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老师的办公室在教学楼三层最东边。选择这个位置大概是为了方便观察操场上有没有学生在不该打球的时间打球，或者单纯只是因为其他办公室都被人挑走了——总之，窗户正对着操场，视野开阔得像是某种监视哨所。
此刻阳光从玻璃窗斜射进来，在办公桌上切出一道明亮的条纹。粉笔灰在光柱里慢悠悠地飘着，那种漫无目的的姿态，和我在课堂上发呆时的精神状态如出一辙。
“王陆。”
戴老师坐在办公桌后面，双手交叉抱在胸前。钢笔别在教案夹子边上，红笔帽被咬得有点变形——那上面大概残留着学生们的血泪。她看着我，表情说不上凶，但绝对算不上和蔼。那种表情介于“欠钱”和“欠命”之间，是一种让人无法判断事态严重程度的暧昧区间。
“上课你在飞升吗？”
“……我站在办公桌前，双手垂在身体两侧，目光在窗台、天花板、地板之间来回切换，就是不敢落在她脸上。这种时候和老师对视，大概相当于在游戏里主动走到Boss的攻击范围内。
“那你给我说说，我刚才讲的什么？”
我沉默了。
刚才那节课讲了什么？好像是二次函数，又好像是概率。不，也许是数列？或者三角函数？我的大脑像一台缓存被清空的电脑，只能检索到“数学”这个文件夹，里面的内容全部显示为“文件已损坏”。
说实话，我根本没听。
不是不想听，是听不进去。当脑子里塞满了“副社长”这三个字的时候，任何二次函数都无法在我的神经突触之间找到容身之处。
“你看，你自己都说不出来。”戴老师叹了口气，那声叹息里包含着对当代高中生精神状态的某种无奈。她把红笔往桌上一扔，靠在椅背上，“说吧，什么事？”
“没什么事……”
“王陆。”她打断我，语气重了那么一点点，“你当我第一天当老师？上课走神走到我叫你三遍名字都没反应，这叫没什么事？”
三遍？
但我只记得一遍。
我张了张嘴，又闭上了。这种时候任何辩解都会变成火上浇油，就像往燃烧的油锅里倒水——除了制造更大的混乱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戴老师盯着我看了几秒。那几秒里，我能听到办公室角落里饮水机咕嘟咕嘟冒泡的声音。
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户推开了一条缝。
风吹进来，带着操场上草坪被太阳晒过的气味，和远处篮球拍打地面的声音。那种声音模模糊糊的。
“行了，我不逼你。”她靠在窗框上，姿势随意得像是在自己家里，“但你也别骗我。说吧，到底怎么了？”
我站在那里，手指无意识地抠着裤缝。那条缝已经快被我抠出毛边了，再这样下去我妈大概会问我“你的裤子是不是被老鼠咬过”。
“社团的事。”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有点干，“社长让我当副社长。”
戴老师没说话。她只是看着我，那种目光既不尖锐也不温和，更像是一种中立的等待。
“我觉得我不行。”这句话说出口之后，剩下的就没那么难了。就像堤坝被凿开第一个缺口，后面的水流自然会找到出路，“我这个人，不会说话，不会跟人打交道，班里同学都没认全。当副社长要跟学生会沟通，要跟其他社团协调，还要管着社员……我做不来。”
我说完了。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饮水机又咕嘟了一声。
戴老师转过身，看着窗外的操场。有几个男生在踢球，喊声隔着玻璃传进来，听不清具体在喊什么，但那种声嘶力竭的劲头倒是很有感染力。
“就这些？”
“就这些。”
“还有呢？”
我想了想。还有什么？大概还有“我害怕”吧。但这个词说出来太丢人了。
“没了。”
“骗人。”戴老师的语气不像是在责备，“你说的这些都不是理由。”
我愣了一下。
“不爱说话？当副社长又不是让你去演讲。”她转过头看我，“不会跟人打交道？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不是挺清楚的吗？”
她说得对。
我刚才确实说了不少话。虽然是在被迫的情况下，但那些话确实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逻辑通顺，语法正确，甚至还能算得上是条理清晰。
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不是不会说话，只是不想说？还是说明我在特定压力下会解锁某种隐藏的语言能力？
“你根本就不是怕做不来。”戴老师给出了结论。
“……那是什么？”
“你怕。”她说，“你怕万一做不好，万一搞砸了，万一让别人失望。”
风从窗户吹进来，吹动了她桌上一沓试卷的边角，发出轻微的沙沙声。那种声音像是什么东西在窃窃私语，在说“她说得对”。
我没接话。
因为她说得对。
我怕的从来不是“做不来”。做不来可以学，学不会可以问，问不到可以放弃。真正让我害怕的，是“做不好”。是拼尽全力之后发现结果依然不尽人意。
戴老师看着我的表情，忽然笑了。
不是那种嘲笑，更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带着一点无奈的笑。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这样。”她走回办公桌后面，坐下来，拿起那根被咬得变形的红笔，在手指间转了一圈。“什么事都不敢做，怕做错，怕丢人，怕别人觉得我不行。”
红笔停了一下。
她抬起头看着我，目光里多了一点什么。
“喂，记住我的这几句话，小鬼。”
“所谓的青春就是要多做不敢做的事，要不然怎么算青春？”
窗外的光毫无保留地照在戴老师身上。那种光不是柔和的、经过滤镜处理的那种，而是直接的、赤裸裸的、照得清清楚楚的那种。照在她灰色风衣的肩线上，照在她披散的头发上，照在她咬变形了的红笔帽上。
“你才高一，就算搞砸了又怎样？”她把红笔放下，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搞砸了重来，重来再搞砸，大不了换个方式再试。又不高考，怕什么？”
搞砸了重来。
重来再搞砸。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什么失败主义者的宣言，但从她嘴里说出来，却莫名地让人安心。
我站在原地，手指松开了那条已经被抠出毛边的裤缝。
“而且，”她补了一句，语气软了一些，像从硬糖变成了软糖，“你们社长既然选你，肯定有他的理由。你连试都不试就觉得自己不行，那不是谦虚，是看不起你社长，看不起其他社员？”
看不起……
游勇选了我。他说我是最合适的人选。
“……我知道了。”
“知道了什么？”
“我再想想。”
戴老师看着我，过了几秒，点了点头。虽然点头的幅度很小。
“行。先回去吧。下次再走神，我会让你滚出教室。”
“嗯。”
老师，如果你没说最后那句“滚出去”的话，我真的会被感动到的。
我站在门口，看着办公桌后面那个穿着灰色风衣、头发披散着的年轻女人，忽然觉得她也没那么不靠谱。
大概是因为“你可以的”这三个字的肯定性，比任何长篇大论都更有用。
“谢谢戴老师。”
“把门带上。”
“哦。”
我站在走廊上，深吸一口气。
空气里有粉笔灰和消毒水的味道，混在一起，说不上好闻，但让人安心。
我掏出手机，迈出最后一步。
手指在键盘上停了大概两秒。
「社长，我决定了，副社长我当了。」
发送键按下去的瞬间，有一种奇怪的释然感。
回复来得很快。
「很好！以后我可以放心地把文艺社和我的王之宝库都托付给你了。」
王之宝库……金闪闪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