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拿起弹匣，指尖在弹匣侧面的余弹观察孔上划过，里面的黄铜弹壳在探照灯的余光里泛着暗金色的光泽。装弹匣的动作她没有犹豫——弹匣座卡槽的角度、插入的力度、卡榫锁定的那一声脆响，每一个细节都和脑海中的知识完美对应。她按下弹匣卡榫，弹匣落入掌心，又重新装上，重复了三次，动作一次比一次流畅。
郑军士长站在她身后两米处，看着她检查枪械的动作，眉头越皱越紧。他不是在担心安全问题——阮筱筱的每一个动作都规范得像是训练手册上的示范图，枪口始终指向靶场方向，手指在未准备射击时始终放在扳机护圈外侧，检查枪膛时拉枪机的动作干脆利落。这些动作新兵要练一个月才能勉强达标，而她做得行云流水，甚至带着一种老枪手才有的从容。
“你以前在哪儿练过？”郑军士长忍不住问。
“家里。”阮筱筱把枪架在射击台的沙袋上，调整了一下枪托在肩窝的位置，然后微微偏头，右眼对准了机械瞄具。她的紫色左眼微微眯起来，右眼透过照门和准星的缝隙，锁定了百米外那个圆形金属靶牌的中心。靶牌在探照灯下泛着银灰色的光泽，靶心那个直径不到五厘米的黑色圆点，在她的视野里清晰得像近在咫尺。
她深吸一口气，在呼气的末尾屏住呼吸。食指搭在扳机上，第一节指腹精准地压在扳机面的正中央，不是指尖，不是指节，恰好是指腹最敏感的那一小块区域。扳机的预压行程在她指下缓缓推进，她能清晰地感受到扳机弹簧每一毫米的压缩——然后到了临界点。
击发。
枪声比她预想的要大。M7的枪口制退器喷出一团锥形的火焰，后坐力像一记闷拳砸在她的肩窝上，枪托在肩胛骨的位置猛地往后一撞。她的身体比预想中更轻，后坐力把她整个人往后推了半寸，但她的据枪姿势没有散——左手紧握护木往下压，右手控制着扳机护圈，身体前倾的角度刚好抵消了枪口上跳的力矩。
她松开扳机，听到击发组件复位的那一声细微的“咔嗒”，然后再次扣下扳机。
第二枪。
第三枪。
第四枪。
第五枪。
五发子弹打完，她把枪放回沙袋上，关上保险，活动了一下被后坐力震得发麻的右肩。肩窝的位置隐隐作痛，明天肯定会青一块，但这疼痛不算什么——比她预想的要轻得多。这具身体虽然力量不足，但骨骼结构和肌肉的协调性出奇地好，每一次呼吸和每一个动作的配合都精准得像是被计算机校准过的机械臂。
靶场安静了大概有三秒钟。
“报靶。”郑军士长的声音打破了安静，他的语气听起来很平静，但握着记录板的手指关节微微发白。
靶壕里的报靶员从掩体后面探出头，举着望远镜看了看百米外的那块金属靶牌，然后整个人愣了一下。他放下望远镜，揉了揉眼睛，又重新举起来看了一遍，这才对着对讲机喊道：“五发——全部命中靶心！散布直径不超过三厘米！”
整个靶场像是被人按下了静音键。
正在旁边整理装备的三班士兵们集体停下了手里的动作。李东阳的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他手里还抱着自己的M7，枪口差点怼到地上，被旁边的战友一把扶住。那个刚才拍他后脑勺的战友此刻的表情也好看不到哪去，眼睛瞪得溜圆，嘴里叼着的手套掉在地上也没发现。
郑军士长放下记录板，走到射击台旁边，低头看了看沙袋上那支枪，又看了看阮筱筱。她的坐姿很随意，正在用右手揉着左肩被枪托撞疼的位置，黑色的长发从肩头滑落，遮住了半边脸。在探照灯惨白的光线下，她的侧脸线条柔和得不像是一个刚才打出五发全中的人——更像是一个在图书馆里翻了一下午书、正伸着懒腰准备回宿舍的女学生。
“你家里，”郑军士长的声音沙哑，“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爸是参议院议员，”阮筱筱把枪往前推了推，从椅子上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灰尘，“我曾祖父是联邦陆军上将。”
说着就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她把枪拆开了，又组装上了，感觉像小时候拼拼图一样。
阮筱筱把M7轻轻推回枪架上，拍了拍手上沾的一层薄薄的碳粉。
“不用了，”她把手插进制服外套的口袋里，声音平淡，“我就是随便试试。”
郑军士长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她未来的路，不是他一个小小的一级军士长能操心的。
“随时想来，随时欢迎。”他说完，转身冲三班的士兵们吼了一嗓子，“看什么看！人家姑娘拆个枪就把你们吓成这样？丢不丢人！再来一轮，每人五发，谁再给我打出七环以下的成绩，明天加练一小时！”
翌日清晨五点，她睡醒了，太阳还没出来，东都的早晨很没，太阳半出不出的感觉很治愈，天空是那种被水洗过的淡青色，太阳还没完全冒出来，只在远处的楼群边缘露出一小截弧形的金边，像是什么人用画笔在天幕上轻轻勾了一笔。富士山的轮廓在更远的地方若隐若现，山顶的积雪被第一缕晨光照成了淡淡的粉色。
新宿歌舞伎町，这里依旧有一些女孩子，穿着可爱的洛丽塔等衣服，站在大街旁，等待神明的收留。
阮筱筱站在新宿歌舞伎町的入口处，手里还端着那杯从便利店买的罐装热咖啡。咖啡已经不烫了，温热刚好入口，她小口小口地啜着，紫色的瞳孔倒映着这条尚未完全苏醒的街道。
清晨五点半的歌舞伎町和深夜完全是两个世界。霓虹灯还亮着，但白天的光线让那些花花绿绿的招牌失去了夜晚的魔力，像是卸了妆的演员，疲惫而真实。地面上残留着昨晚的痕迹——踩扁的易拉罐、被风吹散的传单、几滩来路不明的积水。清洁工还没上班，整条街沉浸在一种宿醉后的昏沉中。
但还是有人在。
在街道拐角处，几个年轻女孩站在一起，裹着外套，裙摆在晨风中轻轻晃动。她们的妆容已经有些花了，眼线在眼角晕开一小片阴影，口红也褪得只剩边缘的轮廓。洛丽塔裙的蕾丝边被露水打湿了，蓬松的裙摆塌下去大半。几个女孩小声说着话，声音被风吹散，偶尔有一两句飘进阮筱筱耳朵里，是关西口音的大和语，在讨论附近哪家便利店的三明治最便宜。
在联邦，这些人有的会被收到救济所，愿意回到父母身边可以送回去。
联邦虽然有时候很无情，但救济这一方面没人说二话，每年都有十个亿联邦币作为救济金，联邦对这方面及其重视，和劳动法一样，惩罚严厉无容忍，由联邦最高法院亲自裁定。
阮筱筱把空了的咖啡罐扔进路边的分类垃圾桶，罐子撞击桶壁发出一声空洞的脆响，在安静的街道上格外清晰。
那几个站在拐角的女孩听到声音，齐刷刷地转过头来看她。她们的年龄看起来和她差不多——十六七岁，或者更小，脸上还带着没完全褪去的稚气，但眼睛下面的青黑色和眼神里的疲惫让她们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好几岁。
阮筱筱没有移开目光。她看着她们，她们也看着她。两边隔着大约二十米的距离，中间是一条被露水打湿的柏油路和几只正在啄食地上面包屑的鸽子。
一个穿浅蓝色洛丽塔裙的女孩最先开口了。她说的是大和语，声音沙哑，带着熬夜之后特有的干涩：“你也是来等神明的吗？”
“神明”这个词在歌舞伎町的语境里有特定的含义——那些会在清晨开着豪车经过、愿意把无家可归的女孩带回去“照顾”的男人。他们被称为“神”，不是因为他们善良，而是因为他们的出现对于这些露宿街头的女孩来说，意味着至少一天不用饿肚子。
阮筱筱摇了摇头。“不是。”
她用大和语回答的，发音标准得像是从小在东都长大的人。全知能力在她脑子里自动完成了语言切换，连带着关西腔和标准大和语之间的细微差别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我是来找人的。”
“找人？”另一个染了亚麻色头发的女孩从同伴身后探出头来，眼神里带着警觉，“找谁？”
“找你们。”
她知道救了她们一时救不了她们一世，但看到这样的场面她动了恻隐之心，她从小就见不得可怜人，虽然自己是既得利益者，是官二代，但她从来没有瞧不起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