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小吃街。
“哎呀，没吃饱，我去加餐，你去不去？”庆海生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呃，我不用了。”何莲的声音小得像蚊子。
“行吧。”他转身就跑了。跑得很快，大概是真的很饿，也可能是真的不想多待。
两个原因都挺让人沮丧的。
何莲靠在椅子上，整个人像泄了气的气球。不是那种慢慢瘪下去的过程，而是一瞬间就塌了，肩膀垂下来，脊背弯下去，连头发都看起来没精神了。
我瞅准时机凑过去，在她旁边坐下。
“攻略得怎么样了？”我压低声音，像是在交换什么秘密情报。
“难啊……”何莲把尾音拖得很长。
“哦？仔细说说。”我被勾起了好奇心。说实话，何莲这种能把任何事都简化成还行、随便的人，居然会说难，那说明是真的难。
“那家伙，”她顿了顿，像是在组织语言，又像是在犹豫要不要说，“就像个小孩子一样。”
“比如？”
“比如刚才在鬼屋，他被吓到了，还死不承认。说自己只是‘没看清路’。”她模仿庆海生的语气，学得不太像，“吃东西也只吃炸鸡块和薯条，别的什么都不碰。问他为什么，他说‘不喜欢’。”
“那你知道了这么多，还喜欢他吗？”
“喜欢！”
这两个字她说得很快，快到像是条件反射。不是经过思考之后的回答，而是身体先于大脑做出了反应——就像被敲膝盖会踢腿一样，是一种不受控制的、本能的反应。
我凝视着她那双坚毅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犹豫，没有退缩，只有一种“我知道这条路很难走但我还是要走”的固执。
“行吧，”我说，“那你加油。”
感觉有点没戏。
但我没说出口。有些话即使是真的，也不能说。这是人际交往的基本礼仪，也是作为“军师”的职业道德。
周边十分嘈杂。烤串摊的油烟往上冒，在冷空气里凝成白色的雾气；卖章鱼烧的小哥在吆喝，声音沙哑但中气十足；远处过山车的尖叫声一波接一波，像海浪一样涌过来又退回去。
何莲心不在焉地把玩着薯条的盒子。那个纸盒已经被她捏得皱巴巴的了，红色的底色上印着黄色的“M”字，皱痕刚好从中间穿过，把那个“M”切成两半。
“你吃饱了吗？”我忽然问。
“肯定没有啊……”她反问我，语气里带着一种“你这不是废话吗”的理所当然，“你吃这么点，你能吃饱吗？”
“不能。”
“那不就是了。”
她说得对。薯条和可乐怎么能算一顿饭？那只能算“维持生命体征的最低摄入”。
云朵从我们头顶飘过。灰白色的，低低的，像是伸手就能够到。它们移动得很慢，慢到如果不盯着看，根本注意不到它们在动。
冰冷的风灌了进来。从小吃街的入口吹过来，穿过那些油腻的、温暖的、带着食物香气的空气，像一把刀，干净利落地切开了所有虚假的温暖。
何莲缩了缩身子。那件露肩装在她身上显得很单薄，肩膀和锁骨都露在外面，在风里微微泛红。
“很冷吧。”
“啊？”何莲愣了一下。她大概没想到我会问这个，而不是问“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或者“你觉得他有戏吗”。
“哦……是很冷。”
她低下头，手指在薯条盒子的边缘来回摩挲。那个动作她紧张的时候才会做，她自己大概没意识到。
沉默。
又来了。
我们之间的沉默有很多种。打游戏时的沉默是专注的，各做各的事谁也不打扰谁；在文艺社时的沉默是舒适的，不需要说话也能待在一起。但现在的沉默不一样。它有一种重量，沉甸甸地压在肩膀上，像是有人往你身上披了一件湿透的大衣。
“那我先到处走走。”我站起来，“有事叫我。”
“好吧……”
她没看我。声音很轻，轻到差点被旁边的烤串摊的滋滋声盖过去。
为什么还有点娇羞呢？
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圈，然后被我赶走了。不是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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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到礼品店旁边。
橱窗里琳琅满目。毛绒玩具、钥匙扣、马克杯、发箍、还有各种各样的纪念品，花花绿绿地挤在一起，像是在争抢路过行人的注意力。
但我看中了一条围巾。
灰色的，棉质的，上面印着一只橘色的小猫。那只猫画得很简单，几笔线条就勾勒出一个圆滚滚的轮廓，尾巴卷起来，眼睛眯成两道缝，看起来懒洋洋的。
店员发现我在看，立刻凑过来。
“这个围巾很保暖的。”她拿起那条围巾，在我面前展开，“不过这款式可能不适合你，比较适合小姑娘。”
她说得对。我戴上大概会像一个穿了别人衣服的怪人。
但我忽然想起来，最近王芸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手都是红的。她说是“有点冷”，但“有点冷”不会让手指红成那样。
那是一种“我在逞强但我不会说”的红色。
“就这条。”
“好的。”店员麻利地把围巾叠好，装进一个白色的纸袋里。纸袋很小，但围巾塞进去之后鼓鼓的。
我突然想起来，手冷为什么要买围巾？
我拿起纸袋，刚打算走。
“我们现在有活动，”店员又开口了，语气里带着那种“错过就亏了”的销售特有的热情，“加五元送个手套。”
“……那来一副。”
手套是配套的，同样的灰色，同样的橘色小猫图案。五指分开的那种，手指部分还有一个小小的防滑颗粒。我把它们塞进纸袋里，和围巾挤在一起。
走出礼品店的时候，我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纸袋。
已经可以想到王芸的表情了。她大概会先说“哥你怎么买这种东西”，然后说“好丑”，然后第二天戴着出门。
她就是这种人。
嘴上嫌弃，但身体很诚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