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天的早晨，苏小鹿第一次叫了“妈妈”。
她是在早餐桌上叫的。柳如烟把煎蛋划成小块，用叉子叉起一块递到她嘴边，她张嘴吃掉，咀嚼，吞咽，然后抬起头，用那双浅棕色的大眼睛看着柳如烟，说：“谢谢妈妈。” 三个字。很轻，像是随口说出来的，带着一点还没睡醒的黏糊劲儿。
柳如烟手里的叉子停在了半空中。她的瞳孔放大了——苏小鹿现在已经能精准地捕捉到这个变化，瞳孔放大，然后是眼角的细纹弯起来，然后是嘴唇微微张开又合上，像是在嘴里反复咀嚼这三个字的味道。整个过程大约持续了一秒半，然后柳如烟笑了。那个笑容和之前所有的笑容都不一样。之前的笑容是温柔的、得体的、像是提前在镜子前练习过的。但这个笑容不是。
这个笑容从嘴角开始，但一直蔓延到了眼睛深处——不是表面的亮，是一种从里面透出来的、几乎可以被称为幸福的光。
“不客气，宝贝。”柳如烟说。她的声音有一点哑，像是喉咙里堵了什么。她伸出手，把苏小鹿耳边的碎发别到耳后，指尖在她脸颊上停留了比必要更长的一秒。“再吃一口，今天的鸡蛋煎得正好，嫩嫩的。” 苏小鹿张开嘴，吃掉第二块煎蛋。
她在心里给自己记了一笔账：叫一次“妈妈”，相当于三个“好”的效果。不，不止三个。她之前说了那么多次“好”，柳如烟的反应都是满意、欣慰、满足——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眼眶微微泛红，像是等了很久很久的东西终于送到她手里了。这份幸福是真实的。苏小鹿看得出来。柳如烟不是在表演幸福，她是真的觉得幸福。而正因如此，苏小鹿才觉得后背发凉。 一个绑架犯感到幸福的时候，就是她最不会怀疑被绑架者的时候。
早餐结束后，苏小鹿主动提出要帮忙洗碗。她站在厨房的水槽前，踩着一只小木凳，两只手举着盘子在水龙头下冲。盘子是骨瓷的，比她想象中更沉，她用两只手才能拿稳。柳如烟站在她身后，一只手虚扶在她腰侧——大概是怕她从凳子上摔下来——另一只手指着水槽旁边的沥水架，说洗好的盘子放在那里就行。苏小鹿洗完一个盘子，放下，又拿起一个碗。她把碗口对着水龙头，看水流冲掉碗底残余的蛋花汤渣，看着那些细碎的蛋花在水流里打着旋冲进下水口，心想：我现在离刀架只有不到一米的距离。
刀架就放在水槽左边靠墙的位置，木质底座，插着七八把不同大小的刀。她之前做蛋糕的时候已经观察过一次了——最趁手的是那把水果刀，刀刃大约成年人食指那么长，手柄是深棕色的木头，插在刀架的第三个孔里。她现在站在凳子上，身体右倾四十度就可以够到刀架。但够到之后呢？ 苏小鹿把洗好的碗放进沥水架，不动声色地扫了一眼自己和柳如烟之间的相对位置。柳如烟站在她左后方，距离大约四十厘米，这个距离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一伸手就能把她从凳子上捞回来。刀架的第三个孔离她大约一臂远——九岁孩子的手臂长度。她要拿到水果刀，需要先把身体往右偏，伸手，握住刀柄，拔出来，然后转身面对柳如烟。这个过程最快也要两秒钟。两秒钟足够柳如烟把她从凳子上拽下来三次。
就算她拿到了刀，就算她真的朝柳如烟刺过去——她能刺中哪里？大腿？腹部？九岁孩子的臂力，隔着衣服能不能刺穿皮肤都不一定。就算刺穿了，柳如烟受伤了，然后呢？管家就在宅邸里。山下的保安可能不止一个。她没有车钥匙，没有手机，不认识山路，不知道最近的村庄在哪个方向，也不知道这整座山是不是都在柳如烟名下。一把水果刀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她把最后一个碗放好，从凳子上跳下来，仰头对柳如烟说：“洗好了。” 柳如烟弯下腰在她头顶亲了一下。“真能干。念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喜欢帮我洗碗。” 苏小鹿现在已经学会在柳如烟提到念云的时候不做任何反应了。不皱眉，不低头，不咬嘴唇，不停顿。她的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全部保持在一个“听了但没认真听”的状态——既不能显得太感兴趣（否则柳如烟会越说越多），也不能显得太排斥（否则柳如烟会觉得她在抗拒“成为念云”这件事）。最佳策略是让关于念云的话像水一样从耳边流过去，不留痕迹。只有这样，柳如烟才会慢慢减少在她面前提起念云的次数——不是不提了，而是不再觉得有必要特意提了，因为面前的这个孩子在柳如烟的感知里已经越来越像念云了。
这不是认输。这是战术。 上午九点，柳如烟去书房接电话。苏小鹿被安排在客厅“自己看一会儿图画书”。客厅很大，挑高的天花板让脚步声产生了轻微的回响。苏小鹿坐在沙发上听着柳如烟的脚步上了楼梯，又听了大约半分钟，确认她确实进了书房并且关上了门——书房的关门声很特别，木头门板合上时发出一声沉闷的“砰”，紧接着是门锁咔哒一声轻响。柳如烟每次接电话都会关门，而且是反锁的。这说明这个电话她不想让任何人听到，包括那个管家。
苏小鹿把图画书放在沙发上，赤脚踩在木地板上，无声地走到楼梯口。她没上楼——书房在二楼，和她的卧室在同一层，如果柳如烟中途出来，她根本来不及跑回客厅。她只是在楼梯口站了一会儿，确认二楼走廊没有人，然后转身拐进了一楼的书架后面。 这间客厅和书房不一样。书房是柳如烟的私人空间，有办公桌、保险柜、墙上挂着的营业执照和几张她看不懂的证书。客厅的书架更像是一个装饰性的存在，摆着几排精装书和相框，书架旁边有一个小边柜，柜子上放着一台座机电话。电话是老式的那种，米白色，按键是透明的塑料，数字下面印着已经有些模糊的黑色字体。苏小鹿之前经过客的时候已经看过这台电话好几遍了。它就在那里，毫无遮挡，没有任何上锁的装置，像是这栋宅邸里最唾手可得的一个逃生工具。
她伸手拿起听筒。 没有拨号音。她按了一下挂断键，又按了一下，把听筒贴紧耳朵，一个字都听不到。电话线从机座后面延伸出来，贴着墙角一路往上走，消失在二楼地板的夹层里。总机可能在二楼，或者更远的地方——管家住的那一侧。这台电话只有内线功能，外线被切断了。也许是管家控制的，也许是柳如烟自己设置的，也许这座宅邸对外联络的唯一方式就是书房里那部被反锁在门后的电话。
苏小鹿轻轻把听筒放回去，擦掉按键上自己留下的指纹——这是一个成年人的习惯，做完之后她才意识到九岁的孩子不会在意指纹。但算了，谨慎一点总没坏处。她又回到沙发上，把图画书重新拿起来，翻到中间一页，假装一直在看。 上午十点，柳如烟下楼。 苏小鹿以为今天的安排是去花园画画——昨天的画画课柳如烟说了“以后每天都可以画”。但今天柳如烟没有带她去花园。她带她去了念云的房间。 这件事发生得毫无预兆。
柳如烟只是走过来把图画书从她手里抽走，说：“跟妈妈来，妈妈给你看个东西。”然后就牵着她上了楼。苏小鹿跟着她走过走廊，经过那些念云的照片——从出生到六岁，从襁褓到能站能跑——然后停在走廊尽头的最后一扇门前。门把手是铜的，没有灰尘，比书房的门把手更亮，显然经常有人转动它。但苏小鹿以前从来没进去过。
上一次她们经过这里的时候，柳如烟只是站在门口说了一句“这是念云的房间”，然后就拉着她走开了。今天，柳如烟把门推开了。 房间比苏小鹿想象中更小。可能只有她住的那间卧室的三分之二大，窗户朝东，上午的阳光正从窗户里斜斜地照进来，打在靠墙放着的一张儿童床上。床单是粉色的，上面印着小兔子的图案，被套也是同款，拉链的位置有一点褪色，但整体保存得很好。床头摆着一只很大的毛绒熊，棕色的，左眼有点歪，脖子上的蝴蝶结洗得发白。
毛绒熊旁边是一只兔子布偶，耳朵耷拉着，肚子上的绒毛被磨得很薄，露出底下的棉布。 柳如烟站在门口没有进去，只是用手撑着门框，往里面看。她的表情很安静，没有哭，没有笑，只是安静地看。那种安静不是平静，而是一种极深极深的沉默，像是一口被盖住的井，水还在深处涌动，但水面上一丝波纹都没有了。
“念云的房间。”她说，声音比平时低了很多，像是怕吵醒什么人。“从她走了以后，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动过。这些玩具都是她以前最爱抱的。那只大熊，是她三岁生日的时候妈妈送给她的——我说的是她另一个妈妈。她叫那只熊‘胖子’。” 苏小鹿站在柳如烟旁边，往房间里看。她的第一反应不是恐惧，不是同情，而是观察。她注意到念云的房间很干净——不是刚打扫过的那种干净，是长期维护的结果。床单没有褶皱，说明定期有人在换。窗台没有积灰，说明有人擦。毛绒熊虽然褪色，但没有霉味，说明这个房间通风良好。柳如烟说“东西都没有动过”，但显然有人在维护这个房间。那个人就是柳如烟自己。她数年前死了女儿，数年后还在定期打扫她的房间。 “我可以进去看看吗？”苏小鹿问。
柳如烟低头看了她一眼。苏小鹿注意到柳如烟的手指在门框上屈了一下——大拇指和食指不自觉地捻了一下，像是想要抓住什么东西但没抓住。“去吧。”她说，声音恢复了正常的温柔，但那种恢复本身就很刻意。 苏小鹿走进房间。 脚下是软软的地毯，浅粉色的，铺了大半个房间。她走到床边，先摸了摸那只叫“胖子”的毛绒熊，然后拿起旁边的兔子布偶，翻过来看。兔子布偶的背后有一个小小的标签，标签上的字已经洗得模糊不清了，只隐约能看到“cotton”和“hand wash only”几个英文单词。这只兔子被洗过很多次，肚子上的绒毛都磨没了，露出白白的棉布。但洗得干干净净，闻起来有淡淡的皂液味道。苏小鹿把兔子放回去，转身的时候，脚踩到一块松动的木质地板，发出一声细微的吱嘎声。她低头看了一眼——是床脚靠墙那一侧的地板，木质略有鼓起，踩下去的时候有一条极细的缝隙。
她几乎是本能地记住了这个位置。 她继续绕着念云的房间走了一圈，看看书架上的绘本，看看窗台上的小盆栽——盆栽已经枯萎了，只剩下一截枯黄的茎和几片干瘪的叶子。柳如烟连念云的盆栽都不愿意扔掉。她走到念云的小书桌前停下。桌上放着一盒水彩笔和几张涂鸦，最上面一张画的是一家三口——三个女人，一个高个子，一个中等个子，一个小个子，三个人手牵手站在红色的玫瑰花丛前面，每个人脸上都是圆圈画的眼睛和弯弯的嘴巴。那个最小的女人旁边用歪歪扭扭的铅笔字写着“念云”。 苏小鹿盯着这张画看了很久。她忽然意识到一件事：念云画的女人们，每一个都在微笑。她画的自己也在微笑。 苏小鹿不记得自己上一次发自内心地微笑是什么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