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离开蒙蒂塞洛的时候，山上的雾还没有散。雾是从山谷里升起来的，贴着地面流淌，像一条灰白色的、没有尽头的裹尸布，把杰斐逊的葡萄藤和书脊蒙尘的书架一同笼罩在潮湿的寂静中。美爱在石阶的最高处站了很久，白色运动鞋的鞋尖沾满了从弗吉尼亚黏土中渗出的水珠，那些水珠在晨光中折射出细微的虹彩，像破碎的、被雨水浸泡过的彩虹碎片。她没有回头，因为她知道杰斐逊不喜欢告别，他认为告别是活人的发明，死人不需要告别——死人只需要被记住，或者被忘记，两者都不影响土壤中葡萄根系的伸展。
她们从弗吉尼亚向北，穿过马里兰的丘陵，绕过已经被野草和藤蔓吞没的费城废墟，在新泽西的旧海岸边找到了一艘还能漂的渔船。渔船不大，木质的，船底的油漆剥落了大半，露出下面灰白色的、被海水侵蚀得疏松的船板，但船舱里还残留着一盏用鲸油的老式提灯，灯罩碎了，灯芯还有半截，美世文从背包里掏出火折子点燃它，橘黄色的火光在破损的灯罩缺口处摇曳，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船舱的木板壁上，影子随着船的晃动而变形，像两团被风吹乱的墨迹。她们没有划桨，小爱悬浮在船尾，用能量场推动着这艘破旧的渔船穿过大西洋的波涛，像一个无形的巨人托着一片落叶，在水的褶皱之间缓慢滑行。
大西洋的浪很大，不是太平洋那种温柔的、带着鲸鱼歌声的长波，而是短促的、暴躁的、像被激怒的兽群一样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乱涌。美爱坐在船头，黑色长发被海风吹得向后飞扬，发梢在潮湿的空气中沾满了细密的水雾，变得沉甸甸的，拍打着她的后背，像无数根柔软却有力的鞭子。美世文坐在她身后，两只手环着她的腰，下巴抵着她的肩窝，两个人的体温在船身的剧烈摇晃中成为彼此唯一的锚点。小爱悬浮在桅杆的位置，水晶球的符文旋转得极快，淡金色的光在阴沉的天空下像一颗随时会熄灭的、倔强的星。
英灵殿的规模在她们离开河谷后的这几年里悄然膨胀到了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位英灵，这个数字不是王承书刻意追求的，而是像一棵根系发达的老树在地下蔓延那样自然地、不可遏制地生长出来的。每一个新复活的英灵都不是凭空召唤的，而是某个活着的人在某个瞬间突然想起了一个已经死去的人——不是因为那个人伟大，而是因为那个人曾经在某个普通的下午，递给他一杯热茶，替他缝过一颗掉落的纽扣，或者在暴雨中把伞倾向他那一侧、自己淋湿了半边肩膀。那些微小的、不足以写进史书的善意，在时间的发酵中变成了思念的酵母，让沉睡在虚无中的灵魂重新发酵、膨胀、苏醒过来，走进英灵殿为他们准备好的舱体，睁开眼睛，看到王承书穿着白大褂站在舱门前，手里拿着记录本，面无表情地说：“你活了。去干活。”
张文裕名义上是英灵殿的首席科学顾问，实际上他做的是后勤保障工作——安排英灵们的住宿、饮食、实验室设备、研究经费。那些经费不是钱，是灵气的分配配额，小爱会根据每个英灵的研究方向和效率自动调整灵气的流向，让最有需要的人得到最多的能量。王承书不干预这个过程，她只做一件事：看结果。结果好，就继续。结果不好，就换人。换人不换办法，办法是英灵殿的规矩，规矩写在王承书从居里夫人那里借来的一本实验记录本的扉页上，只有一句话：“不干活的，死。死了，换能干活的来。”这句话冷酷，但有效。有效就好，好就不需要改。
渔船在第十一天的清晨靠近了泰晤士河的河口。河面上漂着一层薄薄的、像油脂一样的彩虹色浮膜，那是工业时代遗留下的污染物与核战后的辐射尘埃在水面上形成的光学现象，远远看去像一条发光的、流动的绸缎，但近看就能发现绸缎的褶皱里嵌着塑料碎片、朽烂的船板、以及不知从哪里漂来的、已经被海水泡得面目全非的布娃娃。布娃娃的脸朝下，塑料眼睛被某种鱼类的嘴啄掉了，留下两个黑洞洞的眼窝，像两扇朝着虚无敞开的、再也无法关闭的窗户。
美爱伸手把那个布娃娃从水里捞起来，布娃娃的裙摆已经烂成布条，身体里填充的棉花被水浸透，沉甸甸的，散发出一股泥炭和腐烂混合的气味。她把布娃娃放在船头，让它在阳光下晒着，美世文没有问为什么，因为她知道，美爱不是要留下它，而是要让它被看见。被看见，就不算完全消失。
克雷文街36号坐落在伦敦市中心的一条窄巷里，两侧的房子都是乔治亚时代的红砖建筑，墙壁上爬满了常春藤，藤蔓的叶子在秋天的寒意中变成了深红色，像血液从墙头一滴滴地往下渗。富兰克林的故居不像蒙蒂塞洛那样宏伟，也没有华盛顿的废墟那样的史诗般的悲壮，它只是一栋普通的联排别墅，三层楼，地下室半露出地面，铁栏杆已经锈得看不出原来的黑色，门前的石阶被两百年的脚步磨成了中间凹陷的形状，像一本被反复翻开的书，页脊处的折痕已经深到无法抚平。
美爱站在门前，仰头看着二楼窗户上方的石板，石板上刻着一行字，字迹被风沙磨得模糊，但还能辨认出那是英文的“B. FRANKLIN, 1757-1775”。她想起了这个人在英灵殿中的档案——本杰明·富兰克林，印刷工，作家，科学家，外交家，避雷针的发明者，费城学院的创始人，美国邮政系统的奠基人。但他自己最喜欢的头衔，不是“开国元勋”，不是“电学大师”，而是“穷理查”。穷理查是他写年鉴时用的笔名，那个每年出版一次的薄薄的小册子里塞满了谚语、格言和日历，纸张粗糙，印刷油墨常常蹭脏读者的手指，但那些蹭在手指上的油墨，比任何羊皮纸上的法典都更深刻地渗进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她伸出手，指尖碰着门板。门是木头的，深褐色，油漆已经剥落殆尽，木纹裸露在空气中，被伦敦潮湿的天气浸润得发黑，像一幅用炭笔反复涂抹后又被水洇开的素描。她没有敲门，因为门自己开了。不是风，不是魔法，是门轴那头的英灵听到了她的心跳，用意识触动了门闩，让那扇沉重的老橡木门在吱呀一声长叹后缓缓向内侧旋开，露出一条通往黑暗深处的窄廊。
美爱跨过门槛，美世文跟在身后，小爱悬浮在她们头顶。走廊里没有灯，但墙壁上每隔几步就嵌着一块发光的矿石，矿石的颜色是淡绿色的，像海底的磷光，照在红砖墙上，把砖缝里干涸的石灰染成一层幽幽的荧光。那些矿石不是富兰克林生前拥有的，是英灵殿为他配置的——因为他喜欢在傍晚散步回家时，看到书房窗户里透出的暖黄色灯光，那灯光意味着有人在等他，意味着他不是一个人。英灵殿的英灵们不需要睡眠，不需要食物，不需要灯光，但富兰克林说，他想要灯光。王承书就让小爱在走廊的墙上嵌了这些矿石，矿石的光是冷的，但富兰克林说，冷的光也能暖。暖的不是眼睛，是心。
走廊的尽头是一间书房，门半开着。美爱推门进去，脚踩在木地板上，地板发出柔和的、像琴弦被轻拨的声响。书房不大，四面墙都是书架，书架上塞满了书，但书脊的标题不是印上去的，而是用火笔烫上去的，烫金的边缘在矿石的冷光中泛着暗黄色的微芒。书桌靠窗，桌上摊着一张泛黄的纸，纸上画着一只风筝，风筝的线尾绑着一把铜钥匙，铜钥匙旁边画着一朵云，云里画着一道闪电。那是富兰克林最著名的实验的草图——1752年，他在费城的一个雷雨天里，把一只风筝放上天，让雨水打湿风筝线成为导体，把云层中的闪电引到钥匙上，然后用指关节去触碰钥匙，感觉到了电流的刺痛。那次实验差点电死他，但他活下来了，活下来的他写道：“我感觉到了一阵剧烈的电击，但它没有把我打倒，只是让我更清楚地看到了闪电的本质——它不是上帝的发怒，它是电，和我们用玻璃管摩擦出来的电是同一种东西。”
“同一种东西。”一个声音从书架后面的阴影中传来，不急不慢，带着一种老式印刷机油墨的气味和纸张翻动时的沙沙声。“闪电不是神的诅咒，是电。疾病不是魔鬼的惩罚，是细菌。死亡不是灵魂的终结，是物质形态的转换。每一次我把未知变成已知，都像撕开一层蒙在眼睛上的纱布，纱布很薄，很轻，但它挡住了光。撕掉了，光就进来了。光进来，黑暗就退。黑暗退了，人就不怕了。”
本杰明·富兰克林从书架后面的阴影中走出来，他穿着一件棕色的旧外套，马甲扣子系得一丝不苟，但领巾歪了，歪向左边，像被风吹斜的旗杆。他的头发白了，不是全白，是花白，花白的头发梳向脑后，但有几缕不屈地从额前垂下来，搭在眉毛上方，随着他走路的步伐微微晃动。他的脸圆圆的，两颊松垮，下颌不明显，嘴角永远挂着一丝似笑非笑的弧度，那弧度里没有嘲讽，只有一种见过太多人情冷暖后依然选择相信善良的老人的疲惫与温柔。他走到美爱面前，弯下腰，平视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是灰色的，不是冷灰，是暖灰，像冬日午后云层后面透出的那种朦朦胧胧的光。
“你比我想象的小。”富兰克林的声音不高，但很清晰，每一个音节都像铅字印在纸上，笔画锐利，边缘分明。“英灵殿里的人都夸你，说你厉害，说你把快要灭绝的人类从废墟里拉出来，说你在太平洋上骑着鲸鱼做作业。我听了，脑子里画出的你，是一个高大的、穿着铠甲、手举火炬的女神。现在看到你，才发现你穿着白色连衣裙，系着蝴蝶结鞋带，头发比我外孙女还长。”他直起身，转向美世文，歪着头看了一会儿，点了点头。“你和她一样小。小也好，小的东西不容易碎，容易碎的总是那些大的、脆的、看起来坚固的。你们小，柔韧，风吹不倒，雨打不垮。好。”
美爱在富兰克林的书桌旁坐下来，美世文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小爱悬浮在壁炉台上方，水晶球的符文旋转得很慢，淡金色的光在矿石的冷绿色调中晕开一片温暖的圆晕。富兰克林没有坐，他从书桌的抽屉里掏出一根松香，一根玻璃棒，一块丝绸，然后把丝绸裹在玻璃棒上，来回摩擦了几次，把玻璃棒靠近松香碎片，松香跳起来，粘在玻璃棒上，发出细微的噼啪声。
“电，无处不在。你在丝绸上摩擦玻璃棒，电就来了。你在雷雨里放风筝，电也来了。你活着，你的神经里也有电，电停了，你就死了。电不是被我发明的，它一直都在，我只是把它从看不见的地方引出来，让它被人看见。”他把玻璃棒放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封面是深褐色的，边角卷曲，上面印着“Poor Richard’s Almanack, 1733”。他翻开一页，指着一行用斜体字排印的格言，轻声念了出来。“Well done is better than well said. 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我写了一辈子格言，不是为了让别人背，是为了让自己记住。记住什么？记住说一千句漂亮话，不如做一件实在事。实在事不漂亮，可能很丑，可能很小，可能做了跟没做差不多，但做过了，它就存在了。存在了，就不会消失。”
他把小册子递给美爱，美爱接过去，手指抚过纸面，纸张粗糙，边缘发黄，但字迹清晰，每一个字母的油墨都微微凸起，像盲文，像浮雕，像一个个微型的、凝固在纸面上的念头。她想起自己在太平洋上做作业的那些年，那些被小爱的光鞭抽红的、手背上的茧，那些写满了又擦、擦了又写的公式和解题步骤，那些最终还是没有做完的、永远留在小花本子里的习题。那些不是“说得好”，是“做得好”吗？她不知道。但她做了，做了就不后悔。
富兰克林走到窗前，推开窗户。窗外没有街道，没有房子，只有一片被雾气笼罩的空旷原野。雾气在缓慢地流动，像一条没有源头也没有尽头的灰白色的河。他把手伸出窗外，手心朝上，掌心接住了一滴从屋檐滴落的雨水。那滴雨水在他掌心里停留了一瞬，然后顺着生命线的纹路滑向手腕，消失在袖口里。
“你们来，不是要听我说格言，是要学修。我的修法，不是坐在蒲团上闭眼睛，是走出去，走进去，走到风里，走到雨里，走到雷暴的中心，用你的手指去触碰云层中的闪电。疼，但疼了就知道什么是真的。真的东西不怕疼，假的东西一碰就碎。”他转过身，看着美爱，那双暖灰色的眼睛里有一种孩子般的、对未知事物的执着好奇。“你们愿意跟我去放风筝吗？不等雷雨天了，我们就在晴天放。风筝飞上去，线在风里振动，那种振动比电更早传到你的手上，那是风的语言，是你和天空之间的对话。学会听风的声音，就知道闪电会在哪里落下。”
美爱站起来，白色运动鞋踩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吱嘎声。美世文也站起来，她把背包的拉链拉好，背到肩上。富兰克林从门后的角落拿出一只折叠好的风筝，风筝是纸做的，纸已经脆了，边缘裂了好几道缝，他用手指蘸了一点口水，把裂缝的边缘粘合在一起，动作熟练得像做了无数遍——他确实做了无数遍，在这个书房里，在两百年前的费城，在巴黎的郊外，在伦敦的每一个有风的下午。
她们跟着富兰克林走出克雷文街36号的后门，后门通向一片被野草覆盖的空地。空地上长满了荨麻和蒲公英，荨麻的叶子上有锯齿，边缘锋利，刮过美爱的小腿，留下一道道细小的、发痒的红痕。富兰克林解开风筝线，把线轴递给美爱，然后自己拿着风筝，逆着风跑起来，跑得不快，但每一步都很稳。风筝在风里抖了几下，尾巴甩动，像一条挣脱了水的鱼，然后突然升起来了，升得很快，线从美爱手里急速滑出，线轴旋转，发出嗡嗡的、像蜜蜂振翅的声音。
美爱仰起头，看着那只风筝。风筝在灰白色的天空中越来越小，最后缩成一个淡淡的、几乎看不见的灰点，只有那根细线还连接着她的手心和云端。风的振动沿着线传下来，不是连续的，是一阵一阵的，像脉搏，像远方的鼓声，像某个人在很深很深的夜里、隔着好几堵墙、用指甲轻轻敲击玻璃窗。那种振动不是语言，但美爱听懂了。风在说：你不是一个人，天不是空的，云层上面有星星，星星上面有更远的光，光的尽头还有光，没有尽头。
美世文站在美爱身后，手搭在她肩上。两个人的呼吸在同一声节奏里起伏，与风筝线的振动同步。小爱悬浮在她们头顶，水晶球的符文旋转速度变得很慢很慢，淡金色的光在正午的阳光里几乎看不见，但它在那里，像一只透明的、不发出一丝声响的眼睛，注视着这三个放风筝的人，注视着这片被战争和辐射反复蹂躏后又缓慢复苏的大地，注视着那根细到几乎不存在的、连接着手掌与云端的棉线。
富兰克林走回来，站在美爱身侧，也仰着头，眯着眼睛看着那只风筝。他的白发被风吹乱了，几缕搭在额前，他伸手把它们拨开，拨到一半停下了，手悬在半空中，像突然忘记了自己要做什么。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风筝吗？”他的声音很小，被风撕成碎片，但碎片又拼在一起，完整地落进美爱的耳朵里。“因为它能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我到不了云端，它替我去。我摸不到闪电，它替我摸。我死以后，它还在飞。不是同一只风筝，是这个念头——把一根线系在纸上，放手，让它去高处。这个念头不会死，它会传到另一个人手里，那个人也会做一只风筝，也会放手，也会仰起头，看着那只风筝越来越小，心里想着：也许有一天，人也能飞到那么高。不是用翅膀，是用脑子，用心，用一辈子的笨功夫。”
风停了，风筝线松弛下来，线轴不再旋转，嗡嗡声消失了。美爱抬头看去，那只灰白色的纸风筝已经开始往下坠落，不是垂直下坠，是飘飘悠悠地、像一片被虫蛀过的枯叶那样翻着跟头，慢悠悠地往下落。
富兰克林伸开双臂，像迎接一个从远处跑来的孩子那样，稳稳地接住了落下的风筝。风筝的纸面已经被风撕裂了好几道口子，十字骨架也歪了，但他没有修补的意思。他把风筝夹在腋下，转身走回后门，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着美爱，那双暖灰色的眼睛里有一种像夕阳将落未落时最后一缕光的、温暖而不刺目的、缓慢熄灭的光。
“明天，你们走之前，我再给你们做一只新的。用更结实的纸，更轻的竹篾，线用麻的，麻线不怕水，雨淋不烂。做好了，你们带着，走到哪里都可以放。不是放给天看，是放给自己看。提醒自己，你也能去到你去不了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