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法国崩溃的速度比任何人想象的都快。
阿德里安·杜波依斯那年十七岁，住在巴黎东区的一处颇为宽敞的公寓里。
父亲是商人，母亲是教师，在巴黎，两份体面的工作足以让他们一家人带着一笔可观的存款活下去。
直到德军开进城市那天，一切平静才被打破。小阿德里安看着三号坦克碾过平时他上学的马路，两侧人行道上走着德国兵，他们带着怪模怪样的钢盔，背着沉甸甸步枪和刺刀。
“德国鬼子。”父亲忧心忡忡的说“这些狗杂种，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人。”
当天晚上就发生了几十起暴力事件，德国鬼和疯狗一样的掠夺和袭击巴黎市民，摩托车载着一批又一批的面粉，珠宝和黄金开走。
从这一刻起，阿德里安恨透了德国人，也恨透了这个在大人们口中被称之为“战火”的东西。
父亲在第二天晚上就拿到了通行证:一名党卫军少校在暗地里对尽可能多巴黎市民分发通行证，他知道一旦那个“元首”到来，这些市民的结局会更加惨不忍睹。
“往英国跑。”少校小心翼翼的和他的父亲说，这个少校是阿德里安唯一一个不痛恨的德国人。
英国并非天堂，只是另一场训练的起点。
一九四三年，他被送入一所特殊学校。名义上那是“自由法国青年军官预备班”，实际上课程表上写着：爆炸物基础、无声格斗、无线电操作、审讯与反审讯。
他的教官是一名军情六处的特工，他对阿德里安的评价是:优秀，冷酷，但是责任心（尤其对父母）太重。
1944年六月，诺曼底登陆后的第三天，阿德里安·杜波依斯作为自由法国突击队最年轻的成员踏上了犹他海滩。
他没有冲在最前面——教官对他的定位从来不是正面冲锋。他的任务是绕后，是渗透，是提前三天进入一个被德军占领的农村，刺杀，破坏，爆破。
接下来是比利时，是荷兰，是德国边境的齐格菲防线。每一座被解放的城市背后都有一条他提前踩过点的街道，每一个被他撬开的德军指挥部窗户都意味着少死几个士兵。
在柏林的防线爆破中，他遇见了那个熟悉的面孔。
那名分发通行证的党卫军少校瘫坐在他面前，他的两只手全断了，闭上眼睛等待着枪响。
阿德里安放下武器，走上前，把他的党徽和番号标志全撕下来，然后把一件平民的大衣扔给他。
少校惊讶的站起来，走出门，然后回头看了一眼这个法国年轻人。
“感谢你，兄弟，我早就恨透了这些该死的东西。”他用德语说。
“和平万岁，兄弟。”阿德里安用法语回答，随后快速撤离。
1945年，战争结束，他已经是22岁的年轻准尉。勋章躺在天鹅绒盒子里，他从未佩戴过。荣誉属于那些可以回家的人，他很快就被调离部队，前往了一个更隐秘的部门工作。
“我加入DGSE（对外情报部）属于被上司推荐的结果，无其他私心。我的一切其他记录都可以按照特种人员隐私保护法拒绝回答，我也认为没有任何疑问必要。”————“蛇吻”阿德里安·杜波依斯准尉。
“我确定蛇吻可以胜任特务的工作，他在英国训练和欧洲解放战争展现的才华无与伦比，我不愿意让他屈才，这也是我推荐他进入对外特别情报部的主要原因。”————“猎枭”珍妮弗·田中上校。
和平只是换了一身衣服的战争。这是他在加入DGSE的时候教官说的话。阿德里安记住了，并且用了三年时间来验证这句话的正确性。
1948年，柏林危机爆发，冷战正式从报纸标题变成了前线地图，他此时依旧在维也纳的苏占区潜伏，执行他的职责。
罗莎·贝拉诺瓦第一次接触到“祖国”这个词，是在国语课上，老师说：祖国是你出生的地方。
她出生的地方是米兰的大医院，米兰是法国式优雅的代表，她的父母都是意大利移民，过着他们最熟悉的中产生活——他们搬去了法国。
她只知道意大利是父亲和母亲的祖国，而法国是自己的祖国。
1940年，她和她的父母凭借“盟友国公民”的身份轻松逃离了法国，前往了瑞典，随后在1945年战争结束的时候重返法国。
这个时候，罗莎还是一个单纯无知的19岁大学生。
招募发生在十一月的第三个星期二。一个穿灰色风衣的中年女人在阶梯教室门口等她，递上一封盖着三道印章的信函。信上写：奉共和国临时政府之命，征召您参与一项特殊工作，期限不定。
按照上面的说法，是进入军队。
父母对此非常高兴，他们认为进入军队确实可以磨磨这个小姑娘。
她被带上一辆没有牌照的黑色雪铁龙，车快速离开了巴黎。
第一个落脚点是圣日耳曼昂莱的一处旧军营。同批抵达的有十二个年轻人，五女七男，年龄从二十岁到二十六岁不等。没有人被告知目的地。
没有人被允许交谈。
第二天清晨，对外安全局的人来了。
他们没有穿制服，自我介绍时只报名字——让、玛丽、菲利普。后来罗莎才知道，这些也是假名。真实身份在她整个职业生涯中从未获知。
她没有料到自己将成为一名特种人员，她对此并没有感到什么不满，她当时不知道特务和军人有什么区别。
最初的筛选持续了三天。体检、心理测试、背景复查、一轮又一轮的询问。问题重复、交叉、颠倒顺序出现——“你对法国**的看法”，“你父亲在1940年到1944年期间做了什么工作”，“你是否有过德国朋友”。
一个留小胡子的男人反复问她同一个问题：“你为什么选择研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科目?”
“这是一名教授的推荐。”她如实交代，她并不知道如果自己如果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分子”或者“左翼学生”会有什么后果。
男人点了点头，在名单上划了个勾，并且命令她把任何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全部上交。
“不想坐牢就老老实实这么做，然后，把那个教授的名字告诉我。”他说。
真正的训练从十二月开始。地点换到巴黎十五区一栋不起眼的公寓楼内，外表与普通居民楼无异，走廊里却装了双重隔音门。
训练科目与阿德里安当年的课程表高度相似，但也有不同：她学密码编译与破译，学微缩胶卷的使用，学如何在一分钟内记住一整页文件然后销毁原件，学如何用日常用品传递信息——领针的角度、窗帘的开合方式、烟头的朝向。
她的教官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短发，无名指上有婚戒但从未提过丈夫。她对罗莎的第一句评语是：“聪明，体术和枪法合格，但是太单纯。”
“你的前任——那些男学员——他们学的是怎么杀人。你学的是怎么让人相信你，然后让他们自己把秘密交出来。这不是更干净，是更脏。”
罗莎说：“那听起来不妙。”
教官看了她两秒：“对。这就是我们的职责。”
训练持续了十四个月。没有假期，没有外出许可，每周只能寄出一封经过审查的家信，必须按照提供的模板完成。
直到贝拉诺瓦夫妇去世，他们都认为女儿在军队服役。
1948年春天，她以一名特工身份正式编入对外安全局第七处。她的第一个任务不是去国外，而是留在巴黎——监视一个疑似双重身份的外交官夫人，每周三次在蒙帕纳斯的咖啡店假装偶遇，记录她见了谁、买了什么报纸、无名指上是否换了戒指。
特务工作不仅仅靠暗杀手枪和微型冲锋枪，还有咖啡、报纸、一枚戒指的更换。
她很快学会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