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事实，我隔了很久才意识到它的残忍：林晚是"知觉加权模型"的设计者之一。
也就是说，全人类的记忆压缩器在决定"什么不重要"的时候，用的是她参与制定的标准。每天有几百万人的往事被精简，被精简掉的部分——光线的角度，气味，沉默的长度——是她和她的团队定义为"低权重"的。
一个相信遗忘的人，给整个文明设计了遗忘。
她的办公室在存真公司的十九层，桌上摆着一张打印出来的纸，是香农一九四八年那篇论文的某一页，率失真理论的部分。她在页边用铅笔写了一行字：
"给定失真，存在最短的描述。——他在讲爱情。"
我问过她这是什么意思。她说："率失真定理说的是，如果你能接受一定程度的失真，那么任何东西都存在一个最短的讲法。反过来也一样——你想把一个东西讲得多短，就得接受多少失真。"她用铅笔尾端敲了敲那页纸，"人这一辈子，到最后给爱下的那个定义，就是把几十年压缩成一句话。失真大得吓人。可是没办法，带宽就这么多。"
"那你给咱们俩的最短描述是什么？"我问。
她想了想，认真地想，然后说："还没收敛。"
她死于二一一三年七月九日凌晨。脑动脉瘤，原脑者的经典死法之一，二十一世纪式的、谁也没有防备的死。她六十二岁，按她那一代原脑者的标准算正常寿命的中段；按我的标准，我们的婚姻只进行了百分之四。
她死前的最后一段时间在医院。最后一晚我守在床边，她已经说不了完整的话，手指在我手背上一下一下地点，像发报。我后来用了三个月分析那段触觉记忆，试图把它解码成摩斯电码、二进制、任何东西。
不是电码。就是手指。一个人在确认另一个人还在的手指。
这段记忆四百毫秒一帧，全在分区里。这就是我不肯压缩的东西。现在你知道了。
阮老太太在审计结束两周后回来找我。行业里这叫"二次确认",通常意味着客户后悔了。
她没有后悔。她带来一个纸盒子。
"我想让你看一样东西。"她说着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条红围巾，粗毛线，针脚不齐，旧得发脆。
"事故前那个冬天，我给他织的，"她说，"还没寄出去，人就没了。这条围巾在我衣柜里放了八十年，我从来没把它和他放在同一段记忆里——他从来没戴过它，怎么会在一段记忆里呢。"
她抚平围巾上的一道折痕。
"可是压缩器把它围到了他脖子上。"
我按行规向她重新解释了一遍伪影的成因：模型在填补细节时检索了她全脑的关联数据，围巾对"儿子"这个概念的情感权重极高，于是被错误地织进了场景。这是故障，我说，是统计学，不是奇迹。
老太太听完，点点头，说："小伙子，我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机器比你岁数都大。我知道这是故障。"
她把围巾叠好，放回盒子。
"但是你想过没有，它为什么不往他脖子上画一条蓝围巾？画一条围巾，容易；画一条针脚不齐的红围巾，画我织的那一条——它得先读懂我欠他什么。"
她站起来要走，到门口又回头：
"压缩器读到的不是发生过的事。是我想要发生的事。这两样东西，"她说，"隔着八十年，我已经分不出哪个更真了。也不想分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站在厨房里，发现灶上有一锅烧干了的汤。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坐上去的。前向有损模式吃掉了那段下午。我看着焦黑的锅底，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再这样下去，最先被牺牲的不是我的现在——
是分区本身。当大脑的运行内存被挤压到极限，检索功能会开始出错。我会守着一座完美的图书馆，然后忘记怎么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