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作是核对别人失去的东西。
行业术语叫"语义保真审计"。客户把六十年、八十年的记忆送进压缩器，省下脑容量，换回继续生活三百年的空间；而我负责在压缩完成之后，陪他们重新走一遍那些被精简过的往事，确认"意思还在"。原始记忆销毁之前，我是最后一个见证人。
那天上午的客户是位姓阮的老太太，一百四十岁，要压缩的是她儿子的一生。她儿子死于八十年前的近地轨道事故，没赶上长寿时代，活了三十九岁。
我们并排坐在校验舱里，共享回放。压缩后的记忆流过我们：男孩学会走路，男孩在堤坝上放风筝，男孩穿着轨道工程队的灰色制服在舷窗后挥手。一切的纹理都变粗了——这是正常的。压缩器保留事件，舍弃质感；保留"他笑了"，舍弃笑的具体弧度。
直到最后一段，男孩转身离开登机廊桥，我看见他脖子上围着一条红围巾。
我按下暂停。
"阮女士，"我说，"原始档案里，这个场景没有围巾。"
老太太愣了很久。"有的，"她说，"红色的，粗毛线，针脚不齐。我记得清清楚楚。"
我调出原始流给她看。廊桥，灰制服，裸露的脖颈。八十年前的那一天，没有围巾。
这叫压缩伪影。压缩器在重建细节时，会用"最可能的内容"填补被丢弃的部分，就像用算法放大一张低分辨率的照片——它没有撒谎的意图，但它会发明。行规要求我向客户披露所有伪影，由客户决定保留还是修正。
老太太盯着画面里那条不存在的围巾，看了足有一分钟。
"留着吧。"她说。
我在审计单上写：发现伪影一处，客户知情，选择保留。语义保真：通过。
签字的时候我的手停了一下，因为我忽然想不起来，今天早上我有没有吃过东西。
我得解释一下我自己的情况。
我叫沈昼，今年六十一岁，按现在的标准是个年轻人。我的脑容量配额是标准的四千七百单位，理论上够装三百年的人生——前提是定期整理，像所有正常人那样，把十年前的日子压成提纲，把二十年前的日子压成一句话。
我的配额已经用掉了百分之九十七。
其中百分之八十一，是同一个加密分区：十一年零四个月的原始记忆，无损，全质感，一帧都没有压过。从二一〇二年三月十四日傍晚六点二十分开始，到二一一三年七月九日凌晨三点之前为止。
那是我和林晚在一起的全部时间。
她死了十年了。这十年里，公司的医务系统每个季度给我发一次通知，措辞逐年升级：建议整理，强烈建议整理，警告。因为当配额耗尽，大脑不会停止记录——它会启动"前向有损"模式，自动压缩你的现在，来保护你拒绝压缩的过去。
所以我的近况是这样的：我能记得二一〇五年某个星期二林晚衬衫上第三颗纽扣的螺纹，却记不住昨天午饭的内容。我能完整复述她九年前一通电话里每一次换气的位置，却在上周对着共事六年的同事，叫不出他的名字。他叫什么来着。你看。
我活在一个越来越模糊的现在里，为了守住一个纤毫毕现的过去。
医务主管上个月把我叫去，给了我最后通牒：半年内把那个分区压缩到百分之五以下，否则吊销我的审计执照。理由很正当——一个连当天工作内容都记不全的人，没有资格做别人记忆的最后见证人。
"沈昼，"她说，"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在用真实的人生，供养一段已经结束的人生。"
我说我知道。
她说那你为什么不松手。
我没有回答。但答案我是有的，答案在分区里，在二一〇二年三月十四日，傍晚六点二十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