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那边的消息越传越远。白姐的信渐渐少了，但每隔一段时日，总有人顺路带来一句话——她在山那边扎了根，又立了三根木条，学堂也开了起来，收的十几个孩子里，有一半是男孩。
那年秋天，镇口的石碑终于被人重新描了字。原先那个“安”字已看不清了，如今旁边又多刻了两个小字：“杏花”。来往的人停下来看一看，念一声，然后继续赶路。王拴柱媳妇说，镇公所已经打算在祠堂门口立一块正式的牌子，到时候把“听风”两个字也刻上去。
那棵新槐树苗已经长到了膝盖高。我每天早晨路过的时候会看一眼，看它今天比昨天高了多少。江雪尘有时候蹲在它旁边松土，用小铲子把板结的泥块敲碎，然后用手把土面抚平。她做完之后就站起来在衣摆上擦擦手，不说多余的话。杜嬷嬷在那棵小槐树旁边埋了半截旧瓦片，插在土里，像是给树根留了一个标记。
入秋后的一天傍晚，我和江雪尘坐在枣树底下。她手里握着一根削好了的柳条环，放在掌心看了看，递给我。“新编的。”
我接过来低头看，柳条环编得比之前那根细一些，紧一些。我把它套在手指上试了试，刚好。“你什么时候编的？”
“这阵子有空就编。想着要是哪天山那边的人来了，可以送一根给他们。算是个念想。”
我看了一眼窗台上那根旧木条，还在旧茶壶旁边立着。又低头看了看手上这圈细柳条。不是非要带在身上的才算印记。落在风里的，埋在土里的，刻在木条上的，长成树的，走着走着自己就长出来的——都比握在手心更牢靠。
远处河面上传来一声船笛，低低的，像谁在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杜嬷嬷的铜铃从灶间门口响了一声，又响了一声，像是在敲着桌子等我们回去吃饭。我站起来拍了拍膝上的灰，江雪尘也站起来，我们并排往灶间走。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院子——枣树、槐树苗、新砌的台子、那根插在泥土里的小木桩，还在暮色里安安静静地站着。
春天还会来。树还会长。那些话还会有人传。她走在我旁边，手里还攥着一根编到一半的柳条圈。这根会被送给下一个翻山路过的人，而那些被风吹散的话，最后都会找到落脚的地方。它们会落进土里，长成新的树。等风再从山那边过来的时候，它们会替我们听见远方的声音。
（全文完）
