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东京，樱花还没开。
我从成田机场走出来的时候，天正在下雨。
与那种温柔的、适合写进诗里的细雨不同，是一种连绵不绝的、像是要把整个世界都泡软了的阴冷春雨。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泥土味和航空煤油味，两种毫不相干的气息在这个巨大的交通枢纽上空搅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属于旅人的嗅觉记忆。
我背着双肩包，拖着一个二十八寸的银色行李箱，站在到达大厅外的雨棚下，看着面前这片陌生的土地。我本来没打算带太多行李，这么大的行李箱是临行前母亲硬塞给我的，里面的大部分空间里装满了她觉得我在日本买不到的东西——老干妈、花椒、十三香、一床据说能抵御零下十度严寒的羽绒被，以及一个用红布包着的、不知道从哪个庙里求来的平安符。
“到了给家里打电话。”母亲在安检口外面郑重地说着，她没有哭，但眼睛红了。父亲站在她身后，没有说什么话，只是在我转身的时候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
他的手很重，常年干粗活满是老茧与褶皱，像是要把无数说不出口的东西通过那个动作尽数传达给我。
我没有回头，我对亲情的渴望、对家庭的归属感，在此刻不断沸腾着，我很清楚，我早已不是孤儿、不是什么穿越者，而是背后那对普通夫妻，唯一的孩子。
我叫林沉木，十八岁，华夏南方某省会城市人。高三那年，我没有参加国内的高考，而是选择了一条让所有亲戚都觉得不可思议的路——去霓虹留学。
不是什么赫赫有名的东大、早稻田大学，甚至不是任何一所在中国留学市场上叫得出名字的名校。
我申请的是东京新宿区的一所普通语言学校，读一年语言，然后考大学。
“为什么要去日本？”几乎所有人在得知这个消息后都问了同一个问题。我给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对外婆说是因为日本离中国近，方便回来看她；对班主任说是因为日本的设计专业不错，想学这个；对同学说是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趁年轻多走走。
没有一个答案是真正的答案。
真正的答案说出来显得有些太矫情了——我想离开。不是逃离什么具体的东西，不是和谁闹了矛盾，没有任何戏剧性的理由，就只是一种模糊的、说不清道不明，像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冲动，告诉我必须走出去，必须离开那个我从小长大的、熟悉的温暖的环境，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
好像把自己扔进一片未知的水域里，学会独自浮起来并向前游泳。
也许在我看来，这就是十八岁该做的事情，即听从自己心底的声音，趁早知道自己应该基于现实向哪个方向前进。也许每个年轻的孩子在某个相对不那么成熟的年纪都会产生这种冲动，只是大多数人在没有经济独立的情况下选择把它压下去，而我选择了服从。
因为我有两世的记忆，我自觉我能快速适应日语环境和霓虹的生活节奏。
......
语言学校的宿舍在新宿区的一栋旧公寓楼里，单人间，不到十平方米，放下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个迷你冰箱后，转身都困难。但我很喜欢那个朝南的小窗户，从那里能看到远处一片低矮的民居，以及更远处的、被电线切割成无数碎片的天际线。
到东京的头三天，我几乎没有出门。时差虽然只有一个小时，但身体需要时间来适应这个全新的环境。我在那间小房间里拆行李、整理衣物、研究从学校领来的地图和手册，给母亲打一个简短的电话，报平安，说一切都好，吃的习惯，睡的安稳，不用担心。
第四天，我开始探索这座城市。
新宿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它同时容纳着东京最现代和最陈旧的部分——高楼大厦和低矮木屋只隔了一条街，奢侈品店和百年老铺面对面开着，西装革履的上班族和穿着奇特的年轻人擦肩而过却互不打扰。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和张力的区域，像一个被强行缝合在一起的拼贴画，每一块碎片都保留着自己完整的纹理，共同构成了一幅更大的、让人看不太懂的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