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一中的教学楼有三层，灰白色的外墙，走廊里终年弥漫着一股粉笔灰和食堂油烟混合的气味。一楼是初一，二楼是初二，三楼是初三。从一楼走到三楼，一共七十二级台阶，陈奇数过。
他被录取了。那次考试，数学满分，语文差强人意，英语勉强及格，总分恰好过线。王老师送他到校门口，从口袋里掏出两百块钱塞给他，说：“拿着，买点吃的。“陈奇不肯要，王老师硬塞进他的书包里，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喊了一句：“别给你爸说！“
陈奇看着王老师的背影消失在县城街道的人流里，忽然觉得鼻子发酸。但他忍住了，转身走进了校门。
重点班叫“实验班“，全班四十人，是从全县各乡镇招来的尖子生。陈奇入学时排在第三十七名，几乎垫底。他很快发现，这里的同学和他以前见过的所有同学都不一样——他们做作业的速度比他快，课堂上的反应比他灵敏，甚至有人已经在自学高中的课程。第一天晚上自习课，他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看周围的人埋头刷题，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像一群蚕在啃桑叶。他忽然生出一个念头：也许自己并没有什么天赋，不过是陈庄这口小井里的大鱼，到了大海里，不过是一条最普通的沙丁鱼。
但这个念头很快就被另一样东西冲散了。
那样东西叫图书馆。
县一中的图书馆在教学楼后面的一栋平房里，青砖墙，水泥地，门口挂一块掉漆的牌子。陈奇第一次走进去是入学后的第三天，午休时间，别人都回宿舍了，他沿着走廊闲逛，无意间推开了那扇门。
图书馆不大，大约六七十平方米，三排书架，靠墙还有两个铁皮书柜。光线从两扇高窗里落进来，照出空气中缓慢飘浮的灰尘。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坐在门口的桌后，低头织毛衣。
陈奇在书架之间走了一圈。大部分是教辅和文学名著——红与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鲁滨逊漂流记——但最里面那排书架的最下面一层，他发现了不一样的书。
一套三本的《高等数学》。
一本《线性代数》。
一本《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还有一本，书脊上印着烫金的字：《数论导引》，华罗庚著。
陈奇蹲下来，抽出那本《数论导引》，翻开扉页。上面盖着一枚蓝色的公章——“县一中图书馆“——旁边有一行钢笔字，墨水已经洇成棕色：“赠：一九八五年数学教研组“。
一九八五年。他出生那一年还是一九九几年，这本书的年纪比他还大十来岁。
他翻到第一页，读了第一行：
“整数是数学的最古老的，也是最基本的研究对象。“
多么朴素的一句话。但就在这朴素之下，陈奇感到了一种深邃的力量，像是一口老井，上面盖着石板，你掀开石板，看见井水幽深，倒映着天空，而你知道井底通向更远的地方。
他把书借了出来。老太太看了他一眼，大概觉得一个初一的学生借这种书有点古怪，但什么也没说，只是在借书卡上盖了章。
从那天起，陈奇的午休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他像一条鱼，从初等数学的浅水区游向高等数学的深海，虽然常常呛水，但每一次浮出水面，都看见了更辽阔的风景。
他开始学会和孤独相处。在实验班，他几乎没有朋友。不是他不想交朋友，而是他不知道怎么和别人聊天。同学们聊动画片、聊游戏、聊哪个明星好看，他插不上话。他脑子里想的是整数的性质、方程的根、几何图形的对称性——这些东西没法用来聊天，说出来只会让人觉得奇怪。
唯一和他走得近的是一个叫方远的人。方远坐在他前面一排，长着一张圆脸，笑起来露出两颗虎牙，看着比实际年龄小两三岁。方远不是数学最好的，但他是全班最“奇怪“的人——他随身带一个围棋盘，课间就在桌上摆棋子，自己和自己下。
“你怎么不和别的人玩？“有一天，方远转过头来问他。
陈奇想了想，说：“他们聊的东西我不懂。“
“那你看不看书？“
“看。“
“看什么书？“
“数论。“
方远眨了眨眼，似乎没听懂，但也没有追问。他拿起一颗黑子，啪地拍在棋盘上天元的位置，说：“下围棋不？“
“不会。“
“我教你。围棋的规则比象棋简单，但变化比象棋多。你知道围棋有多少种可能的棋局吗？“
“不知道。“
“大概十的一百七十次方。比宇宙里的原子数还多。“方远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和陈奇发现一个新定理时的表情一模一样。
陈奇愣了一下，然后说：“你怎么知道的？“
“书上看的。我这人记性好，什么东西看一遍就忘不了。“方远咧嘴笑了笑，“但是记性好也有坏处——乱七八糟的东西也忘不了，脑子里挤得慌。“
就这样，两个“奇怪“的人成了朋友。午休的时候，一个看书，一个下棋，偶尔交流几句。陈奇发现方远的思维方式和他不同：方远擅长记忆和计算，脑子里装着无数条信息，随时可以调用；而陈奇擅长抽象和推理，他喜欢从零开始，用最少的假设推出最远的结论。
有一次，方远问他：“你觉得数学是什么？“
陈奇当时正在看《数论导引》里关于素数的那一章，头也没抬地回答：“数学是一种语言。“
“语言？“
“对，描述世界的语言。普通语言说不清楚的东西，数学能说清楚。“
方远想了想，说：“那围棋呢？围棋算不算一种语言？“
陈奇抬起头，看着棋盘上黑白交错的棋子，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也许算。但我不懂它的语法。“
方远哈哈大笑，说：“那我教你语法！“
但陈奇的“语法课“很快就被打断了。
初一下学期，陈建国在工地上出了事。脚手架塌了一截，他从三楼的高度摔下来，右腿粉碎性骨折。工地上赔了一点钱，但不够做手术。陈奇的奶奶打电话到学校，让他回来一趟。
陈奇请了三天假，坐班车回了陈庄。到家的时候，陈建国已经从县医院回来了，躺在堂屋的床上，右腿打着石膏，脸瘦得脱了相。看见儿子进来，他想坐起来，但动不了，只是伸出左手，在空中摸了摸。
“奇。“他叫了一声，声音比陈奇记忆中的苍老了许多。
“爸。“
“你吃饭了没？“
“吃了。“
“学校里伙食咋样？“
“挺好的。“
父子俩对话总是这样，短促、笨拙，像两块石头碰在一起，没有回响。陈奇站在床边，看着父亲打着石膏的腿，心里翻涌着说不清的情绪——不是悲伤，不是恐惧，而是一种冰冷的清醒。他忽然明白了，生活不是一道可以化简的方程，有些变量你无法控制，有些解你永远得不到。
晚上，他听见奶奶在隔壁房间低声和邻居说话：“建国的腿好歹保住了，就是以后干不了重活了。那个女人也不回来，电话打了几十个，就是不接……“
陈奇躺在床上，睁着眼，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纹。月光从窗棂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地上画出一条条白线，交错的，像一张网。
他想到了一个数学问题：如果一个人的命运是一个函数，那么自变量是什么？是出身？是努力？是偶然的事件——比如一根脚手架的断裂？
他不知道答案。但他知道，数学不会因为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就不存在。素数不会因为你不理解它就不是素数。π不会因为你的尺子量不尽就不是一个确定的值。数学有一种冷酷的坚定，不依赖于任何人的悲喜。
这种冷酷的坚定，反而在那一刻给了他一种奇异的安慰。
回到学校后，陈奇更加沉默了。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学习和看书上，早上五点半起床，晚上十点熄灯后还打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他的成绩从三十七名慢慢上升，到了初一期末，已经到了第十名。数学，始终是满分。
初二开学，换了一个数学老师——张明远，也就是王老师写信联系的那位教导主任。张明远四十出头，头发已经花白了，但精神头很足，走路带风，说话声音洪亮。他是全县唯一的数学特级教师，教了二十多年书，带出过省奥赛一等奖的学生。
张明远第一次注意到陈奇，是在一堂关于二次方程的课上。他出了道超纲的题：证明方程x²+px+q=0的两个根之和等于-p。
全班鸦雀无声。几分钟后，陈奇举了手。
“用韦达定理。“他说。
“韦达定理是结论，我要你证明它。“张明远说。
陈奇想了一下，说：“设两个根是α和β，那么x²+px+q可以写成(x-α)(x-β)。展开，得到x²-(α+β)x+αβ。和原式比较系数，α+β就等于-p。“
张明远放下粉笔，认真看了陈奇一眼。他见多了会背公式的学生，但很少有学生能用这种从定义出发、一步步推导的方式思考问题。
“你叫什么名字？“
“陈奇。“
“哪个奇？“
“奇怪的奇。“
张明远笑了一下，说：“人不可不奇，尤其是做数学的人。数学又是需要说话的——说出来，写出来，让别人看见。“
这句话，陈奇记了很多年。
课后，张明远把陈奇叫到办公室。办公室在三楼尽头，窗外是一棵老梧桐树，叶子快落光了，枝桠上挂着几只灰扑扑的鸟巢。张明远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厚厚的书，封面是天蓝色的，上面印着几个大字：《数学奥林匹克教程》。
“你拿去看，“张明远说，“看不懂的来问我。每周五下午最后一节课，你来我办公室，我单独给你讲。“
陈奇接过书，沉甸甸的，像一块砖头。他翻了几页，看见了许多从未见过的题目类型——数论证明、组合计数、不等式放缩——每一个都像一扇紧闭的门，门后藏着未知的房间。
“张老师，“陈奇忽然问，“数学的尽头是什么？“
张明远正在倒茶，听到这个问题，手一顿，茶水差点溢出杯子。他慢慢放下暖壶，转过身来，看着面前这个瘦瘦小小、脸色苍白的男孩。
“你问的是数学的尽头？“
“嗯。就像……数数，一直数下去，有没有一个最大的数？定理，一直证下去，有没有一个最后的定理？“
张明远沉默了很久。窗外，一只乌鸦落在梧桐枝上，叫了一声，又飞走了。
“我不知道，“他终于说，“但我知道一件事——数学的尽头不在答案里，而在问题里。一个好的问题，比一百个答案都值钱。“
陈奇抱着那本书走出办公室。走廊很长，光线昏暗，两边的墙壁上贴着名人名言和考试光荣榜。他走在走廊里，脚步声空旷地回响着，像是走在一条通向远方的隧道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