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鸣总觉得在金华施展不开拳脚，他渴望到更大的城市去。
他思考了几天后，决定去重回上海，去实现自己的上海梦。
他扪心自问。认为这个决定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他等了十几年的夙愿。从五婆岭小学那个坐在山坡上望着远方出神的男孩，到永兴五金厂那个在笔记本上写下“见过阳光后，我再也不能忍受黑暗了”的青年，再到如今这个坐拥千万资产、身怀绝技的“绿金苍蝇”——他等的就是这一天。
二〇〇七年秋天，他第一次以主人的身份踏上了上海的土地。
之前他来上海，要么是电视台的客人，要么是工地上的小工。前者让他觉得上海是一座天堂，后者让他觉得上海是一堵冰冷的墙。这一次不一样了，他口袋里有钱，卡里有存款，他可以在任何一家商场里毫不犹豫地刷卡，可以在任何一家饭店里点最贵的菜，可以在任何一个人面前挺直腰杆。
决定去上海之后，夏季鸣开始处理金华这边的事情。
他先是把“绿金阁”转让了出去。接手的是一温州商人，姓陈，四十多岁，做五金生意的，早些年亏了不少钱，现在手头宽裕了，想做点副业。两个人在“绿金阁”的办公室里谈了一下午，从下午两点谈到六点，讨价还价，最后以一百八十万成交。这个价格不算高，但也不算低，夏季鸣没有太在意——他开“绿金阁”本来就不是为了赚钱，能转出去就行。
签完合同那天晚上，陈老板请他吃饭，在“绿金阁”的餐厅里，菜是厨师长做的，红烧肉、清蒸鲈鱼、油爆虾、蟹粉豆腐，摆了满满一桌。陈老板端起酒杯，笑着说：“夏总，以后就是一家人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
夏季鸣端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下，一饮而尽。酒是五粮液，口感醇厚，可他喝在嘴里没什么味道，只觉得辣，辣得喉咙发紧。他放下杯子，环顾了一下这个他一手创办的地方——KTV的霓虹灯还亮着，红红绿绿的，在墙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洗脚城的按摩床还摆在那里，整整齐齐的，像一排等待检阅的士兵；餐厅的桌椅擦得干干净净，桌布是新换的，白得晃眼。
这一切，从此以后就不属于他了。
他说不上是什么感觉，有不舍，也有轻松。不舍的是他在这里度过的那些日子，那些忙碌的、充实的、让他觉得自己还算个有用的人的日子；轻松的是他终于可以卸下这个包袱，轻装上阵，去更大的城市，打更大的仗。
他把钥匙交给陈老板，最后看了一眼那扇挂着“绿金阁”招牌的大门，然后转身坐进了车里。
车子发动了，驶出了那条街道。他没有回头。
接下来是房子。他租的那套两室一厅还有两个月的租期，他没有去退，直接给房东打了个电话，说房子不租了，押金不用退了，让他自己处理里面的东西。房东是个五十多岁的本地人，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押金不退，相当于白捡了两个月房租。
夏季鸣没有什么东西要带的。他来金华的时候只有一个行李包，走的时候也只带走了这个行李包。里面还是那几样东西，几件换洗衣服，那本笔记本，那张照片，还有罗生雄给他的那个布包。布包里的钱早就花光了，但布包他留着，叠得方方正正，塞在行李包的夹层里。
他最后去了一趟塘雅镇。
那天下着小雨，细细密密的，像一层薄纱笼罩着整个小镇。他开着他那辆二手奥迪，沿着那条他走了无数遍的路，一直开到罗生雄家门口。他把车停在巷口，撑着一把黑伞，慢慢地走过去。
院门关着，没有上锁。他推开门，走了进去。
院子里的石榴树比两年前粗了不少，枝头挂满了青色的果子，沉甸甸的，把枝条都压弯了。木工台上还堆着刨花和木屑，空气中有松木的清香。一切都没有变，一切又都变了。
罗生雄坐在太师椅上，手里端着一杯茶。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头发比两年前白了不少，脸上的皱纹也更深了，像刀刻的一样。他看到夏季鸣进来，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然后把茶杯放在桌上。
夏季鸣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
“师父，我要去上海了。”
罗生雄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慢慢地咽下去。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像是在品味什么，又像是在斟酌该说什么。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声音还是那个调子，不急不慢的：“去就去吧，你又不是小孩子了，不用什么事都跟我说。”
夏季鸣知道他是在嘴硬。他太了解师父了，这个人什么话都往肚子里咽，什么感情都藏在心里，嘴上说得轻描淡写，心里比谁都重。他没有戳穿，只是从行李包里掏出那本笔记本，翻开，翻到最后一页空白的地方，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笔。
“师父，你再给我写几句话吧。”
罗生雄看了他一眼，接过笔和笔记本。他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低着头，想了很久。笔尖悬在纸面上方，迟迟没有落下去。窗外的雨声细细碎碎的，像蚕在吃桑叶，沙沙沙的，在安静的堂屋里显得格外清晰。
终于，他落笔了。
他的字写得不大，工工整整的，一笔一划都像是在刨木料，不急不躁，稳得很。他写了四行字：
“上海滩水深浪急，不比金华。”
“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
“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
“累了就回来，师父在。”
夏季鸣看着这四行字，眼眶一下子就红了。第一句是叮嘱，第二句是告诫，第三句是勉励，第四句是承诺。这四句话，每一句都不长，可每一句都像一座山，压在他心上，又暖又重。
他把笔记本合上，抱在怀里。
“师父，我走了。”
“走吧。”
夏季鸣站起来，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转身走出了院子。他没有回头，他知道师父一定还坐在太师椅上，手里端着那杯凉了又续、续了又凉的茶，看着他离开。他不敢回头，怕一回头就走不动了。
二〇〇七年秋天，夏季鸣第一次以主人的身份踏上了上海的土地。
那天是个大晴天，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天上，把整个城市照得亮堂堂的。他从虹桥火车站出来，穿过人群，穿过广场，穿过那些来来往往的、行色匆匆的陌生人。
走出车站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上海的空气和金华不一样，和塘雅也不一样。这里有更多的车尾气，更多的灰尘，更多的嘈杂，可也有更多的东西——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可能，更多的未知。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让人既兴奋又紧张的气息。他把这种气息吸进肺里，觉得整个人都被激活了，每一个毛孔都在张开，每一根神经都在绷紧，每一个细胞都在叫嚣着，我来了，我来了，我终于来了。
以前在赵叔的工地上一起干过活的工友胡明亮在出站口等他，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夏先生”三个字。他穿着一件花花绿绿的短袖衬衫，戴着一副墨镜，看起来像个搞旅游的。看到夏季鸣出来，他连忙迎上去，抱住了夏季鸣。
“夏哥，你总算来了。”胡明亮的声音里带着兴奋，“房子我给你看好了，在陆家嘴那边，一个高档小区，两百三十平米，四室两厅，精装修，位置好极了。你现在要不要去看看？”
夏季鸣说：“现在就去吧！”
他跟着胡明亮来到位于浦东陆家嘴附近的一个高档小区。一看胡明亮选定的房子，确实不错，落地窗正对着黄浦江，站在阳台上能看到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
可房价也“好”，足足六百二十万。
售楼处的销售经理是个三十出头的女人，穿着得体的职业装，说话轻声细语，一开始对他的态度不冷不热，认为一个土里土气的年轻人，看起来不像能买得起这里房子的人。直到夏季鸣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黑色的银行卡，说“全款，什么时候能办手续”时，她的态度立刻变得热情起来，亲自给他倒茶、递名片、介绍户型，临走时还把他推到电梯口，笑着说“夏先生，有任何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夏季鸣坐在出租车上，手里捏着那张名片，忽然笑了。他想起了周浦工地旁边那个小超市的收银员，把零钱扔在柜台上让他自己捡的样子。不是同一个人，不是同一座城市，但那种眼神他太熟悉了。只不过现在，那种眼神变成了另一种东西，恭敬、讨好、小心翼翼地笑。他觉得好笑，又觉得悲哀。笑的是这些人的嘴脸，悲哀的是他自己也曾经是那个看人脸色的人。
房子买好后，他又买了一辆车。黑色的奔驰S级，落地一百二十多万。他请了一个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退伍军人，姓周，技术好，人也老实。车是买来坐的，不是买来开的。他要让所有人看到，他夏季鸣，从五婆岭那个穷山沟里走出来的人，现在坐在奔驰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