方向感兴趣的同学主导，由愿意学、愿意听、愿意帮同学解决心理问题的小组。带动我们班的氛围。”
高老师说完推了推眼镜，大概在等我们吐槽。可是没人出声。
“有人愿意吗？”他直接问。
教室里安静了三秒。
然后我看到前排的班长陈晓云缓慢干净地举起了手。不是那种赶着被点名，而是她真的想加入。我心里那条弦断了。我没犹豫，直接第二个举起手。右手举得笔直，连指尖都绷紧。我听见有人小声哼了一下，像是没想到。
数学课代表方舟也举起了手。他坐在第三排靠窗，阳光斜斜照在他黑框眼镜侧边上，举手的姿势和他平时在课代表会议上讲话一样稳重。
然后，就像连锁反应一样，又有几个同学陆陆续续举起了手——英语课代表、性格很暖的生活委员、还有后排那个总被大家当“知心姐姐”的文艺委员。五个人、六个人、七个人。
高老师看着我们，嘴角慢慢弯起一个难得能见到的弧度。
“很好。”他把手从讲桌上移开，“那么我们给这个心理咨询小组取个名字吧。”
名字。大家又开始安静。这次安静不像刚才所有人还在旁观，这次是所有人都在认真想。安静里能听到窗外远处操场上足球训练的哨声。
我想名字的时候闭过眼睛。一个词忽然从脑海最深的地方弹了出来。
薄荷。
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来。也许是上周在小卖部买的薄荷糖纸还夹在口袋里。也许是刚刚的草坪刚除过草，空气里残留着一丝凉丝丝的气味。也许只是觉得现在这种闷闷的状态，需要一点清冽的东西来冲散。
我举手。
“老师——薄荷心理咨询室怎么样？”
高老师转头看我。同学们目光也跟着聚过来。我吸气坐直了一点，手早就放下来，但话是真的。
“薄荷的香味有一种青春洋溢、迸发向上的感觉。像是冲破心灵的枷锁、一飞冲天的翅膀。”
说完那会儿脸其实很烫。但我还是把话讲完了。因为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安静了一瞬。真的就是一瞬间。
“这个好！”苏苏第一个喊出来。
“薄荷咨询室？好酷哦。”后排有人接话。
“可以可以，一股子清流。”
“投票投票！”
高老师伸手做了个下压的动作示意安静，但他自己也压不住笑意。他在黑板空白区域写下“薄荷”，后面写着“咨询室”，退后两步端详了一下，然后转过身把粉笔丢回粉笔槽。
“那就叫薄荷心理咨询室。”
就这样，我们班的薄荷心理咨询室在高二下学期的这个下午，正式成立了。
成立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打造我们的“基地”。
我们选定了教室最里面的角落，靠窗。最初那里堆满了谁的旧字典、上次运动会剩下的彩带和半箱粉笔。我们磨了苏苏去跟校管理员交涉，换回来几节旧窗帘和一块没人用的软木板。又磨了方舟去借工具。然后那天放学，我们留下来，在这个角落敲敲打打到傍晚。
苏苏负责一块一块地擦干净窗户。陈晓云动手把旧课桌搬到一起，盖上深绿色的桌布。英语课代表拿来了一块小地毯——淡蓝色的，毛茸茸的，踩上去无声。方舟把软木板挂在墙上，钉了几个钉子，挂上我们手写的值班表和一张笑容收集卡。
我在角落里最显眼的位置贴上一小簇干薄荷。米黄色的线扎着绿中偏灰的叶片，散发淡淡凉凉的香气。窗帘被风吹得轻轻鼓起，带走一点味道，又送来一点味道。
建完之后，我们在旁边拍了张合照。照片里所有人在微笑，陈晓云在正中间比了个耶，方舟在角落里推眼镜。薄荷的叶片就在我手边，光线穿过脉络。
后来我们还做了“薄荷信箱”。那是一个拿空快递盒改造的信箱，外面糊上去的淡绿色卡纸，我花了一整个午休在上面画了弯曲的叶脉和一朵小花，收信口贴着一行手写字——
“薄荷信箱，可以说出所有你想说的。”
把它挂在咨询室门口的那天，我还搓搓手把它摆正了几次。陈晓云说我整理信箱的样子像在给新书包书皮。我说你不要污蔑我。但我心里希望它是妥帖的、安全的、足够让不敢说出口的人信任的。
开业第一天没有盛大的场面。但课间真的有人在信箱前停下来，先是路过状地瞄一眼，然后犹豫片刻，再塞进一团折成方块的纸。还有人假装系鞋带把信推进去。更意外的，有别班同学趴在我们班窗台问这里能写吗。
苏苏值班第一天就收了三封信。她坐到值班桌前打开第一封默默看完，然后很认真地写了回信，折成小方形夹进那叠“薄荷回信”专用信封。她没把信给我们看。我们也没问。这是我们之间的约定——薄荷咨询室不接受传阅原信，这是第一条守则。
那天下午放学，我等到苏苏走了才把薄荷信箱打开检查。不是不信任她，只是想确认信箱本身还空不空、信纸够不够。没想到就这一查，我从信箱里收到了我自己的第一封信。
淡蓝色的信封，没有署名，但贴了一颗银色小星星贴纸。
我把它拆开。
“第一个打开这封信的同学，你好！
这封信的内容，我希望你不要告诉其他人，好吗？
我叫原园，我心里很难过，甚至有轻生的想法，我该怎么办，希望你能拯救我！
今天放学后我在学校小树林的石桌旁等你。”
我一连读了三遍。每一个字都稳稳的，但组合在一起就是一把锤子往心口砸。轻生的想法，拯救我，别告诉其他人——我把信纸对折塞进口袋，心跳得连太阳穴都在突突地跳。我从来没处理过这种事。我只是一个刚自学了大半学期心理学的普通女生。
镇定。
先镇定。我告诉自己要镇定。我抬头去看弗洛伊德。他就飘在教室后门旁边，神情严肃——刚才我读信的时候他也读了。
“弗老师，我该怎么办？”我压低声音，尽量不让声音发抖。
“原园同学有非常严重的心理问题。”他开口，声音比平时沉，“需要及时干预。”
“我要告诉老师吗？”我攥紧信纸的边缘。
弗洛伊德安静了一拍。
“放心。”他把声音压得更稳，“有我弗老师在。”
我把口袋里的信又握了一下，缓缓松开。心里依然怕。但多了一种感觉——不是我一个人去小树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