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里安在列车上确确实实放松过了头。
他在美国人走后一个人慢慢喝闷酒，硬是把两大瓶高端烈酒喝了个精光。
他就那样四仰八叉的躺在卧铺上鼾声如雷的睡上了，七八个小时，直到美国人不得不用手枪托把他砸醒。
“我的天哪，你怎么吐了一水池，你的酒品怎么变成了和俄国佬一样，我还以为你会和法国小说里的绅士一样慢慢享用呢。”美国人捂着鼻子把他拉起来，阿德里安迷迷糊糊看见他脑袋上带着的红帽子，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换上了普通人的装扮。
“你什么时候变红党支持者了？”他捂住脑袋问。
“我一直都是民主党支持者……你个傻瓜，这不是社会主义者们戴的帽子吗？你赶快把鸭舌帽脱了也换上，我们到柏林了。”
美国人从口袋里掏出来一包粉末，放在鼻子旁边闻了闻，然后仰头浑身一颤。
“可卡因？”
“吗啡和一些其他玩意的混合粉末，提神用的，你也来口？”
阿德里安捻起一小撮粉末，放在鼻子边上——兴奋剂冲入大脑，困意和酒劲一扫而空，随后是一股强烈的颤抖感，一股罪恶和厌恶油然而生，但是他还是忍不住多来了几撮。
“这真他妈爽。”他仰起头，说。
“别把自己搞瘫了。”美国人皱了皱眉。
“走吧。”他戴上有共党徽章的帽子，和美国人一起走出列车。
柏林东站的站台比维也纳的更亮，士兵更多。苏联士兵三五成群地站在出口处，冲锋枪挂在胸前，眼神从一个乘客身上滑到另一个身上，像在清点牲畜的数量。阿德里安低下头，把红帽檐压低了一寸，从他们中间穿了过去。没有人拦他。
他不知道多少次从俄罗斯士兵的机枪和刺刀面前走过，士兵的眼睛看向自己，然后机械的看向另一个人。
站台外停着一辆黑色欧宝，车牌是苏占区的白色编号。约翰逊拉开驾驶座的门，阿德里安坐进后排。车窗玻璃上蒙着一层薄薄的霜，他用指节刮开一条缝，看到柏林的天际线在天亮前的灰蓝色天幕上像一排破损的牙齿。
1948年的冬天，这座被分割的城市到处都是战争留下的疤痕——弹孔密布的建筑外墙、用木板封死的窗户、空地上偶尔冒出来的废墟堆，上面还长着去年秋天的枯草。但富人区是另一回事。
欧宝在一条林荫道的尽头减速，两侧的椴树光秃秃的，枝杈在冷空气中像毛细血管一样伸向天空。路面从柏油变成了石板，车轮碾过时发出均匀的、催眠般的声响。
“施特格利茨，”约翰逊头也不回地说，“美国人管它叫‘小美洲’，苏联人管它叫‘富人窝’，反正，资产和中产都聚集于此。”
车停在一栋五层公寓楼前。米黄色的外墙上爬满了枯死的藤蔓，窗户很大，拱形的门廊上方刻着一排德文字母，阿德里安没有去读。楼前停着一辆深蓝色的奔驰，车身上没有占区的标识。
“三楼，”约翰逊熄了火，“她等你很久了。”
阿德里安拎起那只棕色的旧皮箱，走上台阶。门没有锁。
楼梯间很安静，地毯是深红色的，踩上去没有声音。墙上的壁灯发出昏黄的光，照亮了每一层转角处挂着的一幅版画——勃兰登堡门、柏林大教堂、菩提树下大街。都是战前的柏林，都是不复存在的柏林。
三楼的门虚掩着。
他推门进去，玄关处摆着一把黑色长柄伞，伞尖朝下，立在墙角，像是被刻意放在那里的。客厅比他预想的要大。
家具是战前的中产阶级品味——皮质沙发、实木茶几、靠墙的书架上摆着德文和法文的精装书。壁炉里没有生火，但炉膛是干净的，炭灰被仔细清走过。
珍妮弗·田中站在窗前。
她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羊毛裙，头发比上次见面时长了一些，但还是整齐地束在脑后，这个五十五岁，来自日本，在欧洲当了一辈子特务的女人此时就像一个家庭主妇一样憔悴和普通。
“蛇吻，”她没有转身，“你比预定时间晚了两个小时。”
“列车上有宪兵查票。”阿德里安把皮箱放在沙发旁边，没有坐下。
“查票不会让你晚两个小时。”她转过身，目光落在他脸上，停顿了一秒。那一秒里她看了很多东西——瞳孔的缩放、眼白的颜色、面部的浮肿程度、颈动脉的搏动频率。她什么都看出来了，但什么都没说。“你服用了吗啡？”
“这是被迫之举。”
“罗莎·贝拉诺瓦，”珍妮弗说，“你看到照片了。”
“看到了。”
“不满意？”
“算不上好看，但是能看着顺眼。”
“在柏林，‘顺眼’比‘好看’值钱得多。”
“她到了吗？”
“昨天晚上到的。”珍妮弗走到窗边，指了指街对面的一栋灰色建筑，“她应该已经在窗户后面看过你下车了。她不知道你是谁，但她被告知明天会见到她的‘未婚夫’。”
“她知道我的什么？”阿德里安提出疑问。
“她知道的是：一个来自法国的、在柏林邮政局工作的、和她一样的年轻人。”珍妮弗转过身，背对窗户。
“她不知道你有过多少种身份，也不需要知道，她只是你的辅助工具，因为独居实在是过于麻烦。”
“那她需要知道什么？”
“她需要知道你是她的搭档。”珍妮弗的声音没有任何温度，“她需要知道，如果她在柏林犯了错，你会是第一个发现的人，也是最后一个原谅她的人——前提是她值得原谅。”
珍妮弗翻开文件夹，第一页是一张黑白照片，上面是一个大约五六岁的小女孩，头发颜色很浅，几乎接近白色，眼睛直视镜头，笑容可爱，是那种独属于孩子的笑。
“未婚夫妻可以成为邻居关注的对象，但一对带着孩子的年轻夫妇，在东柏林的档案系统里会被归类为‘正常家庭’。孩子是最好的掩护，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背景板。”
“这是谁？”
“莉莎，我们在柏林各处孤儿院找到的一个优秀工具。父母在战争中死于轰炸，母亲是柏林人，父亲是法国战俘——至少文件上是这么写的，实际上是什切青的一个孤儿，德波混血，没有活着的亲属，也没有人会寻找她。东德的孤儿院系统里有很多这样的孩子，战后三年了，还是有很多。”
“她的身份是……”
“她是你们领养的一个孤儿，至于为什么不去自己生，就说是个人喜好。”
“那总该告诉我怎么接触那些共产主义分子高官吧？”
“这些东西现在你不需要知道。柏林之森计划的第一步就是完成家庭组建，并且认识你的家人。”
“为什么选一个小孩而不是……”
“难道要选一个少数民族族裔或者LGBT人士吗？我们来这里是当卧底，不是招摇过市的，阿德里安，我真不知道你这么多年在维也纳怎么干的。”
“抱歉，长官。”
“在东柏林，双职工家庭收养战争孤儿是‘社会主义美德’。你们会被登记为‘对社会建设有突出贡献的家庭’，这在社区监督系统里是一层保护色——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去怀疑一个被政府表扬过的家庭。”珍妮弗合上文件夹。
“明天下午，你直接去孤儿院接她，地址在你床头柜上，如果运气好的话你会在早上见到你的女朋友。”
“我不知道怎么和她一起过，难道要睡在一起？那岂不是……”阿德里安犹豫的说。
“这是你自己的问题，如何把握贞洁与原则要靠你们共同把握。”珍妮弗走出大门，随后快速关上。
阿德里安坐在沙发上，从腰间抽出那支上了膛的1911手枪，在壁炉前端详了一阵，然后起身把它放在保险柜里——犹豫了一会，最后还是插在了腰带上
只有枪柄能随时握在手里才能让他感觉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